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东乡族人民曾遭受沉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生活最苦。为了争取生存，东乡族人民曾英勇不屈，前仆后继，与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同时，也同全国人民一道，英勇搏击，汇成了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巨大洪流，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终于取得彻底胜利，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
清顺治四年（1647），东乡族人民就积极参加了米刺印、丁国栋所领导的回民起义。1648年3月，以闯塌天为首的东乡族起义群众和回族起义军一道攻占了临洮，5月又攻克河州城。参加这次起义的，不仅有回族、东乡族、撒拉族，而且还有汉族以及河湟（今甘肃临夏和青海东部地区）一带的藏族人民。这次起义历时一年有余，聚众10余万，声势浩大。这次起义虽在清军重兵围剿下失败，但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清乾隆四十六年（1771），在青海循化爆发了以苏四十三为首的撒拉族、回族人民的起义，东乡族人民奋起响应。当起义的人们到达东乡地区，受到了东乡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锁南坝、唐汪川、洪济桥（又名大湾头）等6处的群众，纷纷参加了起义部队，其他地区的群众也帮助他们扎筏渡河，驮运粮食支援起义军，向兰州进攻。当时参加起义、随去兰州的有六七百人。起义失败后，清廷借口“办理善后”疯狂进行大屠杀。参加起义的群众，凡成年男子全部被杀光，妇女送伊犁“给兵丁为奴”，男孩送云南“监闭”。清廷又给陕甘总督李待尧下令：“将甘肃通贼新教回众，不动声色密行查办，远遣斩绝根诛。”并且拆毁新教寺，各乡设“回约”、“寺约”，担保不发生违禁等事，进一步加强了对东乡族人民的统治压迫。
清同治元年（1862），东乡族几百名青壮年潜往陇东一带，准备参加以回族人民为主的反清起义，因没联络上，在返回途中经临洮时，与官府发生冲突而起义。起义迅速扩散到全东乡。东乡北庄的马悟真成了这次起义的首领。起义军在攻打河州的时候，东乡人民和河州以回族马占鳌为首的起义军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清军。在1871年着名的太子寺（今广河县城）战役中，清军的进攻被粉碎。左宗棠的先锋官傅宪宗被击毙，提督总兵以下的将官死了数十名，40营清军全线溃退洮河以东。这是起义军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也是左宗棠在镇压西北各族人民起义中最大的一次惨败。
太子寺战役大败清军以后，起义军不少将领主张乘胜进攻左宗棠的安定大营。但起义军首领马占鳌却说服了马悟真等，在起义军取得重大胜利时投降了清政府。就这样长达十年之久的河州回族、东乡族人民的起义，竟以“胜利投降”而结束。马占鳌、马悟真接受了左宗棠的“整编”，被分别授以统领兼中旗管带和左旗管带的职位，一跃而变为清廷的代理人。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侵入中国。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驻守在北京“甘军”中的东乡族士兵，在五统领马福寿（与当时回族将领马福禄之弟马福寿同名）的率领下，与穷凶极恶的八国联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当时参加抗击八国联军的东乡族将领，还有马忠孝，他是东乡八素赤人，也是甘军的一个统领。1900年，他从东乡招募了不少东乡族青壮年，随甘军开赴北京参加战斗。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东乡族儿女在义和团的影响下，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英勇顽强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光绪二十一年（1895），循化一带的回族、撒拉族举行起义，东乡族在闵福英的领导下随即响应，在双城战斗中，清军全军覆没，河州总兵汤彦和只身逃往兰州。闵福英继续率领起义军围攻河州。10月，清王朝派董福祥率军前来河州镇压起义军。起义军失败，闵福英等被害，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在东乡人民的斗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进军河西时，马步芳命令各地组织民团，强拉民夫，修筑工事，企图阻挡红军。当时抓去的民工中互相传说：“红军是打地主土豪的，是保护穷人的。”东乡族人民盼望着红军早日来到。红军当时虽然没有路过东乡，但红军的影响在广大人民中广为传播。此后，一批东乡族的青年牟得彪、马占海、马得荣等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者对东乡人民压迫、掠夺最黑暗的时期，党曾多次派遣共产党员深入东乡地区，建立党的组织，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地下斗争，并且派遣了一些东乡族的地下党员赴陕甘宁边区学习，培养了一批东乡族干部。在全国革命形势的鼓舞下，东乡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1943年，甘南地区（甘肃南部20多个县）爆发了汉、回、东乡、藏等民族共同联合的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农民大暴动，参加起义者达10余万人，其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团结之紧密，是西北农民起义斗争中所罕见的，也是甘肃民族关系史上一曲团结对敌的赞歌。东乡族起义军在东乡族马咱尔东旅长的带领下，在康乐朱家山战役和临潭新城战役中冲锋陷阵，屡建战功。马咱尔东在临潭战役中光荣牺牲。
这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在国民党军事镇压下失败了，参加起义的大批东乡族农民遭到了残酷的杀害。但是，东乡族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从未停息，这种斗争一直坚持到解放。
