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祭钱锺书
电视屏幕上一展现带黑框的钱锺书照片，我的心立即骤然一震，意识到一直不希望出现的事情还是出现了。当播音员播完钟锺书安详逝世的消息后，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眶。顿时脑海里的“意识流”翻腾起来，多少往事拥挤着一起涌向心头……
我初识钱锺书是在1980年，那时我实在是个无名小卒，巫宁坤首次引荐我去拜访钱锺书，心里确实有种诚惶诚恐的拘谨。
当钱锺书听说我来自江苏，又曾在清华大学就读，眼下正负责《译林》杂志的编辑工作，他仿佛一下子变得更亲切起来。他很关切地向我询问《译林》如何选材，译者怎么找，发行情况怎么样，等等，当我一一作答后，他深情地说，《译林》定的办刊宗旨是对的，读者是欢迎的，你们不要受干扰，就这样好好办下去。
钱锺书所指的“干扰”，是指当时一位老前辈，为《译林》创刊号译载了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译林》和浙江出版《飘》提出相当严厉的批评。这件事当时在文艺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议。钱锺书作为受过中西方正统教育的学者，在当时那种政治和学术氛围下，他就很鲜明地对《译林》有选择地介绍当代外国通俗文学表示支持。他特意向我举个例子。他说，哲学家金岳霖晚上就喜欢看一些侦探小说，这既是休息，又可以从中启发哲学思维。他还说，外国健康的通俗文学，往往是认识当今外国社会很好的指南，这正是“文艺社会学”的功能。
以前只听人家说，钱锺书很“傲气”，可是从他对我这个无名之辈首次见面那种亲切、轻松的谈话来看，我丝毫没觉出有“傲”的感觉。在当时面对那位老前辈那封“告状”长信的巨大压力之下的我，能从钱锺书那里聆听到如此有眼光的见解，委实感到莫大的欣慰。从此之后，我经常去信向钱、杨二老请教，他们总是每信必复。钱锺书的信既幽默，又风趣，有时插一两句玩笑话，有时还自编“谚语”为他自己的话找“根据”。
有一年我去看他，一进门他就笑骂我：“我这一夏天全‘卖’给译林了。”我有点莫名其妙，随后他说：“你们搞的英语翻译评奖，使得一夏天好多熟人带着子女，向我请教这个词什么意思，那个词该怎么译，弄得我穷于应付。”原来如此，我连忙谢罪不迭，但我已看出，他很为办这项活动而高兴。
钱锺书淡泊一生，每遇名利之事，总是退避三舍。十几年来，我多次邀请他们夫妇回无锡看看，而且保证不让他们操任何心。但他执意谢绝，他说，我们一回去，势必要惊动省市一大批人，不能给他们添麻烦。我们出版《杨绛译文集》，我向他们要一张夫妇合影做插页，钱锺书又一次谢绝，理由就是“不值得”……
去年5月，我在北京医院探望完冰心老人之后，特意来到钱锺书的病房，由于医生禁止会客，我只好在门口，向静躺在病床上的这位师长和朋友，遥祝他早日康复，再现奇迹。无奈的是，奇迹没有出现，一代饱学的学者终于走了，学术界一颗巨星陨落了。但他的学术成就，他为人高尚的风范，将永远铭记在我以及许许多多人们的心中。安息吧，我最尊敬的钱锺书。
送别萧乾
萧乾走了，走得这么突然，出人意料，令人悲痛。1月底我去美国，在京中转时同萧夫人文洁若通了电话，她告诉我萧老刚过了九十华诞，朱镕基总理特意送来了贺信，说他年轻时就爱读萧乾的作品。老文还说萧老心情很好……但万没想到，刚从美国回来，就传来萧老仙游的噩耗，顿时百感交集，伤感不已。
我认识萧乾时，他早已是声望如日中天的大作家，但是，从我同他交往的十年以来，我从未感受到他身上有什么“大名人”的派头和架子。萧老在新闻、写作、翻译等领域的成就与贡献，有目共睹，自然令人钦佩。而且我认为，他的人品、文德和谦逊的态度，同样值得人们称颂。这方面事例很多，谨略举一二以为证。
1994年在出版萧乾夫妇合译的《尤利西斯》中文全译本时，在附录《乔伊斯大事记》中，起初原稿上列有“1987年金隄的《尤利西斯》节译本在天津出版”。审稿时我觉得当时金只译了三章，影响也不大，算不上“大事”，就把它删去了。文洁若认为我的考虑不无道理，但萧老坚持一定要保留，他说，不管金隄译了多少章，人家毕竟是较早接触和研究过《尤利西斯》，这是历史，对历史是不能抹杀的。说也有趣，为了此事，萧老夫妇还发生过一些小争执，最后我也被萧老说服，同意将金隄的节译本，仍作为“大事”而保留。金隄是沈从文的学生，论辈分当是萧乾的晚辈，但是至少从双方都在译《尤利西斯》这件事来看，萧老对金是很尊重和宽厚的。有一阵，金隄撰文，对萧老在译《尤利西斯》中个别地方因实在不懂，只好“猜译加注”这一点提出批评，对此，萧老毫不介意，说：“承认不懂是猜译，比不懂错译要强。金隄对我俩的译本提出批评，我欢迎；他若来我家，我会双手拥抱他。”后来有人在海外报纸上造谣说，萧文译本在许多地方是“参照”了金译本时，我曾建议萧老撰文摆出事实予以澄清，但他仅一笑置之，说五年中为译《尤利西斯》老两口做了近数万张卡片，写了上百封向国内外朋友请教的信足以说明问题了，何必去争什么长短。当他得知有人在译《尤利西斯》的第三个译本时，更高兴地写了《翻译无专利，同行非冤家》一文以示祝贺。可见萧老不仅从不“以名压人”，而且希望和鼓励后人能超过自己。这种高尚的文德，确是留给后人的榜样。
做学问如此，做人也是这样。萧老在“文革”中曾自杀被救，因此他常说自己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对名利更加淡泊无求。《尤利西斯》出版前，有人许诺出十万元想把该译稿挖走，但萧老夫妇不为所动，仍坚守信用，按千字三十五元这样的低标准给译林出版社出版，而且还把这笔稿费捐献给上海文史馆。译林版《尤利西斯》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之后，我提议请萧老夫妇在北京搞一次大型签名售书活动，他说“别去张罗再宣传我了”，只同意开个小型座谈会。1994年在法兰克福，台湾女作家龙应台问我，像萧乾这样的人物，怎么至今还让他住在那种陋房中？我说你误会了，政府多次安排萧老迁往大的住宅，是萧乾自己认为老两口够住了，谢绝搬迁。萧乾几次请我去他家吃便饭，人们也许很难相信，我常要买点卤菜带去，因为他的便饭实在太简单了……
萧乾走了，但他的文德和人品，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送卞公，忆激情
一代诗人、翻译家卞之琳，走完九十载人生历程终于安详地走了。奇怪，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脑中涌现的不是此刻通常都有的故人仙逝的伤感，而是卞公极富激情的形象。这不仅因为他寿高九十而终，按民间说法，可算作“红白喜事”，更主要的是，在我的记忆里，卞之琳与“激情”两个字，仿佛早就结下难解之缘。貌似内向稳重的卞公，其实是位感情极为丰富的重情人。
