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1914年农历甲寅年八月初六生于北京，属虎。三岁时随父母由北京迁居天津。爸爸原名马桂福，爷爷对爸爸同样寄予希望，后改名为马三立，《左传》说：“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爸爸真的没有辜负爷爷的苦心，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九十年漫长的时间里，在风雨飘摇荆棘载途的里程中，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
爸爸从小孤苦伶仃，奶奶生下爸爸三年后就去世了。这就是说爸爸三岁丧母。爷爷卖掉家里仅有的几件家具，料理完奶奶的后事一个钱都没有了，就把爸爸寄养在我二爷二奶奶家，自己带着我大伯到书场后台去住了。爸爸在二奶奶家一天天的长大、懂事。后来发现一个男人隔些天来家一趟，说会儿话撂下点儿钱，还不断用温和的目光扫视自己。心想这个人一定和家里的关系不一般，可到底是谁呢？虽然是个谜，但对这个人的印象越来越深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爸爸已经五岁了。有一天他正在门口玩儿，远远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就一边往家跑一边高兴地喊：“二婶，那个送钱的人又来了。”二奶奶一把把爸爸揽在怀里认真又亲切地说：“小三儿呀，傻孩子，什么送钱的人，那，那是你爸爸呀！”随着话音那颤抖的手将爸爸搂得更紧，眼眶里充满了泪水。爸爸当然相信二婶的话，不过看到二婶的神情再加上事情来得突然脑子里好像全空了，只有两个字在来回飘荡那就是“爸爸，爸爸……”。他急忙回过头来想郑重其事地仔仔细细好好看看来人。这时那位“送钱的人”也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眼里闪着慈祥亲热的目光，脸上却显出一种复杂的表情。我的爸爸三岁丧母，五岁才认父呀……
几年后爷爷的名气大了，包银也多了，租了房子又娶了后奶奶并将爸爸接回家，还上了私立小学，就是现在和平区万全道小学的前身。1927年爸爸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汇文中学。爷爷高兴，爸爸更高兴。但是旧社会穷艺人家哪有“太平盛世”，爸爸还没有乐出声，新的苦难正在向他招手。
军阀混战时局多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靠人施舍的相声艺人想多挣点儿钱养家糊口难啊，何况还要供一个中学生。外边不太平，家里更不消停，尽管爷爷和大伯几乎一天不着家从秋到冬、从春到夏地“说”，也搁不住后奶奶在家一个劲儿地挥霍。丁氏（就是后奶奶）好吃懒做，整天吃鸡腿啃鸭翅倚着门框一刻不停地嗑瓜子，脚下的瓜子皮白花花的像是一堆积雪。哼！如果不往嘴里续零食就好像拔掉缺氧人正吸着的氧气管很快就会窒息似的。最不能容忍的是丁氏无度的赌钱打牌，而侍候牌局的人为了“抽头儿”竟然还管饭，就这样“吃着打、打着吃”，对家里的人和事根本不闻不问，马家出了这么个不贤人！爸爸放学回家推开未关的门，看看饽饽篮子是空的，油盐酱醋的瓶罐是空的，炉子早灭了，炉子上的铁壶是被熬干的，想喝碗热水都没有……这，哪还像个家呀！可爸爸哪里知道不公平的命运偏要捉弄穷人，致使这个不像家的“家”都要不复存在了。
“万人迷”死了，爷爷被戏园辞退了，家里面临“揭不开锅”的局面，这一切好像与丁氏无关，就像“蚊子不放过贫血病人”一样，管你死活照吸你的血！当爷爷告诉爸爸“学是上不了了”的时候，爸爸心如刀绞，对于他来说上不了学就是天大的灾难，一心读书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他不得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心爱的学校、老师和同学，走上了一条父兄正在走着的漫长、曲折、艰难、险阻的道路。那一年爸爸才十五岁。
那年头儿卖艺的规矩很多，要想说相声挣碗饭吃必须磕头拜师，同时必须加入班社才算正式的相声艺人。不然的话哪怕你一家子、几辈子都说相声也不许你干。因此爷爷让爸爸拜周德山（艺名“周蛤蟆”）为师，正式入了说相声的门户。当时南市联兴茶社是相声艺人比较集中的地方，爷爷、周爷爷、大伯和爸爸都在一起。周德山是“相声八德”中的一员，他的“活”好，路子宽，因为他和爷爷是师兄弟，对爸爸很照顾，不像爷爷和大伯那么严厉。
