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体样本分类别多元回归的结果。
模型1～模型11是按照最终控制人类别进行的检验。模型1～模型6我们研究了在不包括交叉项的情况下，外部治理机制是否对公司价值有所影响。模型1中市场化进程指数与托宾Q值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竞争机制确实在起作用，竞争机制越完善的地区，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弱，企业运营效率更高，公司治理水平也会更好，相应的公司价值也更高；模型2中政府干预指数与托宾Q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政府干预程度越低的地区，其所属上市公司价值更高，显然，就全体样本公司而言，政府干预是不利于公司价值的。模型3中法治水平指数与托宾Q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法治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所属上市公司价值越高，这个结论支持了LAPORTA等人（1997、1998、1999、2000、2002、2006）的跨国比较研究结果，说明即使在一国范围之内，各地区不同的法治发展水平依然对公司价值有着重要影响。法治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侵占行为应该更少，代理问题相对较轻，公司治理水平更高，从而公司价值也更高。模型4中公司发行 H股或N股与托宾Q值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在海外上市提高了公司价值。这个结论同样支持DOIDGE（2004）的研究结果，他发现外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减少了控制权私人收益，提高了公司价值。由于香港和美国证券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明显高于我国A股市场，因此在海外市场上市使得这些同时在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受到更严厉的法律制约，并接受海外投资者、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以及所在国监管机构的审查和监督，这些因素必然促进公司改善经营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从而也提高了以A股股价反映的公司价值。模型5中公司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虚拟变量的系数与托宾Q值在0.1的水平上正相关，这个结果与我们的预期有偏差。我们预计受到处罚的公司其公司价值应该相应较低，但回归结果却正好相反；这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存在较大的问题，监管并不能对优良公司和质劣公司进行有效的甄别，因此起不到奖优罚劣的作用，从而丧失了其作为一种治理机制所能发挥的功能。我们考虑，这一方面跟我国证券监管体制仍然不成熟有关；另一方面也跟监管机构的权力有限有关，从第三章对我国证券市场法治水平的分析可知，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力十分有限，监管机构不能在事前和事中即有效地实施强有力的监管措施，而只能在事后采取补救式的处罚，监管的滞后性使得这种处罚丧失了其事前甄别的时效性，反而成为市场预期上升的风向标。模型6在加入所有治理机制变量进行检验时，发现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系数变为负，并与托宾Q值不显著，我们估计跟其与政府干预指数和法治水平指数存在线性相关有关，因为后两个指数是前一个指数的子数据，我们检查了方差膨胀因子VIF，发现在单独带入各治理机制变量时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3，但在一起带入时，市场化进程指数的VIF达到5.22，说明确实存在线性相关问题。其余变量的关系则保持不变，资产负债比率、公司主营业务前一年增长率、公司规模、年度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与第四章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模型7～模型10考察了外部治理机制与最终控制人类型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模型7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市场化进程指数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我们发现民营控制上市公司系数变为在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而市场化进程指数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虚拟变量交互项则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负相关，这说明民营上市公司其公司价值高于国有控制上市公司，但是在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这种差异变得不显著，这个结论符合林毅夫等人（1995）的观点，他们认为充分竞争的环境将可能促使国有企业表现出与民营企业同样好的绩效。我们也检验了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发现民营虚拟变量和市场化进程指数与民营虚拟变量交互项的VIF均超过19，说明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线性相关，因此，我们对结果的解释还需慎重，其余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基本一致。模型8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政府干预指数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民营控制上市公司系数同样变为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而政府干预指数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虚拟变量交互项则在0.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负相关，说明政府干预越少的地区，民营上市公司的优势越不明显。检查表明，这两个变量的VIF均超过了21，说明存在线性相关。其余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2基本一致。模型9在模型3的基础上引入法治水平指数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民营控制上市公司系数变为正值，但依然不显著；法治水平指数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也不显著；其余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3基本一致。模型10我们将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法治水平指数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虚拟变量同时引入，发现民营控制上市公司系数变为与托宾Q值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政府干预指数与法治水平指数则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市场化进程指数、法治水平指数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但都不显著；政府干预指数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则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我们检验了模型中自变量的VIF，发现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虚拟变量、市场化进程指数及其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政府干预指数、法治水平指数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虚拟变量交互项的VIF均超过5，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线性相关，所以我们对模型10结果的解释还需慎重。模型11我们还加入了公司是否海外上市虚拟变量以及公司是否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海外上市虚拟变量的系数在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受到证券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的系数在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这个结果与之前的回归结果相比，没有显著变化，其余变量的回归结果则与模型10基本一致。