东乡族人民经过数百年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8月22日得到了解放，从此，东乡族人民获得了新生，走上了幸福的道路。
(第四节东乡族语言)
东乡族有民族语言，无民族文字。在东乡县境内和其他地区聚居的东乡族，绝大部分人在本民族和本地区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使用本民族语言。与东乡族杂居的不少汉族也能流利地说东乡语。随着现代社会广泛的交际，汉语的学习使用越来越普及和广泛。
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与同语族语言相比较，东乡语有不少自己的特点。语言方面元音没有长短的对立，基本上与蒙古书面语相当。语法方面，基本语法范畴与同语族语言是很接近的。词汇方面，包含相当数量的跟同语族语言同源的词，东乡语与现代蒙古语有近一半左右的词汇相同或相似；借词的比例大，借词的方式多样，是东乡语词汇的显着特点。东乡语没有方言的差别。根据语音和某些词语的差别，可以划分三种土语：锁南坝土语、汪家集土语和四甲集土语。这三种土语之间在一些词的说法上也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往往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借词和不同来源的借词造成的。
东乡语中有相当一部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的词汇。对于这些词汇，过去一般看作是措词，现在认为应把这些词汇看作语言的底层，即应看作是东乡语言保留下来的回回色目人的固有词汇。这些语汇中的阿拉伯语词汇如“阿兰”为宇宙，“哈拉目”为禁止的，“伊必利斯”为挑拨离间者，“儒亥”为心灵，“阿格里”为智慧，“随弗提”为品德，“索德格”为施舍之物等等。波斯语词汇如“朵斯”指朋友，“阿斯芒”指天空，“阿布得斯”指沐浴，“乃麻孜”指礼拜，“五巴力”指可怜等等。突厥语词汇如：“阿娜”指母亲，“巴匝”指城镇，“除顾”指筷子，“卧娄”指杏子等等。这样的词汇，是群众日常用语的一部分，在东乡语中起着底层语言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东乡族与外界的交往联系更加密切广泛，为了适应发展变化了的社会需要，东乡语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汉语借词的大量增多，这是因为现代生活中新出现的大量新词汇在以前的语言中没有，只有接受汉语借词，这样东乡语的汉语借词越来越多，使东乡语更加丰富，表现力更强了。现在东乡族人民学习、使用汉语的人日益增多。在学校普遍进行汉语教学，也有一些小学采用汉语、东乡语两种语言教学。现在从学校到家庭，从男子到妇女，从城镇到农村偏僻山区，多数人能够直接进行一些简单的汉语交谈。初中以上受过教育的学生、干部和部分农民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汉语的影响在不断深入，这是历史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东乡族有民族语言，没有民族文字，汉文是通用文字。历史上，东乡族人民只有少数人认识和使用汉文，也有人借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使用小经文字，但不普及。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学习汉语语言文字的自觉性日益提高，人数在逐步增多。学校是传播汉语语言文字的主要场所，在推广使用汉语语言文字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过去的实践来看，东乡族人民直接学习、使用汉语语言文字，有助于及时了解、吸收、掌握各种信息；有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和使用；有助于同各兄弟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但也存在着东乡族语言的淡化和流失问题。同时，由于民族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语言障碍及东乡族人民中文盲、半文盲所占比例较大，因而东乡族人民直接学习、使用汉语语言文字，在实际运用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在小学以至中学表现得尤为突出。认真研究和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是民族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五节宗教信仰）
东乡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东乡族人口在全国10个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中占第四位。伊斯兰教对东乡族的形成发展、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有着深刻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东乡与西北其他一些地区在伊斯兰教中出现了教派和门宦。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东乡族自治县认真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障了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东乡族信仰伊斯兰教，并不是在东乡族形成之后开始的，伊斯兰教早就是“回回人”的宗教信仰。在13世纪20年代开始和蒙古人一起来到东乡地区的回回色目人，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教在回回色目人中并在东乡族形成过程中起了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作用。伊斯兰教成为东乡族全民共同的宗教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