（第一节建国前的经济社会状况）
建国前，东乡族经济社会发展十分缓慢，没有现代工业，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主体经济结构基本上仍属于十分落后的、封建封闭式的小农经济。在东乡族经济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耕作粗放，工具简陋，加之自然灾害频繁，作物产量低而不稳。作为农业经济补充成分的手工业、商业、副业发展水平也很低，手工业主要是织褐、擀毡、制革、钉补瓷器以及制造铁器、木器、石器等，商业主要是一些小商小贩和集市贸易，副业则以饲养牲畜、跑“脚户”、撑筏子、当“麦客子”等为主。
东乡族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可上溯至明代。数百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劳作，东乡的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之下，这种发展是非常有限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仍然十分落后。主要生产工具是杠子、犁头、镢头、铁锨、木锨、木权、榔头、连枷、石碾、石磨等。沿袭了几千年的木制和石制的工具在农业生产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牲畜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和运输工具，以毛驴为主。一些无耕畜的农民，耕地多用人力，三人共拉一犁，一日仅犁半亩地。主要的农作物有洋芋、青稞、燕麦、小麦、大麦、糜子、大豆、胡麻、菜籽等，其中以洋芋、青稞的产量较高，播种面积较大，是东乡族劳动人民主要的食粮。
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普遍是落后的浅耕粗播，加上土质瘠薄，肥料短缺，常年干旱缺水，水利设施极少，因而只能广种薄收。40年代末，东乡地区有耕地43万余亩，其中水地6700亩，仅占耕地总面积的1．6％，粮食总产量1150余万公斤，平均亩产仅45公斤（粮食播种面积25万余亩），人均占有粮食只有110余公斤。贫困农民终年辛勤劳动，仍常受饥馁之苦，生活极其艰辛。
长期以来，由于东乡族的社会生产力低下，地主经济不甚发达，绝大部分群众自耕自足，土地过分集中的现象不太严重，形成两头（极富极贫）少中间多的社会成分结构。东乡族地主阶级在其构成上有自己的特点，即大部分都是中小地主，大地主较少。清末至民国时期，东乡族地主经济有所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日增，出现了少数大地主，有的大地主占有土地达千亩以上。这少数大地主一般均是地主、官僚相结合，并兼营商业。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一部分东乡族贫苦农民失去土地，沦落为长工、短工和佃户，生活更加贫困。
东乡族的手工业基础薄弱，大都是农民兼营。在各类手工业中，以织褐和擀毡最负盛名。褐子用羊毛制成，一般可以做成衫、裤、被面等。其颜色有黑、白、红三种，虽然粗糙，但牢实耐穿，价格便宜，故受到东乡族农民喜爱。在褐匠中，完全用自己的原料，织成后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很少，一般以受雇请到农民家中织褐为主。东乡族几乎每户农民都养羊，每年都能积存一些羊毛，家境好的农户，一年能请褐匠织褐10米多。同织褐一样，擀毡在东乡族中亦较普遍。擀毡时所使用的工具既简单又原始，工序也不复杂，主要为弹毛、铺毡坯、洗毡、搓边溜角等，一般需要三四人合作，其中有一人的技术较高，称为“把式”。东乡人擀的毡种类较多，有春毛毡、秋毛毡，还有沙毡和绵毡，是以擀毡所用的羊毛的产季不同（春天、秋天）或品种不同（山羊毛、绵羊毛）而分，其中以秋毛毡和绵毡为佳。东乡毛毡隔潮保温、结实耐用，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东乡族群众视其为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女孩子出嫁，嫁妆中往往就有毛毡。
东乡族把专门制作皮制品的人称“毛毛匠”。毛毛匠制作皮制品时，先把绵羊皮和山羊皮鞣成熟羊皮，然后裁制所需的皮衣、皮帽等。毛毛匠一般在自己家中承制皮制品，也可被人请去制作皮衣等。
褐匠、毡匠，还有毛毛匠，除在东乡当地做工外，还常常身背沉重的工具，二三人结伴，远去河西走廊、内蒙古草原，替人织褐、擀毡、缝皮袄以谋生。