爸爸从小生在相声世家，要说拜师前一点儿也没接触过相声是不可能的。开始爷爷和大伯都主张并支持爸爸专心致志读书，严禁掺和与相声有关的事务。偶尔也发现爸爸像玩似的背“贯口”、“趟子”，觉得反正没耽误学习也没介意。可汇文中学的老师们都知道爸爸的家事，一有机会就怂恿他说段相声，撺掇的爸爸也想一试身手，说了两段大受欢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时爸爸才会说几段，就偷着跟大伯磨蹭要学“活”。大伯说：“咱马家人，就算随便在哪儿说个小笑话也得按规矩使，不能糟蹋活。”大伯将爸爸的心思告诉爷爷，爷爷说：“学点儿也行，但不能影响上学。”所以爸爸从八岁开始，一边上学同时业余时间和爷爷、大伯学艺。开始只教给爸爸几个段子如《拴娃娃》、《家堂令》等，但要求却又高又严。无论说什么段子，单口也好，小笑话也好必须得词准，尺寸准，“包袱”抖搂准。这本身就够难的了，爸爸还总得回答问题：“这句词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气？这里为什么要用这个动作？”目的当然是让爸爸反复琢磨加深理解。可无形中为爸爸以后的正式演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爸爸十六岁出师随师父、师兄撂地，十七岁与朱阔泉大伯搭伴合作。朱阔泉老先生就是侯宝林先生的师父。
早年间说相声的场地大致有三种：第一种用行话说叫“划锅”，就是说相声的人占据一块空地或道边、街沿，用石子、沙土砌成一个大半圆，画得像大锅的样子，听众围着这个圈观看。听一段、甚至不到一段（单口、笑话居多）说到节骨眼儿上就向观众敛钱。“划锅”不交地皮钱，只要不遇上巡警、地痞流氓敲竹杠，挣的钱可以全部装进自己腰包；第二种叫撂地，就是在市场或广场，占一块地方献艺“打钱”（敛钱），而这块地方要交地皮钱，当然张三花了地皮钱李四就不能占用。但是一般说来“划锅”、“撂地”都是名气不大的艺人卖艺的场所，有了书场、茶社、戏园之后，有点儿名气的人就进屋里说去了，也就有了分账或包银的固定收入了。所以从“划锅”、“撂地”到“入室升堂”对说相声的艺人来说也是一种“晋升”。
爸爸十八岁时第一次离津去外地卖艺，当时叫“跑码头”，与刘宝瑞先生搭伴。曾到过营口、烟台，回津时除去吃、住、路费所剩无几，但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经验。
1934年爸爸二十岁时，与妈妈马甄氏结婚（我妈后起名甄慧敏），一年后爷爷去世，后奶奶丁氏卷走家底儿私奔。家中负债累累，爸爸顶着压力拼搏。终因过度疲劳一病不起。后来才知道是得了肋膜炎。在师兄弟的帮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总算捡回了一条命。经济上当然是旧债加新债。
1936年，爸爸咬着牙去了唐山、秦皇岛，沿途遇见天津名票王庾生先生，他在国剧社里教京戏。王先生文墨很深，认为爸爸的相声词意文雅耐人寻味，就介绍爸爸到耀华玻璃公司职员俱乐部演出。不但收入不少，而且固定，回津后还清了高利贷，总算尝到了“无债一身轻”的滋味。在秦皇岛爸爸还“开山门”（也就是第一次收徒）收了大弟子阎笑儒。阎大哥原名阎鸿斌，1913年出生比爸爸还大一岁。第二年爸爸又收了师兄高桂清的儿子高笑林为徒。原来爸爸的徒弟都按“笑”字排。
用文人的话说叫“穷则思变”，用老百姓话说叫“人挪活树挪死”。与其在天津耗着不如外出闯一闯。爸爸当时正年轻，不怕吃苦，相声门户清、“活”又瓷实，特别是去了趟秦皇岛，对应付外界的杂事心里多少有些底了。于是在1937年、1938年连续闯关东（沈阳）、下泉城（济南）。至1939年听说天津闹大水就想回家，但铁路不通车，爸爸心急如焚。一个月后火车刚通，他就马上回到了天津。大水退了到处是淤泥、垃圾臭气熏天，不少房子被水泡塌，万幸，在三不管的我们家那间小屋还真没塌，只是原来就破破烂烂的桌子板凳经水一泡就更扶不起来了。爸爸看见正在清除污泥积水的妈妈，心里又激动又庆幸，一家人又团聚了真是谢天谢地呀！
