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泉
虽然袁世凯也曾为废除科举制尽心尽力，但最终仍然落得历史的骂名，不能不说是历史开的一种玩笑。究其原因，则是袁世凯开历史的倒车，逆社会发展方向而行。在资产阶级精神日益高涨的时代里妄图复辟帝制，攀登龙椅，以至于落得可耻下场。
为了能复辟帝制，“君临天下”，袁世凯竭力为此制造条件。而在教育领域则采取各种措施推行复古主义的教育，将教育作为其复辟帝制的宣传工具，大肆宣扬仁义道德、忠君尊孔的思想。
注重道德教育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点，而儒家思想是传统教育的思想支柱和主要内容。袁世凯在封建官僚阶层摸爬滚打几十年，深知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对于维护专制的意义。因此，在他上任伊始，就颁布《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宣称“教育本原，首重道德，古今中外，殆有同规”，指责学生假托“自由平等”学说，“侮慢师长，蔑视学规”，并加警告如不在他所允许的“国家法律”范围内行动，将予以严惩。袁氏的压制学生运动之心由此已是昭然若揭。
辛亥革命后，中国许多学校多已废止崇孔仪式及读经课程，倡导三民主义，以民主共和教育人民。袁世凯深知孔孟之道对人民的麻醉性，加以清末遗老遗少的奔走呼号，仍有许多人痴迷于“圣人学说”，因此，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发布《尊崇伦常文》，提倡“三纲五常”，主张“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要求“全国人民，恪循礼法，共济时艰”。1913年袁世凯又发布文令，奉孔子为万世师表，孔孟之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下令学校恢复祀孔典礼，力图以孔圣人的礼义廉耻来“遏横流”、“正人心”。1914年6月24日，袁世凯指示教育部规定中小学校的修身及国文教科书必须以孔子之言为指导思想，要采用儒家经典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来教育学生。同年9月，袁又操纵政治会议发布《祭孔告令》，通令全国一律恢复祀孔典礼。袁世凯如此推崇孔子，为其复辟帝制埋下了伏笔。
教育宗旨作为观念形态是从属于阶级与政治的，个人与政党的政治主张总在其教育思想中表现出来。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个教育宗旨体现了资本主义性质。袁世凯夺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千方百计地破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扩大个人专制权力，向复辟帝制一步步靠拢。1915年2月，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公布《颁定教育要旨》，规定教育宗旨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以此完全取代民初的教育宗旨。从字义上看，袁世凯提倡“法孔孟”，与封建帝制无二样；从实质上看，它与清末教育宗旨几乎相同。其中的“爱国”特别强调“诚心爱国勿破坏”，要求维护现有的秩序与状态，不要搞无谓的牺牲；“尚武”主张身体锻炼，既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保卫袁氏之国；“崇实”可以发展自然科学，增加财富，亦可以充经费足军备；“法孔孟”夸大了“仁义”二字的力量，认为这二字，从大处讲是力量无穷，作用无限，从小处讲是可以存养身心，学习待人处世；“重自治”鼓吹人人各有其自治力，实是一种骗人的幌子；“戒贪争”与“戒躁进”比清末加入了新的内容，但这也只是针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提出的警告口号，告诫人们不要与资本主义看齐，并且要禁分党立派，舍家政而谈国政，要求人们安于现状，不宜躁进。综观袁世凯推行的教育宗旨，给人们的一种感觉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妄图恢复帝制的用心已暴露无遗。
袁世凯不仅在教育的大方向上为其复辟帝制鸣锣开道，而且在教育的细节上详加牵制。规定中小学的教科书也要体现尊孔尚孟的精神，而且要加设读经课，教之以《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大力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忠孝观念。
袁世凯的教育复古完全是为他的复辟帝制服务的，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已经建立，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这种大倒退的行为必然要遭到历史的摒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