模型1～模型11的回归结果表明，外部治理机制对公司价值确实有很重要的影响，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和法治水平指数的系数基本均显著，且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说明竞争越完善、政府干预越少、法治水平越高，最终控制人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冲突越小，从而弱化了代理问题，提高了公司价值。公司在海外上市同样有助于接受更强有力的法律监管、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高公司价值。但是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作用却值得怀疑，监管的不成熟及其滞后性使得监管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民营上市公司在某些情况下的公司价值可能要优于国有控制上市公司，但当市场竞争趋于完善、政府干预较少时，民营上市公司的优势反而变得不明显。但是，我们对引入交互项以后回归结果的解释仍须保持谨慎，因为在加入交互项以后，交互项与民营上市公司虚拟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变得较大，说明这些自变量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线性相关问题。
模型12～模型19是按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分类进行的多元回归研究。模型12中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系数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模型13中引入了其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互项，发现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同时，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系数也变为不显著，这同样跟两个变量存在线性相关有关，因为其VIF均大于8；其余变量的关系则保持不变。模型14中政府干预指数的系数在0.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模型15中引入其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互项，我们发现同样是由于多重共线性，政府干预指数以及其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互项系数均变为不显著。模型16中法治水平指数的系数在0.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模型17中在引入其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互项以后法治水平指数的系数变为负值，但并不显著；而法治水平指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交互项的系数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从VIF检验可知，这两个变量之间同样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18我们将市场化进程指数等三个变量及其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互项均纳入分析，回归结果表明，除法治水平指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交互项的系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以外，其余均不显著，而且VIF检验表明，这些自变量相互之间也存在较为严重的线性相关。模型19我们在模型18的基础上又引入公司是否海外上市虚拟变量以及公司是否受到过处罚虚拟变量，发现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均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说明之前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与模型18一样，除法治水平指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交互项的系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以外，其余均不显著；另外，资产负债比率的系数符号未变，但其显著性有所提高，其余变量的关系均保持不变。
总之，模型12～模型19的研究表明，外部治理机制确实对公司价值有显著影响，除了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回归系数不符合理论预期之外，其余均基本符合理论预期。由于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引入外部治理机制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并不理想，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也需要慎重。
对国有样本分类别进行多元回归的结果。
模型1～模型11是将国有样本按照最终控制人类别进行分类研究的结果。模型1～模型6我们研究了在不包括交叉项的情况下，外部治理机制是否对公司价值有所影响。模型1中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系数在0.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说明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其所属国有上市公司价值越高。这验证了林毅夫等人（1995）的观点，完善的竞争机制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治理水平，从而最终提高了公司价值。模型2中政府干预指数在0.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说明政府干预越少的地区，其所属国有上市公司价值越高；政府干预越多，企业就会越发偏离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政企不分的弊端也就会更加严重，代理问题恶化，从而降低了公司价值；政府干预越少，企业就会更多地专注于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治理水平都会有所改善，从而公司价值也会相应较高。模型3中法治水平指数的系数在0.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说明法治水平高的地区，其所属国有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也较高，代理问题较弱，从而公司价值也较高。