他是一位诗人，当然先从他的诗论说起。卞公无疑是我国新诗运动的一位先驱者，更是吸收洋诗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早在30年代，他就同郑振铎一起编《新诗》月刊，办文学季刊，很开放地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在翻译方面，他认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是“教条的无稽”。他断言，单从文字来讲，外文诗歌是不可能翻译的，只能凭译者的理解，去“刻意追求形式的近似”，而要达到这种近似，就必须使译者有一种能融入原诗意境的那种激情。对他所说的这种“激情”，起初我还似懂非懂，后来有件事帮我做了注释。还在80年代初，上海一位资深英语教授，写了一篇批评卞译英诗的文章，指出多处误译。此稿先投给上海某刊物，该刊感到为难，想到卞公是《译林》编委，就转给了《译林》。因为此文批评的用词很严厉，我不敢贸然处理，趁赴京之便，先到卞家征询卞公的看法。他一听不但没怒，反而乐呵呵地说，我同他是老相识、老对头了。他教英语，只知道凭字典、对语法来看翻译，要知道译诗要用心、用灵感、用激情来表达，要传达和译出诗人的那种意境。他只挑我文字上的不对应，而我讲究的是情通和形似，有些诗如何押韵，光讲对应行不通。他的文章你可以登，但有个条件，你也要同时登我的反驳文章。当时因为怕引起“笔墨官司”，我只好“和稀泥”两边都不登，但卞公的“激情”说，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做学问如此，对朋友也是这样。1988年我在北京举办“穆旦学术研讨会”，会前我上卞家向卞公汇报开会的事，他听后迟迟没有吱声。我正诧异，他才缓缓十分动情地说，良铮（即穆旦）是个人才，受了这么多年冤屈，亏得你们还想到他。他的诗风也是以情见长，他的译诗很有想象力，既有洋味又不洋化，追求这一点我们两人很相似。那一天，他对几位“九叶诗人”都说了不少话，兴致高时还从书柜抽出书来朗诵几句。以往只以为他沉默寡言，这一次才看到他如此动情地来评述故旧的艺术成就。
1987年冬我同卞公一起在香港参加“当代翻译研讨会”。一天晚上，几位香港文人想约卞公、王佐良、戴镏龄和我等几个人去吃消夜，还说与会的一位台湾教授也要参加。起初我担心卞公年纪大，说他不一定要参加，但他听说有港台的同行在座，激情又来了，说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交流，我一定要去。
卞公一生九十载，诗歌、文学、翻译等方面建树殊多，人们可以为他画出很多种像，而我却独画他激情的这一面。也许有点以偏概全，但这确是留在我心中真实的卞之琳。
戈宝权逝世周年忆旧
还在上大学时候，我就读过戈宝权译的普希金的诗，当时只觉得译笔传神，琅琅上口，但从来未想到自己在几十年之后，竟会同戈老结下不解之缘。
1978年江苏省出版局的领导，要我筹办一本介绍外国当代文学的大型翻译刊物，也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译林》。因为我是学外贸的，“文革”前又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当时在翻译界我几乎没有一位熟人。我心里暗想，要办这本杂志，首先就要拜老师。有次偶然从报上获悉戈老是江苏人，于是我就冒昧地主动给戈老去信，说明要办《译林》的意思，请求得到戈老的支持。不料没过几天，我就收到来自戈老的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不仅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与鼓励，还特意寄来几首他近日完成的罗马尼亚诗人曼内斯库的译诗，供创刊号刊用。就从这一封信开始，我同戈老建立起了频繁的联系和深厚的友情。从那以后，戈老既是我进入翻译界的引路人，又是我办刊物的良师和诤友。戈老给予我以及《译林》帮助之大，确实使我铭记不忘。
戈老是1938年就入党的老革命，长期在周恩来手下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解放后又最早被派往莫斯科代表我党接收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并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兼文化参赞，后来又担任过中苏友协副秘书长。在常人眼里，戈老也算是高干了，但他从无半点官架子，待人和蔼可亲，凡事有求必应，乐于助人。举一例，《译林》创刊时，需要请一些名家担任编委，凭我当时这个无名小卒，那是一个也请不到的。我只好向戈老求援，他真的就像是自己的事情一样，不厌其烦地帮我出面去请。像钱锺书、杨绛、卞之琳、李芒等好几位，都是戈老帮助请来的。
戈老集革命家、外交家、翻译家、鲁迅研究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除精通俄语外，还懂英语、法语、日语、乌克兰语和世界语。他的每种身份，都有很丰富的传奇性经历，但我觉得最令人敬佩的，就是凭他那几百万字的译作，以及他遍访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足迹，孜孜不倦地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有幸目睹了戈老的许多照片，看到他走访了那么多的国家，结识了那么多的各阶层人士，这对于加强外国朋友对新中国的了解，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又用他的译笔，通过他的译作，使中国人民加深了对外国社会的了解。江泽民总书记为《戈宝权画册》题词“文化和友谊的使者”，充分体现了党对戈老毕生从事人民外交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肯定。从戈老的诸多著译和多年对外交往的经历来看，戈老受到党的这种高度评价，确是当之无愧的。
戈老治学态度严谨，在写作和翻译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而且文德高尚，对待学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更可贵的是，凡涉及个人名利，他从来都是洁身自好，知足谦让。戈老是“三八式”抗日时期的老干部，他的工资从解放初期定级为“十级”，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原因是每次工资调整，他总是表示指标有限，先让给别人吧。他平时生活节俭，省下来的钱大多用于买书，积累下来，他的藏书竟有两万多册，其中包括九十卷本《托尔斯泰全集》这样国内少见的藏本。1986年，他想到自己老了，应该更好地发挥这批藏书的作用，经与爱人梁培兰商量后，决定把这批藏书捐赠给家乡江苏。这件事是我经手替他联络安排的。最后确定将他的这批赠书，在南京图书馆内专辟“戈宝权藏书室”。更为难得的是，戈老夫妇把省政府奖给他们的三万元奖金，又捐献出来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基金”，并委托《译林》代管，每三年举办一次，旨在扶植青年翻译工作者的文学翻译评奖，至今已举办三届，受到译界和青年译者的广泛好评。
