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三个特有民族之一的东乡族，主要聚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东乡族因比较集中地居住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古称河州，以河州城为中心，城周围分东、西、南、北四乡）以东，便由此得名东乡族。州内的积石山县、临夏县、和政县、广河县、康乐县、临夏市等地也居住着一部分东乡族。还有一部分散居在新疆、宁夏、青海等省区。东乡族早在元、明时期已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但在旧中国一直未被承认，只以“东乡回”称之。这是因为东乡族在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方面，基本上与临夏回族相同，在历史文献上常把它归属于“回回”民族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1954年经过民族识别工作，尊重本民族意愿，确定为东乡族。在其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成立了东乡族自治县。东乡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东乡族的词汇中，汉语借词较多，也有不少突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东乡族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没有文字，现在使用的是汉文，绝大部分群众懂汉语。
(第一节自然环境与物产资源)
一、自然环境
东乡族集中聚居的东乡族自治县位于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北部，东有洮河，与定西地区的临洮县隔洮河相望，南与广河县、和政县接壤，西临大夏河与临夏市毗邻，北有黄河（今刘家峡水库）与永靖县相连。县城设在自治县中部偏西的锁南坝镇。全县总面积1462平方公里。东乡族自治县三面环河，西北有黄河流经其境约30公里，汇集在蔚蓝的刘家峡水库，碧波荡漾，甚为壮观，成为黄河上游的一颗明珠；东有洮河环绕流经边沿地区约70公里，沿岸风光秀丽，土地肥沃；约有20公里的大夏河从西南流过，河畔有着名的马家窑古文化遗址；南面有广通河潺潺流过。沿洮河和大夏河的唐汪川乡和喇嘛川乡有盆地特点。沿河地区比较平坦，十分有利于灌溉。自治县腹地是群山垒垒，连绵不断，没有河流。自治县境内呈方圆形，地势高峻，中间高突，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交错，虽三面环水，却有80％左右的地方为山区，干旱缺水，植被稀少，土地支离破碎，自然条件极为严酷。全县大部分地区海拔平均在2000米以上，最低为1736米，最高的董家岭海拔达2664米。
从地貌上看，山脉无明显走向，基本上以县城锁南坝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好像一把撑开的伞或古树根状，向周围辐射状地伸出15公里-20公里长的6个大梁夹着6条山沟。由这些大梁大沟又分出几十条支岭、支沟，形成一幅绵延层叠、纵横穿插的山峦图景。自治县地貌属切割破碎的黄土地貌。山坡陡峭，切割较深，悬崖绝壁处处皆是。坡陡沟深，呈“V”字形状，“隔沟能说话，握手走半天”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几百年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曾使森林覆盖、水草丰美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岩层裸露，黄土覆盖极薄，以致“山高和尚头，沟深无水流”。
东乡族自治县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衔接地带，基本上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土壤除沿河平川地区多为淤泥土、土层深厚、肥力较大外，山地大多是黄绵土（俗称大白土），山根多为红土，土质松散，易于水土流失。由于自然因素及人类活动对土壤的影响，经过漫长的年代，土壤表层腐植质积累较少，土质贫瘠，保肥、保水能力差，抗旱性能更弱。春旱和春末夏初的干旱，十年九遇，加之地下水位低于500米以下，因此，这里的干旱就是以土壤干旱为主。而土壤干旱的程度，又深受自然降水量的影响。所处的地理位置，属大陆性高原干燥气候的特点。这里冬长夏短，春秋连绵，冬天无严寒，夏天无酷暑，年平均气温4．9℃，夏季平均气温只有15℃左右，绝对最高气温为28．8℃，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22℃。无霜期短，日照丰富。无霜期年平均为138天，全年日照时数2500小时以上。降水偏少，分布不均匀。年自然降水量一般为2130毫米-500毫米。干旱是该县最常见、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自然性灾害还有低温、霜冻、洪水和暴风等。
山体滑坡的地质性灾害频繁发生。那勒寺北山一带，从果园乡至达板，长约20公里，是个古滑坡带，现沟川地农田，都是往日滑坡的堆积土层。近百年来，曾发生6起山体滑坡，压埋人畜，摧毁房屋、农田，造成严重灾害。1983年3月7日，果园乡洒勒山发生罕见的大型重力滑坡，山体顶部由海拔2283米降为2193米，跌落90米，滑坡厚度约210米，垂直断面约300米，滑落土方约5500万立方米。泥土覆盖面积东西方向1900多米，南北方向1600多米，总面积约1．52平方公里。滑土形成一股巨浪，倾泻而下，霎时使平川变为丘陵。有9个生产合作社受重灾，70余户人家被毁，220人遇难，27人重伤，235人无家可归，损失财产达120多万元。这次滑坡受灾后，省、州、县各级人民政府非常重视，组织大批力量进行抢救人畜，移地安置，帮助受灾农民重建家园，拨发救济粮款，使受灾农民迅速恢复生产生活。