模型4中国有上市公司海外上市虚拟变量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海外证券市场上市似乎不太有助于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我们猜测，这可能跟海外上市国有企业的性质有关，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一般都属于超大型老牌国有企业，虽然它们拥有资源的优势和垄断的地位，但其政企不分的弊端更为严重，政府对其的政策导向型干预也更为强烈，再加上长期粗放增长带来的人员臃肿和机构膨胀的问题在上市后仍未得到彻底扭转，这些公司的公司治理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海外证券市场的监管也无法在短期内改善其深层弊端。因此，海外上市对于这类国有公司的治理水平和公司价值影响不大。模型5中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的系数在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说明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监管同样存在滞后性和无效性，监管水平仍有待提高。模型6引入全部治理机制变量，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系数变为负，但不显著，政府干预指数和法治水平指数的系数均变为不显著，方差膨胀因子检验表明，市场化进程指数的VIF超过5，说明同时纳入这三个变量带来了多重共线性问题，这可能是三个变量的系数均变为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公司海外上市虚拟变量的系数依然为正且不显著，公司受到过监管处罚虚拟变量的系数则依然为正且在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
模型7～模型11则是我们纳入最终控制人类别与外部治理因素的交互项以后的回归结果。模型7检验了市场化进程指数及其与国有最终控制人类别的交互项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国有最终控制人类别变量的系数符号均未发生变化，但市级政府控制的公司其价值变得显著高于县级政府控制公司，高校控制公司系数变为不显著，说明在控制了市场化进程指数的交互项以后，高校控制的公司其公司价值与县级政府控制公司无显著差异，并都显著低于其他政府层级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系数依然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而市级政府、省级政府、中央政府与市场化进程指数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其不同政府层级所属上市公司价值差异越显著，而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不同政府层级所属上市公司价值越趋同，这说明竞争作为一种治理机制确实发挥了作用。高校控制与市场化进程指数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与高校控制上市公司的行业特性有关。模型8检验了政府干预指数及其与国有最终控制人类别的交互项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高校控制的系数变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校控制上市公司其公司价值并不高于县级政府控制上市公司，政府干预指数的系数依然为正，但变为不显著；市级政府、省级政府、中央政府控制与政府干预指数的交互项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这可能与政府干预在各个层级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没有明显差异有关；高校控制与政府干预指数的系数为正，同样不显著。模型9检验了法治水平指数及其与国有最终控制人类别的交互项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高校控制的系数变为负，但不显著；其他政府层级控制系数虽依然为正，但均变为不显著；法治水平指数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法治水平指数与政府不同层级控制人类型交互项的系数均为负且都不显著；高校控制与法治水平指数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也不显著。模型10将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法治水平指数及其与最终控制人类别的交互项均纳入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市级政府、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控制系数均显著为正，高校控制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系数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政府干预指数和法治水平指数的系数变为负值且都不显著；交互项中，市场化进程指数与最终控制人类型交互项的系数均为负，除了高校控制类型之外，其他三个结果均显著；其余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但除了高校控制与法治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之外，其余均不显著。模型11我们又纳入了公司海外上市虚拟变量以及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海外上市虚拟变量系数依然为正且不显著，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系数显著正相关，其余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0基本一致。
总之，按照国有样本最终控制人类别分类研究的结果表明，外部治理机制对国有上市公司价值确实有很大影响。市场化程度越快的地区、政府干预越少的地区和法治水平越高的地区，公司的价值越高，海外上市并不能显著改善国有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和无效性。引入交互项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竞争越不完善的地区，不同类别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公司价值差异越大，而竞争越完善的地区，不同类别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公司价值差异越小；这说明竞争确实减弱了企业合约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善了各类型企业的运营绩效，提高了其公司治理水平，尤其是促进了低层级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使得各类型企业的价值趋同。高校控制的上市公司价值并不高于县级政府控制的公司，但其与法治水平指数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表明，在法治水平高的地区，高校控制上市公司的价值有明显提高。没有引入交互项的研究表明高校控制公司价值介于省级政府控制和中央政府控制之间，引入交互项以后，我们就可以合理估计原因在于高校控制的上市公司基本都处于法治水平较高的地区，这使得其公司价值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需要提醒注意的是，我们对于引入交互项以后的研究结果的解释只是尝试性的，因为方差膨胀因子VIF的检验表明，引入交互项以后，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法治水平指数以及其与最终控制人类别交互项的VIF均超过一定的容忍度且相当大，说明这些自变量之间存在较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这可能导致了回归结果的偏误。