正由于戈老极为注重文德，在学术上绝不马虎凑数，以至有件事一直使我既钦佩又遗憾。早在80年代初，北京一家出版社就决定要出版四卷本《戈宝权译文集》。戈老的译作都是已经发表和出版过的现成作品，按通常做法，写篇新序或调整个别篇目就可以立即交给出版社了。但戈老没有这样做，而是逐篇逐句进行审订修改，许多注释又多方查阅资料加以充实，这一来差不多等于重译了，以致大大影响了出版进度。二十年过去了，才出版了三卷，至今没有出齐。本来我曾多次建议戈老赶快把译文集交稿，挤出时间抓紧赶写回忆录，因为有很多珍贵的史料，戈老是当时的亲身经历者，不写出来太可惜了。但是戈老一再强调出版他的译文集，既要对得起原作者，又不能辜负了读者，不做重新修订他始终放心不下。后来由于戈老生病，以致既影响了译文集的出版进度，更使写回忆录的事难以实现。戈老对待译作如此认真严肃的态度，是尊重知识的一种美德，是值得后辈永远学习的。
百感交集送亦代
冯亦代走了。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噩耗传来，仍难以自制。追思亡友，顿时往事翻腾，百感交集。
一感万分悲痛。亦代于我，既是长辈，又是挚友。1979年冬我初创《译林》杂志，因译载英国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一文，挨了当时一位外国文学权威“一棍”，被指责“趋时媚俗”，“倒退堕落”，“不知把社会主义飘到哪里去了”，使《译林》和我面临极大的政治与组织压力。那时，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第一个为《译林》伸张正义的就是冯亦代。这次风波过去以后，亦代以他丰富的文学修养和翻译知识，热心地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使我从一个门外汉，转变为翻译出版界的一名基层领导。回首这个历程，我真心感激亦代这位引领我成长的引路人。如今，师长仙游，挚友永别，宁不痛感哀悲呼！
二感无奈的宽慰。亦代曾九次中风，病情时好时差，1999年我那次去医院看他时，他虽不能走路，但还能用上海话与我对话，对我带给他的南京盐水鸭还挺高兴。可惜没多久，身体日趋衰落，在神志不清的这几年，不仅对亦代是一种折磨，而且也招致宗英大姐及亦代子女们无尽的焦虑。现在，亦代终于高寿仙游，对他对亲人均可谓是解脱，面对这样的“喜丧”，我难免产生一种无奈的宽慰。
三感好人一生不平坦。亦代1913年生于杭州，1936年从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一辈子同文化结下难解之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香港、重庆积极投身左翼戏剧运动，特别是1941年后，他利用时任国民党政府造币厂副厂长的身份，帮助和支持了许多抗日进步的文化界人士，那时沦陷区来的文人，谁没饭吃没地住，多找亦代想办法，难怪赵丹曾说，若不是冯亦代，重庆左翼戏剧运动很难生存。解放后，亦代作为民盟的骨干成员，编书办报写文章，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了不少好事。可就是这样一位好人，后来竟以“为胡风伸冤”为由被打成“右派”。其后的遭遇可想而知。平反以后，亦代因为没当官，不过一介文人，仍不时碰到冷遇、另眼乃至不公平的事，对此亦代始终笑对坎坷。难能可贵，此情可堪。
四感高尚风范留人心。亦代写过一本散文集，取名《龙套集》，自喻“跑一辈子龙套”。亦代一生爱助人，“爱管闲事”，乍看的确是区区“跑龙套”的小事，但从中透出的却是克己利他、崇尚真情的高尚风格。仅就我所知，董乐山也因被错划“右派”而很长时间想不通，即使平反后也一度郁郁寡乐，亦代就帮他做了许多思想工作。1981年夏，我邀请亦代南下参加连云港笔会，那时我还不认识乐山，亦代为使乐山散散心，要我也向乐山发去邀请，由此促成了我与乐山、鼎山兄弟的友谊。乐山曾对我说过，亦代的散文，字不多，也不算华丽，但读后久久有余味；亦代为人也跟他的散文一样，做的虽是小事杂事，但有时常给人帮了大忙。宗英大姐对我讲过，乔冠华平反后，曾特意请冯亦代喝茅台酒。这不仅因为在香港、重庆时，亦代帮过乔冠华许多“小事”的忙，还因为亦代夫妇曾是乔冠华与龚澎婚姻的媒人，何况这后一件事还不能算小事呢。亦代以“龙套”自居自得，而这种“龙套精神”，正是一种高尚风范，将永留人心。
五感回首生平堪告慰。综观亦代一生，最值得告慰的，不是民盟中央常委的头衔，不是既光荣又坎坷的历史，甚至也不是那多卷本文集，我认为，应该是他留在众多人心中的好口碑。亦代一生喜欢交朋友，大凡影剧、文艺、翻译、出版、民主党派等各界，都有他的好朋友，至今看到听到的，几乎都是对亦代的称赞和欣赏。对外开放早期，香港与内地有些文化活动，常通过亦代来联络促成，以至香港一些朋友昵称亦代为“文化大使”。特别要说一句，亦代晚年最堪欣慰的，那就是与宗英大姐喜结连理。这一对浪漫的黄昏恋，既是文坛的一桩佳话，更使这一对老人焕发出迟到的青春。自从安娜去世后，亦代一直郁郁不乐，以至鼎山有次问我，亦代是否得了老年痴呆症。可是，打自亦代新婚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亦代与宗英二人不仅笔耕不止，而且琴瑟相谐，相濡以沫。有次我笑问宗英，亦代都快得老年痴呆症了，你怎么想起嫁他？大姐答，二哥（指亦代）一向爱帮人，好人应有好报，为了表示“临终关怀”，我才嫁给他。听此戏言，亦代得意地在旁傻笑。目睹此情此景，我真替亦代高兴。近日又听亦代之子冯浩对我说：“感谢宗英妈妈，是她来了，才使我爸多活了十几年。”讲得好！这话不仅为亦代告慰，也足以让宗英大姐告慰。恋情也好亲情也好，能让人多活十几年，都值了。
也许还有六感七感——行了，就留在心里与天上的亦代慢慢叙旧吧！亦代，请走好！
“盯住前人，想着后人”——回忆陈原先生出版观
与有些人相见次数并不多，但他的一些话也许会令人铭记一辈子，陈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长者。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陈原先生应聘担任《译林》杂志的编委，我就是由此结识他的。1980年春，《译林》创刊号后觉得已聘的编委多是翻译界的，希望增聘几位出版界专家。当时江苏省出版局副局长鲁光向我推荐刚与她一齐出访英国的陈原。我虽早知陈原的大名，但那时《译林》因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刚刚无辜地被人向高层领导“告了一状”，因而正面临很大的压力，我担心请陈原当编委恐有难度，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商务。谁知与陈原一见面，这种顾虑就打消了。当我说明来意后，他很爽朗地说：“我很少看侦探小说，有人上书后我特意看了一下《尼罗河上的惨案》，觉得除推理较严密外，反映英国人处世原则与思维方式也较真实，这对认识英国社会有好处。”听了这样评论，我很受鼓舞，并向他汇报了办刊的改进意见，他听后马上表态接受当编委，还叮嘱我：“既出书，又办刊物，这是商务的重要传统。刊物办好了，不仅会给出版社扩大影响，还会发现和吸引一批优秀的作者。地方出版社过去很少出翻译作品，你们《译林》这个头开得好，把地方积极性调动起来，翻译出版才能繁荣。”我没料到与陈原的初次见面，就有如此圆满的收获。我既为自己运气好感到庆幸，更为陈原先生敏锐、深邃的洞察力以及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而由衷地感到敬佩。
