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泉
1931年9月30日，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专家考察团（史称“国联教育考察团”）抵达上海。由此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调查工作。
国联教育考察团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华考察的。1931年上半年，教育部和行政院分别两次致电国际联合会秘书处，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国联的一切专门组织以顾问的身份帮助“拟定并实施中国政府所颁定的改造中国的计划，以期促进中国教育制度之完善，并便利中国及外国文化活动各中心之交通”。同时，请求国联派一专家委员会赴华考察教育制度，对教育制度及中国政府实施的改造计划等方面提供建议和最佳方法，进而促进中国和国联其他会员国的交流与合作。
因此，根据国联行政院会议的决议，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命令其执行机关——国际文化合作社组织派遣专家考察团前往中国，要求考察团研究中国教育现状以及中国古代文明所特有的传统文化，并提出最适合中国现状的改造方案。考察团真正是由一批对教育素有研究、见解颇深的专家组成的，主要成员有柏林大学教授、前普鲁士教育部长柏刻（C。H。Becker），语言学家、波兰教育部初等教育司长法尔斯基（M。Falski），法兰西大学教授郎吉梵（P。Langevin），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叨尼（R。H。Tawney），并由国联秘书处的瓦心特兹任委员特别顾问，负责协助委员团的工作。考察团到达中国后，又有国际教育电影社撒逖（Baron A。Sardi）和国际文化合作社社长波内（M。Henri Bonnet），两人参加调查工作。
考察团到达上海后，随即奔赴南京，在南京拟定调查工作计划，参观完重要的教育机关后，便辗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无锡、苏州、镇江、广州等地考察教育状况。考察团到达一处之后，立即开展工作，大量调阅文献资料，力求详尽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人口、教育、历史、地理等状况；广泛参观各大中小学校及教育行政机关、民间教育机构等，以求得中国教育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召开座谈会、访问名流等方式搜集人们对教育的看法。在一地考察完毕后，当即发表考察团的意见，提出改革方案，这些意见与改革方案最后汇总编成考察报告书。该报告书1932年以《中国教育之改进》为名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发行。
按照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的要求，国联教育考察团调查了中国教育的情形，认为中国教育存在缺少国家观念、教育行政组织不合理、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不协调等现象。并由此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点：（1）加强教育行政权的相对独立性，应保证教育行政不受普通行政的干涉；教育行政机关上下级的权限应严格划分；各级教育行政机关附设顾问委员会，由公民代表与教育代表组成，同时学校设立家长委员会。（2）在财政预算上，教育部以办理国立高等学校为主，教育厅以办中学为主，县专办小学。（3）重视教育普及，强迫推行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初等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4）高等学校校长及教授由教育部长任命，中学校长及教师由省教育委员会任命，小学教师由县督学委任，同时重视教师培训，对教师的薪资应有一个比较平均的标准。
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正是国民党政府推行“以党治国”，加强对学校严密控制的时期，考察团提出的加强教育的国家性、社会性等均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不谋而合，深为国民党政府所推崇。此外，教育团提出的重视教育普及、加强职业教育与师范教育的建议亦为国民党政府所接受，并于1932年12月由教育部颁布了《师范学校法》、《职业教育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