1940年初，爸爸有点要转运，经济收入增加、艺术才华也得发展，但好景不长。可到了年底运气又背到了家。这是怎么回事呢？年初经艺友王剑云先生介绍，到老城厢北门外宝和轩茶社演“倒二”，由京韵鼓王林红玉“攒底”。同时还可以去赶场，这可是好机会。爸爸和耿宝林先生搭伴，耿先生是焦少海的徒弟，和赵佩茹先生是师兄弟，活熟路子也宽。听众反映非常热烈。在赶场中又为评戏名角儿新凤霞反串补台效果极佳。后因耿先生与戏园老板闹翻，二人又应北京相声名角儿戴少甫之邀赴北京电台说相声连报广告，但没几天戴又回来要重操旧职，爸爸没想到又一次受骗而失业回到天津。不久杂耍经济人王新槐（绰号王十二）拉爸爸参加庆云戏园的相声反串剧演出，后来又组成“兄弟剧团”。除被借用赴济南和南京两次演出以外，其余在天津的时间过的都是牢笼般的生活，这是爸爸一生中难忘的五年。1945年抗战胜利爸爸辗转于鸟市声远茶社、小梨园、中华茶园等地赶场演出。随着政局不稳定社会动荡，搭伴也随时更换，演出场所无常。天津解放时爸爸仍在北京电台说相声报广告维持生活。
新中国成立，对爸爸来说犹如拨云见日、草木重生。爸爸买来红纸写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十个大字贴在屋里。真好似换了人间。
1950年他积极参加了何迟先生负责的“红凤曲艺社”，并创作新段子演出。
1951年5月1日爸爸还在天津《新生晚报》上发表短文，题目是《普天同庆》，以表示对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贺。这是从旧社会的“玩意儿”到新社会“主人”的一大标志。
1952年，他自愿报名参加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并担任华北分团文工队副队长。圆满完成任务后胜利归来。他很愿意走集体道路，1953年参加了天津广播曲艺团。他当时心情特别舒畅十分热爱自己的相声事业，同年11月24日还在《天津日报》发表文章，题为《发展相声表演艺术》。
1954年4月初，接到上级下达的排练演出何迟新作相声《买猴儿》的任务。4月17日在天津工人剧场，爸爸和张庆森大伯第一次演出相声《买猴儿》。从此开始了与何迟先生一同研创反映现实生活新相声的合作。同年7月《北京日报》首先发表相声《买猴儿》的脚本，继而，全国许多省市文艺报刊发表该作品，还译成英文、俄文传播到国外。
1955年继《买猴儿》后再次与作者何迟合作，陆续创作上演了《今晚十点钟开始》、《孕妇调查表》及《开会迷》等新相声。同年秋天应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之邀，参加文艺记录影片“恭贺新禧”的拍摄，片中演出了新相声《开会迷》。该片于1956年春节期间开始公映。
1956年1月12日，是爸爸一生牢记的几个重要日子之一。在天津干部俱乐部与各界代表五十余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接见后爸爸表演了单口相声。毛主席还和爸爸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不久，何迟创作的相声《买猴儿》在中国曲艺研究会主办的优秀曲艺作品评奖中获奖。同年8月11日又在《天津日报》发表文章题目是《略谈相声的表演》。1956年秋天在北京政协礼堂，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参加国庆招待晚会演出的部分曲艺演员，在演出会上爸爸和张庆森大伯合说了相声《买猴儿》。演出后总理赞扬相声《买猴儿》很有教育意义。就是这年12月天津曲艺工作团并入天津广播曲艺团，定名为“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曲艺团”，爸爸被任命为副团长。这一年爸爸42岁。
1957年1月26日，爸爸在《天津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我看见我说相声了》叙述了参加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恭贺新禧”大联欢影片拍摄的过程。不久全国“反右斗争”开始，继何迟先生被划为“右派”后，转年爸爸因演出何迟创作的相声《买猴儿》的罪名也被划为“右派”并被撤销职务、降低工资。
1959年2月爸爸被下放到天津东郊幺六桥乡劳动改造。年底，与被下放的“右派”一同调往军粮城农场劳动。
从1961年6月到1964年6月这三年间是爸爸演出高潮期和创作高产期，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好像随时打开收音机、半导体都能找到爸爸的相声。