这一次讲话当然对我鼓舞巨大，但是对我震撼更大的却是陈原同我的第二次谈话。那些年我与陈原多是通信联系，难得见面。1991年，《译林》杂志已经发展为译林出版社了。为了请教办社的思路，我又一次造访陈原，我汇报了《译林》杂志与译林出版社的关系，提出要以创“译林”这个品牌为目标。他听后问了社里经营方面的几个问题，随后说：“译林》杂志以介绍外国通俗文学起家，你们把握得还不错，但是现在作为出版社，就不能仅仅这样了。出版怎么干？想起挺复杂，其实也简单。新闻是关注‘现在进行时’，出版则要更多地关注‘过去时’和‘将来时’。干出版，就是要‘盯住前人，想着后人’。所谓‘盯住前人’，就是要重视传承古今中外前人也包括今人的文化成果；所谓‘想着后人’，就是要想着你的出版能给后人留下什么。”陈原还举了商务一些实际事例，来说明善于吸收文化遗产和保证出版物健康的重要性。这个比喻，这种提法，听来既新鲜，又令人触动，对于那时刚当社长不久的我，仿佛在一团乱麻中理出了线头，但一时又说不清楚，于是又恳求他指点具体一点。他笑答：“具体主意得靠你们自己拿。不过，既然是对外开放，我们要看到外国，也要让外国看到我们，翻译出版在对外开放中是个重要角色。”就这些看似平常的话，着实使我有开窍之感。陈原以英语不同的时态，来比喻新闻与出版的关系，显示出他作为一名翻译家特有的敏感；而他以“盯住”、“想着”来概括出版的任务，更是他作为老出版家的经验之谈。
这次谈话之后，我在社里大大加快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出版的进度，后来又组织了《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等体现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外国文学的出版。在80年代后期，当外国淫秽低俗读物一度充斥市场之际，译林没有跟风牟利，特别是还甘于赔钱，出版了英文本《老舍文集》等一批外向型图书。这一切应该说，都或多或少受到陈原先生那次谈话的启迪与影响。
陈原先生是一位有卓识远见的成熟出版家，具有独到的出版理念和丰富的出版经验，上述回忆，仅仅是他的出版观当中的一部分。不论他的那种比喻和概括是否准确，但都强调了出版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无疑是应该铭记和发扬的。
陈原先生走了，但他的精神和人格魅力，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出版人。
迟到的怀念——欧阳予倩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不久前赴京，下榻张自忠路和敬府宾馆，饭后专诚造访隔壁的“欧阳予倩故居”，因非开放时间求进被拒，站在门口，凝视着这块故居标志牌，不禁勾起了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因为半个世纪前，我曾经来这里拜访过欧阳予倩先生。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我曾听父亲讲过，1933年11月，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时，我父亲李仲青当时因是商会会长，曾同“革命政府”的一些人员如章伯钧、彭泽湘、欧阳予倩等人有过来往，彭泽湘还住过我们家里，但同欧阳予倩交往最多，他那时负责搞宣传工作，常要商会提供一些帮助。他与我父亲年龄相当，两人较谈得来，曾一起参加了那年11月20日上午，在福州南校场举行“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父亲还说，欧阳予倩会演戏，喜欢交友，而父亲爱听戏，也爱玩，多次陪他去泡福州温泉，还一起参加过朋友的吃花酒等语，只是几十年从未再联系过。
1954年我正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即今张自忠路）1号人民大学上学，隔壁3号（今5号）就是欧阳予倩先生住宅。想起父亲的那番话，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代表父亲向欧阳先生问候，并询问彭泽湘在何处。不久欧阳先生回信，约我星期天上他家一叙。
欧阳先生的家，门外不起眼，里面可是中西合璧式的，院落中央为一座西式楼房，靠北一排平房就是欧阳先生居住。在一间很大的客厅里，我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欧阳先生。作为一名学生，见到这样的名人，我难免显得有些拘谨，大多是欧阳先生向我问话。他先问了我父亲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答后就好奇地打量着这所房子。欧阳先生见状对我说，这个大院解放前是家私立医院，现在成了中央戏剧学院宿舍，1949年他从香港来到北京后就住到这里。接着他对我说，你父亲打听的彭泽湘，1934年1月，十九路军兵败撤离福建时都分散了，听说他后来另谋出路了。我问他有没有再去过福州，他笑答没有。这时门铃响了，有客来访，我连忙起身告辞。临走时我没忘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我说我现在负责人民大学学生会文体部，毕业前计划组织一场同学演出，希望请戏剧学院来一位老师指导我们排练。欧阳先生立即说，你们这种演出，用不着老师去，我让高年级的同学去就行了。我高兴地道别了。两周后果然有“中戏”两位同学找我，还捎来欧阳先生送给我的两张话剧票。两个月后，我从人民大学毕业，离开了铁狮子胡同，再也没有与欧阳先生联系。