二、物产资源
东乡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十分贫乏，虽在东塬乡毛沟一带发现金属矿产锰，在达板、拱北滩等地有群众筛选黄金，但存量极少，没有开采价值。存量较多的是非金属矿产石英石、石膏、红粘土。石英石分布在龙泉、考勒、河滩等地方，储量约为336万吨，是制作玻璃的原料，又能从中提炼铁合金。石膏矿藏比较丰富，储量约有200万吨。红粘土主要分布在县境西南部海拔1750米-2330米之间的地段，在洮河、大夏河沿岸有分布，是制作瓦、陶器等的原材料。
县境内土地资源贫瘠，地形复杂，干旱少雨，坡陡洼多，可利用的耕地不多。全县有耕地面积39万多亩，占总面积的17％。其中山坡地31万多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3％。全县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主要有春小麦、玉米、洋芋、豆类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胡麻等；经济林果主要有大接杏、桃、梨、花椒等；牲畜主要有牛、马、羊、骡、驴等。东乡县的洋芋，产量稳定，淀粉含量高，个大味美，大量远销于省内外，在本地加工的洋芋淀粉已销往上海、山东及南方许多省份。
(第二节民族形成与民族渊源)
自13世纪初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来自不同地区、部族或民族的一些人聚居在东乡这块土地上。他们共同生活、互相学习、逐渐融合，到了明代，终于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东乡族。东乡族人民同其他各民族一道，共同开发了东乡这块土地。东乡族虽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但从未创造民族文字，加之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本民族的族源史料记载十分缺乏，只有零星史料和片断传说，说法也很不一致。因此，考察和介绍东乡族的族源及其形成过程，是个难度较大的问题。
建国前，东乡族从未被承认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往往以“东乡回”称之。过去的文献资料中经常把东乡人的活动情况与回族情况一起记载，在《河州志》上也无单独记载。建国后，东乡实行区域自治以来，东乡族的族源问题，受到一些民族学或民族史研究者的重视，曾进行过多次考察研究，相应地也引起了本民族人民和学者的关注。从已有的研究考察及论证结果来看，既有基本一致的认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主要说法有以下几种。
一、回回色目人说
这种说法认为，东乡族族源和主体是回回色目人，是13世纪中叶从中亚迁徙而来的。这是随着近20年来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学术界渐趋一致的认识，尤为东乡族的干部和群众所认同。至今在东乡族中流传着自己的祖先是中亚的撤尔塔人。这部分撒尔塔人是随着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西征返回时来到中国并在东乡地区定居下来的，以后繁衍并融合了当地的蒙、汉等一些民族成分而形成了今天的东乡族。因此，东乡族历来自称“撒尔塔”。“撤尔塔”一词是“撒塔”的转音，这种转音在东乡语中较为常见。“撒尔塔”的含义是泛指中亚一带的穆斯林，即回回色目人而言的。“撒尔塔”也曾作为当时中亚特定的地域，其中包括我国新疆的北部和西南一带。由此可见，东乡族自称“撒塔”和中亚一带的回回色目人有联系，这与西迁来的传说是吻合的。
12世纪末至13世纪，蒙古部落崛起于大漠南北，成吉思汗挥军向西，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蒙古军队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组织了大量的回回军和大批回回工匠为其服劳役。据史书记载，当时回回军和工匠已达20多万人，这些人中的一部分随军到达了今日甘肃省的东乡一带。
成吉思汗曾把在征服中亚各国时掳掠而来的撒尔塔人编入“探马赤军”，战时参战打仗，平时放牧屯垦。这些撤尔塔人中，有军械匠、水军、枪手，也有商人、传教士。征服者在自己的屯戍地内，把撒尔塔人的各类工匠分别集中到一个地方居住，并根据分工命名居住地。至今东乡族保留的许多村名中，仍有以工匠的工种命名的，如东乡的“勉古赤”乡，是银匠的意思；“阿类赤”村，是编织匠的意思；“托木赤”村，是铁匠的意思；“依哈赤”村，是钉碗匠的意思；“陶毛赤”村，意为制革匠。东乡地区的“他木赤”地名，是“探马赤军”的转音。在地名中，还有“八素赤”、“沙河赤”、“达鲁花赤”，都是“镇守者”的意思。由此可见，东乡当时是“探马赤军”屯守的地区。由于东乡三面环水，中间高山耸起，北有扎木赤驿站（管理驿马事务的站点，现在刘家峡水库一带），是控制东西交通的咽喉。因此，它成为“探马赤军”能攻能守的战略要地。此外，还有“屯田”、“屯地”、“民地”、“新屯地”等遗留地名，都说明了“探马赤军”当时在东乡地区屯田的情况。
从体形面貌特征看，东乡族许多男子是高鼻梁，眼窝深，胡须长，脸形椭圆，女子皮肤白皙，这同中亚人颇有相似之处，也说明了东乡族与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撒尔塔人的渊源关系。