1964年8月，天津市各文艺团体先后开展“四清”运动，爸爸又被当作本单位的清理重点，再次被停止演出，并被安排去看仓库。到1966年“文革”开始被打为“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一进就是两年。1968年与文化系统一批人一起被送到某军营参加劳动。1969年返津仍被关进牛棚。
1970年5月文化系统各单位执行当时市委所谓“战备疏散”的指示，疏散时实行“四带”（带工资、带户口、带粮食、带家属）爸爸和全家人一起下放到天津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
1977年秋落实政策，爸爸和一家人同返市区。年底参加了在市体育馆举行的欢送工宣队的演出。与王凤山先生合说了相声《精打细算》。这是爸爸从“四清”以来十几年第一次正式在全市人民面前登台亮相。观众报以长时间热烈掌声，爸爸连连向四面八方鞠躬致谢，此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1979年初，有关部门正式宣布对爸爸错划“右派”予以平反，在市曲艺团当众传达并在《天津日报》上公布于世。这一年的10月爸爸作为天津文艺届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回津后恢复上演了相声《买猴儿》并在本市“国庆献礼演出优秀节目”评奖中获“献礼展览演出荣誉奖”。1981年和王凤山先生演出了何迟先生相声新作《似曾相识的人》。
1984年两件大事使爸爸终生不忘：3月9日正当妈妈病危之际，爸爸没有放弃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的为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募集资金的义演，与王凤山先生表演了传统相声《夸住宅》又返场相声小段；当天夜里（3月10日凌晨）妈妈在第一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因心力衰竭去世。享年六十八岁。爸爸失去了相濡以沫的老伴，整日沉思默想，很长时间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只有当他凝视一张自己坐在“甄慧敏之墓”和“马三立之墓”两碑之间的照片“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时候，才能获得一丝安慰……
1984年12月30日，爸爸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5年2月1日在党旗下宣誓他非常高兴，他异常激动。这位一辈子无党派依托，由翻身解放感激党、多年实践认识党，到最后决心把一切献给党，时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这一年爸爸整七十岁。
1986年1月，《马三立相声选》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入了爸爸创作、改编、加工并表演过的相声四十段。这些作品是他从事相声艺术事业近六十年来的结晶。这一年他还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并应邀到各机关、工厂、学校介绍讲述自己的先进事迹。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和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将他的事迹报告录制成磁带向基层推荐。题为：《做让党放心，观众欢迎的人》。这一句话成了爸爸暮年的座右铭。
1987年爸爸七十三岁，由天津市曲艺团转入天津市表演艺术咨询委员会，并担任咨询委员会的党支部委员。7月10日应邀参加中国音像大百科编辑部为抢救挖掘曲艺精华征询意见座谈会。
1990年10月由京、津、沪、粤、川、鲁等十八家电视台合拍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其中包括爸爸的生平和艺术经历专辑片，已由天津电视台拍摄完毕，不久就在天津市电视台播放并制成光盘。
1991年5月由天津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艺术研究所所长刘连群先生撰写，全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作序，著名漫画家方成和著名漫画家左川二位先生作插画的《马三立别传》、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随后有关单位共同举办《马三立别传》座谈会，充分肯定了本书成功的展示并丰腴了爸爸舞台下的形象。