去年梅绍武兄送给我他写的《我的父亲梅兰芳》（续），为了写书评，我自然要查阅梅兰芳的相关资料，包括“北梅南欧”的一些材料。在阅读欧阳予倩的史料中，我发现没有他1933年末在福州那段经历的记载，连先生女儿欧阳敬如2003年7月24日发表的《回忆父亲欧阳予倩》一文也未见提及。据我的判断，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中国人民抗日情绪日益高涨，1933年欧阳先生在访问英、法、德、苏等国后返回上海，正好面临抗日情绪高涨这种背景。那时正在福建参加“剿共”的十九路军，眼见国难当头，必须停止内战，提出了停止“剿共”、反蒋抗日的纲领。这个主张无疑得到欧阳予倩的支持。于是他来到福州，参与了著名的“福建事变”，见证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兴衰过程。据史料记载，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举行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推举李济深为主席，又派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前往苏区，与红军代表潘汉年洽谈，并在瑞金签署了《反蒋抗日初步协定》。由于种种原因，1934年1月16日福州重被蒋介石军队占领，“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了，欧阳予倩的福建之行也宣告结束。尽管只有短短的54天，但这段经历，对欧阳先生的政治思想和艺术生活实践无疑都会产生影响。如今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愿我的这些零星回忆，能对更好的认识和研究欧阳予倩先生有所帮助，并促使有关人士进一步去挖掘这一段史料。
善于吸收新事物的老作家——怀念刘白羽
我与刘白羽同志的交往并不多，但他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因为，他那种善于吸收新事物的敏锐思想，曾经使我惊讶、崇敬，并令我折服。
1991年6月，南京大学陈德文教授告诉我，说刘白羽想买一套译林出版社刚出版的《追忆似水年华》，并将他北京的地址给了我。乍一听，我有点犯嘀咕。我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读过刘白羽的小说，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老革命、大干部，显然高不可攀；而在潜意识里则觉得，这种身份的老作家，思想即使不算保守，恐怕也是偏向“传统”的，怎么会对这种西方现代派的作品感兴趣呢？还担心他会“误解”我们的出版意图，我特意复印了两篇正面评论《追忆似水年华》的文章，连同《译林》杂志，随书一起给他寄去。不多久，就收到了他的这样回信：
6.14 大扎奉悉，非常感谢。我能得全部《追忆似水年华》太高兴了。我从莫洛亚的《从普鲁斯特到萨特》中知道普，但苦于得不到他的译著。巴尔扎克全集编辑夏珉来，我说及此事，她告我译林出版社已出，我才请陈德交同志帮忙。您的热情十分感人，还承赠《译林》，太好了。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办《译文》，我获益甚深，我主持作协工作时，恢复了《译文》，后改称《世界文学》，他们一直送我，今再得《译林》实一大快事。我7月初到东北去过夏天，您寄的书刊请照寄，家中有人照料，我秋天回来可看到。
从此信我得知，（1）刘白羽喜欢看《译文》、《译林》等外国文学刊物；（2）他还对莫洛亚、普鲁斯特、萨特等当代法国作家十分关注。凭着这两点，仿佛一下子增强了我对他的亲近感。这以后，我常寄一些新出版的外国小说给他，他也收书必复，有时还评论几句。他从东北休养回京后，有次来信说：“译林》三期已收到。我一生爱法国文学，收获不少。八月份《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的一篇《长篇小说中的〈巴黎圣母院〉》，不知合适否？如有暇过目，望赐教正。”我遵嘱拜读了这篇文章后，觉得他不局限于诠释原作者对人物的刻画，而且还融入了他自己对人物的理解，并将它升华为一种新的视角，而这是需要充分的外国文学知识积累的。我由此感觉到，刘白羽与我起初的想象绝不一样。他不仅不“保守”，而且思想很开放，是一位对西方文学十分关注并投入了认真研究的中国作家。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对他便由有种亲近感，渐渐转为开始崇敬了。不过，真正令我折服的，那还是他同我见面做了一次长谈以后。
1995年5月初，译林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乔伊斯与《尤利西斯》研讨会”，想到刘白羽既然对《追忆似水年华》那么感兴趣，看来对《尤利西斯》肯定有话要说。为了邀请他赴会并发言，我专程上北京晨光街他的府上去拜访。这是我与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长谈。他听了我关于这次会议的安排后，十分爽快地答应去参加，起初只表示到会听听、学学，经过我的“蘑菇”，终于允诺做个发言。见他谈话既爽快，又热情，我一开始那种见大干部的拘谨逐渐消失了，提问题也就不顾忌了。
“您怎么会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感兴趣？”
“起初是好奇，先是看文章介绍，接着是看作品，看得多了，感到确实有不少创新。有时看到一种新的写法，我就在想，假如是我写，我会怎么写，把所看到的与脑子里自己的腹稿一比较，有时真有认识飞跃的感觉。”
“您喜欢西方什么样的流派作品？”
“有的喜欢，有些不喜欢，即使不喜欢我也看，因为要了解人家。”
随后，他向我谈了对法国存在主义、新小说派、荒诞派戏剧和美国黑色幽默等几部代表作的看法，还插着对日本川端康成的作品评论几句。但那天讲的最多的却是美国那本《第二十二条军规》，看得出，他对黑色幽默这种创作手法很感兴趣。我真没料到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了解得这么多，一时兴奋，竟脱口问他：“您是否可能也借鉴黑色幽默写一部新的小说？”“要写的东西太多，欠的文债还没还清。不过，倘若身体、时间都允许，学写一部幽默风趣的小说，也是我的计划。”“那就先向您约稿，这部小说就交给我们来出。”“若真写出来，只怕到时轮不到你了。”我知道这不过是个设想，说说也就不提了。
这一次长谈，给我总的印象是，刘白羽同志对外国文学很了解，也很有见解，这无疑与他善于吸收新鲜事物这种精神有关。正是这种可贵的求新精神，使我对他的崇敬，又发展为佩服了。
很遗憾，他后来没有来参加《尤利西斯》研讨会，但给我写了一封信：
想您已回南京。译林社连推出《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为中国文学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十分令人钦佩。可惜在北京召开会议我已决定参加，因宋平同志临时有要事相约，未能莅会祝贺，十分遗憾。但愿继此两书之后，再有惊人之举，甚盼，甚盼。
当获悉刘白羽同志仙逝，我重读他写给我的那些信，伤感之余，更多的是怀念与崇敬。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他的品格，都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捧读倡议忆水夫——附：十二位学者的倡议和呼吁