二、蒙古人说
这种说法认为，东乡族是成吉思汗时期留驻河州一带的蒙古军的后裔，逐渐由“兵”变为“民”的。传说成吉思汗时期，有许多蒙古军驻守在河州一带，以后大部分调走，但仍有一部分继续留驻在东乡地区。伊斯兰教自西北传人，经青海、循化到达河州一带，当地大多数蒙古人也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东乡族的一部分。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史实根据。1227年3月，成吉思汗占领了河州和西宁地区，河州曾是蒙古军的重要屯居点。蒙哥汗时，为了西控吐蕃，河州一带更成为蒙古军重镇。元世祖平定康藏，建都北京，派宗王、万户府、吐蕃宣慰使俱驻河州。13世纪末（元成宗铁木耳时），驻守唐兀（河州在内）地区的蒙古王阿难答（忽必烈孙）信奉了伊斯兰教，其部下15万余人，“闻从而信教者成其大半”。还认为东乡族的一部分是元代窝阔台汗国的一部分蒙古人后裔。这部分蒙古人当时因受到周围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影响，改信了伊斯兰教，从而与信仰佛教的蒙古族发生冲突。他们被认为是背叛了宗教信仰，被迫东迁，经猩猩峡向内地迁徙，到达“镇番”（今民勒县），又分二路，一路入贺兰山到河套地区定居，即今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民。另一路则南迁渡黄河进入河州地区。
13世纪以来，东乡地区就有蒙古屯戍军。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以后，在全国农业地区普遍建立了“社”的组织，元政府命令各地蒙古、探马赤军人一起入社，并依例劝课。他们被编入“社”后，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与当地人民关系更密切，虽然仍是元代的“军户”，但已逐渐向“民户”转变。驻屯在东乡的蒙古屯戍军，大体在这时定居下来。
还有一些人认为，在东乡族形成过程中，或在东乡族形成以后融合了当地的汉族等其他一些民族。
(第三节历史变迁与反抗斗争)
一、历史变迁
在人类历史初期，三面环河的东乡地区就有人类生息。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看，属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麻场文化”、“齐家文化”的彩陶、石器、玉器、铜器都相继出土。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单范铸造的骨柄青铜刀，是目前公认的我国最古老的青铜制品，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特别是“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的广泛分布，说明此时在东乡劳动生活的是羌、氐民族的先民。
东乡族聚居的东乡地区，自秦、汉迄明、清，从未建立过单独的政权设置。历史上曾隶属于河州或袍罕县。元、明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逐步建立受辖于河州的地方行政管理组织。元“编民”后，建立社。明朝实行土司制度，世袭官职，采用“土官治土民”的办法。河州的沿边地区，有土司19族。土司在其辖区内有政治、经济、司法大权，社民向土司交粮纳税，土司衙门设有公堂，处理民事诉讼。宣慰使锁南普降明后，被赐何姓，封为河州指挥同知。从此，何锁南普世代相袭，在东乡一小部分地区建立起土司制度。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即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土司制度随之结束。
不属土司管辖的地方实行里甲制。东乡地区曾设九里，里下设甲。里设里长、书手，甲设甲首。里长主要负责地方的钱粮捐税，调解纠纷，稽查地方；书手办公册账；甲首则是里长旨意的执行者。
清初，保留和沿用了“里甲制度”。康熙四十三年，清政府在整顿地方行政机构时，改里甲制为“会社组织”。东乡地区分为24会，每会有四五百户。会下设社，每社百户左右，共107社。每会设练总一人，会长三四人。练总会长多有头豪、地主担任，其职务是稽查盗贼，巡视地方，但不许经营钱粮赋税。
清中叶改练总为乡约，取消会长。乡约同样由当地头豪、地主担任。乡约的职责是催粮草和银两，调解地方纠纷，经管地方其他事务。乡约下的社设保正，保正主要协助乡约催派粮银和办理其他事务。社下每10户推什长一人，由10户轮流担任，每年轮换一次。
1930年国民党政府实行保甲制度。当时属导河县管的东二区（东乡部分）约43保，每保百户左右，保设保长。每10户设甲长一人，每三四保组成联保。联保设联保主任，职权与乡约同。保甲制度的实行，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惨重。
旧社会，东乡族人民深受重重压迫。仅每年向官府交纳的“田赋粮”、“附加粮”和其他苛捐杂税，就占去全部收入的20％。除了钱粮负担外，东乡人民还要给官府和军阀出马款和壮丁。国民党军队抓兵，是按户分派，不能出兵的就出兵款，一个兵款开始为五六十银元，后增加至七八百元，逼得许多人倾家荡产，背井离乡。1948年国民党在东乡约有一万多户人口的地区，一次就抓去了3000多人当兵。反动政府在地方的爪牙走狗也乘抓兵之机，敲诈百姓。重重盘剥和压榨，使东乡地区呈现出“集镇人烟稀，乡村青年少”的凄凉景象。
二、反抗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