东乡族中专门钉补瓷器的手工业者叫“钉匠”。钉匠除固定设点外，多以挑担在集市上流动作业为主。两个箱子，一根扁担，内装风箱小火炉、工具抽屉，置些小铁砧、小铁锤、金刚钻等，随时随地便可设摊钉补。人们的碗、碟等瓷器家什以及眼镜、铜壶、火锅等破了，都送到钉匠那里去钉补，以继续使用。40年代，在东乡地区从事钉补业的即达100余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人民生活的贫困。
铁匠、木匠、石匠在东乡族中很早就已出现，但由于原料、技术等的限制，特别是受农业经济凋敝的影响，没有发展起来，也未形成较大的作坊或工场。直至民国时期，东乡族中才有了铁匠作坊，分布在东乡地区的锁南集、百合乡、大坂乡等地。木匠、石匠则继续以给人做零活为主，没有固定的做工场所。
染房是民国初年才在锁南集、唐汪集等地东乡族中出现的手工业作坊，工艺简单，仅能染青、蓝二色，用的颜料靛及灰硷是从临夏买来的。此外，进人民国时期后，东乡族人民已开始自制土盐。制盐的方法有煮、晒两种，在扎木赤、红崖子和那勒寺等地都有生产土盐的匠人，产品销售于东乡各地。土盐的质量虽不如青海盐，但由于价格低廉，为东乡族劳动人民所常用。
商业在东乡族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甚小，除极少数官僚地主兼营商业外，很少有坐商及专以商业为生的人。集市贸易和小商小贩构成了东乡族商业的主要内容。早在清代，东乡地区就出现了锁南、唐汪、汪家、那勒寺、兴同、尕扎、达板等贸易集市，但规模都不大，贸易并不兴旺0民国时期，增加了耶松大巴、尕麻、赤斯拉务、红泥滩、红崖子等集市，原有的唐汪集又发展为唐家和汪家两集。锁南集是当地最兴隆的集市，集上除布店、饭店、旅店、铁器铺、首饰铺外，还开设有粮食市、山货市、柴草市、瓜果市、羊市、骡马市、羊毛市、毛毡市等各种专业市场。当集之日，当地群众各自携带农副产品前来赶集交易，邻近地区的一些商人也会赶来做生意。由于农业经济的凋敝，手工业的不景气，从根本上制约了集市贸易的发展，使这种贸易始终在简单交换的较低层次上运行，带有贩卖的性质，而难以上升到真正的现代商业的范畴。
小商小贩基本上是东乡族农民，都是因农业生产的收入不能维持生活而兼做一些小买卖，以补家用之不足。他们除在东乡各地赶集交易外，有的还进行长途贩运。如“羊贩子”，凑些小本钱，往返于甘南或宁夏、固原等地，夜宿荒滩，昼餐野地，赶上几头牛、羊，到城乡贩卖，赚取微利；有的深入远离集市的偏僻农村进行交易，如“担子客”，肩挑百余斤，走乡串户，以物易物，换取羊皮、鸡和鸡蛋等，然后到兰州、临夏等地出售，购得铁锅、陶器等日用品，再回乡交换，经年累月，循环往复。
东乡族农民大都从事一些副业，以增加一点收入，养家糊口。如牧养一定数量的羊、牛、驴、马等，因为畜粪可作农肥，羊毛可织褐、擀毡，牛羊皮可制作皮制品，牛羊肉可食用，牛、驴、马又可耕田、运货或骑乘。又如跑“脚户”，赶上自家的牲畜，受人雇佣，驮运货物，近则往返兰州、临夏，远则东行包头、宁夏，西走河西、新疆，南至四川和青海的藏区。跋山涉水，顶风冒雪，有时终年才得一归。东乡族脚户的数量很大，因为他们吃苦耐劳，善走山路，诚实可靠，故颇受商贾用户称赞，信誉甚高。再如撑筏子，水手（或称“筏子客”）们或撑着木排筏子在黄河、洮河的惊涛骇浪中，冒着风险，劈波斩浪，远走兰州、宁夏等地去运木材谋生；或撑着羊皮筏子，夏秋两季在洮河、大夏河上做渡工，辛勤往返，渡人过河。据统计，至40年代末，在沿黄河、洮河、大夏河一带的东乡地区农民中从事撑筏子的甚多，其中红泥滩有230户，达板有310户，陈家有80户，黑石山有42户，红庄有48户，唐汪有200户，喇嘛川有100户，总计达千余户。还如当“麦客子”，按农时季节，由东到西赶“麦场”，替人打零工收割田禾。
“脚户”、“水手”、“麦客子”等远出艰难谋生的农民，在当地通称为“出门人”。出门人不仅谋生艰辛，有时还有出无归。
总之，建国前东乡族社会经济发展滞缓，百业衰微不振，东乡族劳动人民生活贫苦，终岁辛劳，仍难维持温饱，一遇灾荒之年，更是雪上加霜，许多人食不果腹，被迫外流逃荒，远走他乡。据统计，至建国前夕，东乡人离乡流落在外者达6万人以上，约占当时东乡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说明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桎梏下的个体小农经济极度单薄和脆弱，既经受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更抵御不住封建地主经济的束缚和限制。这种落后的、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只有经过大规模的、深刻的社会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才能使东乡族经济社会发展掀开新的一页。
（第二节土地改革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