叶水夫走了，走得那么突然，不禁令人伤感难制。前个把月，我还同他多次联系。先是约他就崇尚译德、重视翻译质量问题写了一篇短文。见报后，又约请他参加十二位著名翻译家吁请整治翻译图书质量的联合倡议，他欣然同意。没想到还没等到这篇倡议书发表，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叶水夫1920年生于浙江宁海，1942年起就在上海时代出版社从事俄苏文艺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先后翻译过普希金的《驿站长》、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多部译作，是我国老一辈的资深文学翻译家。他先后出任时代出版社副总编，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外国语言文学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成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并被莫斯科大学授予名誉博士。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事业，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我国的对外开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回忆起我同水夫的交往，还真带有点戏剧性。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我创办的《译林》杂志中，曾率先译载了一些当代外国健康的通俗文学。由于多年受到“左”的思潮禁锢，当时有权威人士认为这是“趋时媚俗”、“出版界的堕落”，一时间我们所受的压力可谓够呛。有一阵子，我也把水夫视为想整我们的人，以致避而远之。后来有一次在成都开会，水夫很热情地同我聊天，不但关切《译林》的稿源和订数，还向我提出了一些办杂志的好主意，勉励我看准的路子就要坚定走下去。他当时身为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竟能宽容地看待曾一度被少数人错误地视为“异端”的《译林》，显示出尊重学术上不同见解的学者风范，这就消除了我对他的顾忌，加上他待人向来随和，这以后我同他的联系就多了。凡我求他办的事，可以说是有求必应。1991年，我受托请他出任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的评委，那一阵他身体不大好，我上门去请驾，他很快就答应了。1996年初，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他赴港参加翻译学术会议，起先他觉得年事已高，有意谢绝。后来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托我去说项，我也就自不量力地“蘑菇”水夫，并说有我同去香港，一路上由我负责保驾，终于把他说通了，此行港方和水夫双方都很满意。我当然明白，上述这些事水夫所以肯接受，并非看我的面子，而是这些事，正是水夫所关注和热衷追求的。
水夫向来重视保证翻译质量，而且强调要开展翻译批评。他说：在提高译文质量方面，这些年来表扬的往往流于捧场，而批评则几乎没有，偶尔有点批评，也是表面的，这种局面必须改变。联想到他临终前些天参与联署的翻译家倡议书，其中呼吁要对翻译图书，经过专家审读，推荐佳译，曝光劣作，严惩抄袭剽窃，又一次表达了这些学者们对某些领域翻译质量有所下降的忧虑，以及呼唤崇尚译德、切实提高翻译质量的期盼。这既是水夫的期盼，也是广大译者和读者的期盼。
水夫轻身而去，留下了他的译作、风范和期盼。秉承水夫的治学态度，努力实现他的期盼，这就是我们对他最好的悼念。
附：十二位学者的倡议和呼吁
关于恪守译德，提高翻译质量的倡议和呼吁
近年来我国翻译出版发展很快，但在翻译质量上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这既有疏于管理的原因，也有因忽视职业道德所造成。职业道德是公民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国际译联把“翻译职业道德”定为2001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足见世界译坛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为维护翻译工作的神圣性，共同促进翻译事业健康地发展，谨提出如下倡议和呼吁：
一、遵照代表先进文化及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努力增强从事翻译工作的职业使命感及道德责任感；牢固树立诚信、敬业、奉献的精神；既对原文作者负责，又对译文读者负责；从我做起，坚持反对翻译工作中不顾质量、只顾追逐名利的错误态度。
二、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下笔之前务必明确，该译什么，我能译什么。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广泛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又要结合本国国情，遵循本民族的价值规范。在翻译内容上，认真鉴别和选择；在翻译实践中，务求一丝不苟，字句推敲。遇有疑难，宁可勤查词典多请教，切忌瞎译欺己又误人。要认清自身条件，勇于谢绝自己不能胜任的翻译任务。
三、增强法制观念和版权意识。既尊重他人的劳动和版权，也勇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抄袭、剽窃、侵权等造假违法行为。通过翻译打假的斗争，净化灵魂，升华人格，规范管理，共创翻译繁荣有序的新局面。
四、转变观念，确立翻译服务意识。翻译是一项社会性的脑力劳动，翻译成果是供他人使用的，因此，必须确立翻译服务的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把翻译当作一项服务融入市场，又要清醒地抵制唯利是图的利益诱惑。在商业性翻译中，还要讲究公平的竞争，遵守合同的约束，注意翻译内容的保密。
五、积极参与和支持开展翻译批评。反对一味吹捧，提倡言之有据，以理服人。呼吁媒体更多地关注和支持翻译评论。建议约请专家经过鉴别，推荐佳译，曝光劣作，创造扬优惩劣的舆论环境。
六、呼吁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对翻译工作的支持与管理，建立起促进提高翻译质量和制约劣质译作得以出版的有效机制，并制定相应的法规。提高优质译文的稿酬，实行优质优酬。对出版粗制滥造译著的出版社，译者应该抵制向其供稿。对明显不合格的翻译图书，应予禁售，读者也有权要求退款。
季羡林 叶水夫 冯亦代 杨宪益 李赋宁 草婴 陆谷孙 梅绍武 陶洁 李文俊 罗新璋 李景端
