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良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想认识云良，就到草原上……她在地处东蒙的科尔沁草原，我的故乡。
云良没到过城市，也不知道几十里外的人们怎样生活。但是人们全知道云良……而要真切地了解云良，像看一幅油画肖像那样，就去草原吧。
那天晚上，我们把刚刚煮好的玉米粥端上桌的时候，爸爸突然走进屋来，肋下夹一个行李卷，肩上带着雪花。我们全惊呆了，我妈撒手把锅扔在了地上。这是在1970年，我爸被他们单位自设的“监狱”关了两年多。
他坐在炕沿上，笑。仿佛想亲吻我们、拥抱我们，但没动。我和姐姐的一举一动，都使他目不转睛。我悄悄脱鞋上炕，捧起碗不出声响地啜粥，飞瞟一眼的时候，我爸正用热烈的眼光望着我笑。这种笑让人惊心动魄，浮白的脸上胡髭丛生，眼里蒙一层泪光，像被水淹了，分明笑着，而喉头和胸膛都在起伏。回到了家，哭和笑这两件事，使他不知先做哪一样好。
我溜到外屋，我见妈妈在黑暗处，衣襟蒙着整个脸，全身都在抖。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爸这种感受。他经历酷刑，几次自杀未遂，被关在单人牢房。那时，他没想到还能回家，没想到我们母子三人在15瓦的灯光下平静地喝粥，而我上炕下炕如此敏捷，令他大喜。
我妈进屋，像没事一样，说：“吃饭吧。”我爸说“是”，又说“不饿”。他变得谦恭，甚至可以说客气。他原本是个强悍的人。他下地，珍惜地打开收音机，又关上；在椅子上坐下，起来，又在另一个椅子上坐一下；把书架上的一本书打开，合上，又打开另一本书。他用手摸摸洗脸盆底的金鱼图案，摸一摸带花纹的榆木炕沿，又伸手把墙上的灯绳拽了一下，屋里漆黑，我缩到墙角，我妈说：“干啥！”我爸把灯拽亮，歉意地笑了笑。他在“监狱”里从来都是亮着灯睡觉的。接着，我爸又环顾左右，突然一惊，站到地中央，向摆在红箱子上面带夜光的毛主席塑像鞠一躬。他的脊椎被打折了三处，弯腰时颇吃力。
如此这般，我爸盘腿上炕，用亲切的目光抚摸四周，眼里退去了恐惧和惊慌，笑得很舒坦了。这时候，我心里流出对父爱的渴望，像一股滚烫的水冲到嗓子眼，如哭。而我爸显得十分满足，开始说进屋的第一句话（这话我如果实录，会使有些人隔膜，但事实的确如此）。
他说：“我回来啦，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妈小声补充：“这是党的宽大政策的结果。”
我爸深有同感地点头。
我爸出来后，“问题”还没有解决。开春，他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报社种菜，心情却非常好，每晚大谈种菜的实绩。除种菜外，他对家庭建设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社会上一批“被解放的干部”们风行打家具，我爸对这种精巧的手艺不在行，看到家属院涌现出大量小仓房，我爸说：“咱们也盖个小棚！”我们管仓房叫小棚。他准备从盖鸡窝人手，找来不少战友，论证、施工，把鸡窝——用砖砌的、中间夹木棍的——二屋建筑盖起来后，他们在一起饮酒谈笑。但晚上鸡不肯人窝，天黑前，鸡窝塌了。这些前骑兵大尉、少校们沮丧地回了家。我当时很佩服这些鸡，它们多么聪明。
而我爸热情不减，经过研修，他不仅盖了一个很好的鸡窝，还盖了两间小棚。大的装杂物，放自行车，小的装煤。在院里还栽了一棵沙果树。我爸常在晚饭后，在春日微风的吹拂下，欣赏鸡窝和小棚，有时长时间地凝视沙果树的叶子在风中飒飒。那时他披一件旧棉袄，袖上缝着白布做的“大叛徒”的臂章。
而我最高兴的是趴在小棚倾斜的屋顶上读《敌后武工队》。读一会儿，仰面看白云移动，心旷神怡。我现在仍然觉得，没有什么比趴在屋顶上读书更适意的事情了，虽然现在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场所。
有时，上述情景还会闯入我的梦境，包括我爸夹着行李卷进屋的那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