1992年11月12日，中国曲艺家协会、天津市曲艺家协会和甘肃省曲艺家协会联合举办庆祝爸爸从事相声艺术六十五周年活动。南开大学教授薛宝琨先生做了关于《马三立艺术道路和艺术成就》的报告，许多人士就爸爸表演艺术的形式、发展及艺术特色等问题先后发言或宣读论文。
同年11月18日至22日“马三立杯”中国业余相声邀请赛，由文化部群众文化司、中国曲艺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天津市文化局、天津电视台、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在天津举行。全国人大常委张再旺、中国曲协主席骆玉笙、常务副主席罗扬、副主席姜昆、天津市委常委刘峰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坚等同志出席大会。爸爸应邀担任邀请赛的艺术顾问。他感谢用他的名字命名邀请赛、向获奖者表示祝贺。他叮嘱要扶植新人、新作品并登台作示范演出。
此后的近十年中，爸爸虽年事已高，但仍积极参加公益演出和公益活动。
2000年，爸爸确诊为膀胱癌。各级领导非常关心重视。请最好的医院、医生于2001年做了第一次手术。术后病情好转，但身体明显虚弱。
2001年12月8日由《今晚报》社等单位联合在天津人民体育馆隆重举行“马三立从艺八十周年暨告别舞台演出”。晚会由中央电视台名嘴赵忠祥、倪萍主持，著名歌唱家、京剧表演艺术家参加演出。最后爸爸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作告别演出，几乎一句话一个包袱。几千名观众的笑声、掌声连成一片震耳欲聋。只有深知爸爸的人才清楚，观众这普通的笑声竟是爸爸生命的动力和源泉。
2002年爸爸病情反复，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术后大部分时间需要卧床、输液……消瘦得不能再瘦的爸爸和疾病作着顽强的斗争，头脑却惊人清晰。虽然院方和家属联手严防对“癌症诊断”的泄密，但世上的事还有能瞒过这位老人的吗？从手术到病危爸爸接受各种检查治疗可从来没问过任何人“自己得了什么病？”儿女们很怕他问，可是老人越沉着、越不问，儿女的心随时都在流泪、流血！
2003年2月11日（农历癸未年正月十一）6时45分爸爸走完了九十年遥远的路程，伴着他带给亿万人民的笑声，安详地与世长辞了。
爸爸生前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心、信任和爱戴，并给了他很高的政治待遇和专业职务。他曾是第五、六、七、九届天津市政协委员、河西区人民代表、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天津市表演艺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及党支部委员、天津市相声研究会顾问。1994年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聘为特邀研究员。
爸爸曾接待过美国、加拿大等国文化学者访问团并进行艺术交流。
爸爸多次接待台湾著名曲艺界人士座谈，并应邀为台湾曲艺爱好者题词——“愿海峡两岸人民笑口常开”。
广大人民群众和众多宣传媒体十分热爱他敬重他，多年来发表大量文章信息和影像资料。由《天津日报》主办的全市“新世纪、新生活、新天津”大型城市主题新闻雕塑活动，经全市评选精心策划，制作了爸爸讲故事的坐像，在市内矗立供广大市民观展。
2000年，国家邮政局发行新时期中国艺术家明信片：《著名相声艺术大师马三立》。
2003年天津邮政局、天津市集邮公司特别制作、发行集邮册一本，纪念封一枚：《沉痛悼念著名艺术家、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
爸爸的生平传记和艺术成就，被编入《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录》，他又获得了鲁迅文艺奖和中国金唱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