载《光明日报》2002年6月13日
怀念翻译家施咸荣
现在社会风气往往热衷于追逐名人，名气越大越受吹捧，其实有些人名气虽然不大，但却有重要贡献，理当同样受到人们的崇敬。施咸荣（1927—1993），生前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英文编辑，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正是这样一位未必知名但成就甚丰的翻译家。最近，我在北京参加了一次“施咸荣翻译学术研讨会”，深感这个会体现了人们对知识的尊重，表达了对勤奋传播知识的人的缅怀，这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这个会是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等六家单位联合举办的。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在书面发言中高度评价施咸荣在文学翻译中的贡献，怀念他崇高的人品和译德。与会翻译家们也从文学翻译、美国文学研究、编辑出版三个方面，回顾和肯定了施咸荣的成就。大家认为，施咸荣首先是一位出色的文学翻译家。初步统计，他翻译了《土生子》、《斯巴达克思》、《屠场》、《等待戈多》、《麦田里的守望者》、《穷人、富人》、《战争风云》（合译）等译作四十多种、数百万字，既有初期从英文转译的印度、东欧等国作品，后期则主要翻译美国作品。
中国译协副主席李文俊说，施咸荣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着手翻译美国进步文学，后来现代派文学、黑人文学、通俗文学等他都翻译，是一位多产翻译家。梅绍武回忆自己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时，施咸荣就经常去借书看书，所以对英美文学情况十分了解，使他在翻译选材上有很好判断力。朱士达更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例，说这是反映美国反叛思潮的一部作品，施咸荣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批判地介绍这种思潮是文化交流的需要，因此早在“文革”之前就着手翻译出版，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不容易的。从该书中译本出版后的影响来看，表明施咸荣的翻译选题确是很有眼光的。
其次，施咸荣是一位勤奋的美国文学研究家。他与董衡巽、李文俊等人合写的《美国文学简史》，在上世纪80年代可谓我国研究美国文学的启蒙读物。当时大学、出版社、中国作家想了解美国文学，几乎都看这本书，影响很大。他写的有关当代美国文学的论文、述评、序言、词条等多达六十余篇，曾以《西风杂草》的书名合集出版。董衡巽评价说，施咸荣很勤奋，既搞翻译，又搞研究，看书快，写文章也快，不仅对美国文学的流派有研究，对美国通俗文学和黑人文学更有独到的见解。我自己就曾受益于施咸荣。《译林》创刊时，定位于译介当代外国健康的通俗文学为主。施咸荣非常赞同这个方针，并指点我，通俗文学并不只限于侦探小说，像美国当代的社会小说，既有故事又通俗，可以多介绍。这一点，后来已成了《译林》的一个特色。他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前曾告诉我，他想去多搜集一些资料，计划写一部《美国通俗文化史》。可惜他过早辞世，此事竟成了他未竟的一桩心愿。
后期他又关注美国黑人文学，研究时间不长，但成果颇丰。从1988年起，他在《美国研究》、《译林》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美国黑人的三次文艺复兴》、《美国黑人奴隶纪实文学》、《美国奴隶制与黑人文学》、《美国黑人奴隶歌曲》等多篇文章，这对美国黑人文学的研究，无疑起着推动的作用。
此外，施咸荣还是一位十分敬业的出版家。文革后出版的十一卷本《莎士比亚全集》就是施咸荣负责编辑的，从选择版本，校勘译文，找专家补译，直到亲自为全集写序，都是他精心完成。一名编辑，能为这样的文学巨著写序，不仅在数十年前，就是在今天，也是绝无仅有的，从中也可窥见他的学术功底。
任吉生还补充说，施咸荣编书之余不忘学习和研究，所以知识面很广，有时连大学里的译者还要向他请教。1978年成立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是内地最早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社团，它促进了出版界与学术界的交流与协作，施咸荣正是这个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担任过副会长，还承担了多期《美国文学》丛刊的编辑工作。这种学者型的编辑，应该是当今青年编辑效法的榜样。
老翻译家傅惟慈更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认为我们要研讨的不仅是施咸荣一个人，而应该是与施咸荣同辈的那一代翻译家。正是这一代翻译家，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积极地译介外国当代的文化成果和社会现象，使禁锢了多年的读者看到了色彩斑斓的外国世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对外开放。与会人士对上述见解，均深表同感。从怀念施咸荣，引申到开展对那一代翻译家的研究，这无疑是对翻译作用进一步深化认识的表现，也是传承优秀传统、建设先进文化的需要。希望译界、学术界和媒体，都能关注这个问题，重视对那一代翻译家思想文化资源的开发。悼念戴乃迭刚从福州讲学回南京，惊悉戴乃迭病重不治辞世。连忙挂电话向杨宪益先生表示哀悼和慰问，承告，为不惊动众多朋友，乃迭丧事从简，仅由外文局寄发她的生平材料当作讣告，并婉谢各方的唁电和唁函。一代成就卓著的翻译家，就这样毫不张扬地永远走了。
乃迭英文名Gladys，1919年生，是一位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中国的英国人。1937年她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并同中国学子杨宪益相爱。1940年冬，她与杨宪益在重庆共缔良缘，从此，夫唱妇随。她相继在四川、贵州、上海、南京等地大学讲授英语，1952年后一直在北京担任外文出版局高级专家。几十年来，她不遗余力地把中国作品译成英文，为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他们夫妇的合作和努力，才使《诗经》、《楚辞》、《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古典名著，以及沈从文、丁玲、古华、张洁等当代作家的佳作有了较好的英译本。乃迭对中国对外翻译事业的贡献，将彪炳史册。
乃迭来中国的这半个世纪，正逢中国多难之秋，从抗战时逃难到解放后“文革”，乃迭也跟许多中国人一样经历过种种艰辛和磨难。是什么力量促使她甘于平淡，为传播中华文化而默默耕耘？同杨宪益白头偕老的婚姻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绝不仅仅如此，依我看，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以及对中华文化的执著感情，这才是乃迭“恋华情结”的根由。
对这一点，我曾有过亲身的感受。
1983年春，乃迭应邀到苏州参加《译林》与《外国语》两家杂志举办的首次英语翻译评奖的评委会。一天晚上，我上她的房间聊天。一进门，她照例给我倒了一小杯绍兴加饭酒（果然印证了乃迭常以酒代茶的传闻），什么下酒菜也没有。我们彼此虽初次见面，但她亲切如故，谈兴极浓。当时正是改革开放不久，许多人都向往着往外国跑，我不禁顺便问她是否有回英国的打算，她毫不思索地回答：“NO，要想回英国我早就走了。中国人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才等来今天这样可以专心搞建设的日子。在中国，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不会走。”她边说边呷了一口酒，接着又幽默地补了一句：“以前我跟着宪益吃过不少苦头，现在，我也要等着享享改革开放的福。”这些话当时确实使我暗暗地受到震动。我在想，一个外国人，竟能如此把自己同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在一起，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更令我惊讶和钦佩的是，在参观苏州园林时，乃迭对庭院的对联、诗赋，乃至一些石刻碑文，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当地陪同刨根寻底地问个究竟，而且还不时地向我们讲解在《红楼梦》中有关诗赋的类似描写。作为一个外国人，乃迭对中国古典文学造诣之深，真令人惊叹。我曾对她说：“你简直成了一位红学家了。”她笑答：“因为中华文化太迷人了。为了翻译《红楼梦》等名著，我不得不查阅古典文学的大量资料，越深入下去，兴趣就越浓。”
乃迭匆匆走了，但她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座桥梁。安息吧，我尊敬的Gladys！
想起“九叶诗人”
近日为“外国现代文学流派”专栏组稿，有机会看到有影响的外国现代文学流派的介绍文章，不禁联想到中国文学的流派。凭我的孤陋寡闻，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曾出现过的流派，好像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鸳鸯蝴蝶派”，以及山西的“火花派”、河北的“荷花淀派”等等。这些流派，或思想倾向相同，或创作手法接近，或地域色彩鲜明……若问受外国文学流派的影响较多，与世界诗歌潮流在风格上也算“接轨”的，那就该数“九叶诗人”了。
“九叶诗人”包括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唐祈、杜运燮、穆旦、袁可嘉等九位诗人，他们于1941年在一起，围绕《中国新诗》和《诗创造》两本刊物发表诗作及诗论，当时只是“志同道合”，艺有同感而已，直到四十年后出版了一本《九叶集》，“九叶诗人”才作为我国新诗的一个重要流派而受到人们的关注。评论界认为，“九叶诗人”当年将时代课题、民族忧患与个人经历有机结合，着力呼唤一种“沉默中生长的力量”；在艺术上，注意借鉴西方艾略特、叶芝、奥登等现代诗派的某些表现手法，运用象征与联想、幻想与现实的渗透，力求在诗中体现智性与感性的融合，达到人生与诗意叠合的效果，因此有人称“九叶诗人”是“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这种评语是否确切姑且不谈，但说“九叶诗人”深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则不容置疑。仅就“九叶诗人”中有四位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有六位留过洋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们与“洋诗”的关系了。
我对诗歌没有研究，在这里不是想评论“九叶诗人”，只是回忆我与“九叶诗人”的一段“缘分”。
1980年春，我在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期间，“九叶诗人”的老友巫宁坤教授找到我，说他的几位诗人朋友有一本诗集，希望我帮助推荐给当时我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九位诗人中那时我只认识袁可嘉一人，但听说这些新诗在抗日战争年代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一回南京连忙向社里汇报介绍，引起了领导的重视，终于促成了1981年《九叶集》在江苏出版。好几年以后，我又认识了郑敏、曹辛之、杜运燮，以及穆旦夫人周与良，有次杜运燮还向我打趣说：“九叶诗人’名称得以传播，原来还有你牵线出书的一份‘功劳’。”
此外，我与“九叶诗人”中写诗译诗俱佳的穆旦，还有过三次“接触”。穆旦生前我无缘结识，这三次“接触”都发生在他去世以后。其一，还是巫宁坤推荐并由他作序，我们出版了以“查良铮”署名的穆旦译作《普希金抒情诗选》，累计发行达三十余万册；其二，由袁可嘉、杜运燮主编，我们出版了怀念穆旦创作和翻译成就的纪念文集，书名由袁可嘉选用穆旦的一句诗句：《一个民族站起来了》，撰稿人除了穆旦文友，还包括香港的马文通等诗评家。这本书虽然只讲穆旦，但涉及“九叶诗派”的许多理念和风格，是研究“九叶诗人”较难得的材料；其三，鉴于穆旦政治上虽已平反，但其学术地位尚未得到恢复，于是1988年我发起，由《译林》杂志会同“北京英国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举办了“穆旦学术研讨会”，我记得除在京的“九叶诗人”外，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巫宁坤、邵燕祥等许多朋友都到了，巫宁坤还代读了卞之琳先生的书面发言。会上大家除对穆旦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态度给予充分肯定之外，还呼吁要重视和加强对“九叶诗人”这一流派在学术和艺术上的研究。如今“九叶诗人”还健在的，只有在美国的袁可嘉及在北京的郑敏二人，但“九叶诗人”在新诗运动中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