模型12～模型19是按照国有样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分类进行的多元回归研究结果。模型12中市场化进程指数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模型13中市场化进程指数在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市场化进程指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交互项系数符号的经济学意义是，竞争程度越低的地区，集中持股越有助于改善公司价值；而竞争程度越高的地区，集中持股的优势则不明显；但这种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另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系数符号虽仍为负，但变得不显著。模型14中政府干预指数在0.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模型15中政府干预指数在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政府干预指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交互项系数符号的经济学意义是，政府干预越高的地区，集中持股越有助于改善公司价值，而政府干预程度越低的地区，集中持股的优势则不明显；但这种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另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系数符号虽仍为负，但变得不显著。模型16中法治水平指数在0.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模型17中法治水平指数系数变为负，且不显著，法治水平指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也不显著。我们将模型18中的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法治水平指数及其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互项均纳入分析，我们发现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和法治水平指数的系数均变为不显著，且法治水平指数的系数变为负；市场化进程指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政府干预指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法治水平指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交互项系数在0.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模型19中我们又引入公司海外上市虚拟变量和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发现海外上市虚拟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在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相关；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系数为正，且在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相关。
总之，按照国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分类研究同样表明，外部治理机制对于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减少代理冲突，提高公司价值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些机制中唯独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海外上市对国有上市公司的作用也不明显。引入交互项的研究进一步说明，竞争越完善的地区，集中持股的优势越不明显；政府干预程度越低的地区，集中持股的优势越不明显；法治水平越高的地区，集中持股越有利于公司价值。但仍然由于多重共线性问题，对于引入交互项以后回归结果的解释仅仅是尝试性的。
对民营样本进行多元回归的结果。
模型1～模型11是按照民营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所有权比例分类研究的结果。模型1～模型6是不含交互项的研究结果。模型1中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各地区市场化程度主要会影响国有上市公司，而对民营上市公司影响不大，这可能跟民营上市公司自身的竞争环境没有明显差异有关。模型2中政府干预指数的系数为正，但同样不显著，这说明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的差异主要会影响国有上市公司，而对民营上市公司影响不大。这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政企不分的问题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身上，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经营目标相对单一，不会承担过多的政策性负担，行政干预也相对较少。模型3中法治水平指数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说明法治水平高的地区，其所属民营上市公司价值也较高。模型4中公司海外上市在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说明海外上市使得民营上市公司接受更为严格和规范的监管，显著改善了其公司治理水平，减少了代理冲突，从而提高了公司价值。模型5中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个结果与对全体样本和国有样本的回归结果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虽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其理论意义仍较为明显，那就是证券监管机构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处罚有一定的效果，虽然这种效果目前来看还不理想。模型6中引入了所有的外部治理变量，市场化进程指数和政府干预指数的系数变为负，但仍然不显著，法治水平指数和公司海外上市均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的系数依然为负且不显著。
模型7～模型11我们引入了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法治水平指数以及其与所有权比例的交互项。模型7中引入市场化进程指数及其与所有权比例的交互项以后，所有权比例的系数变为在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负相关，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市场化进程指数与所有权比例的交互项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这个结果很难进行理论解释，我们怀疑与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有关。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果然发现所有权比例、所有权与市场化进程指数的交互项VIF均超过22，市场化进程指数的VIF也接近5.因此，可以判断是多重共线性的存在导致出现了与理论预期不符的结果。模型8、模型9中也出现了与模型7相似的结果。模型10将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法治水平指数及其与所有权比例的交互项均纳入分析，VIF检验表明多重共线性问题更为严重，模型回归结果依然不理想。模型11又引入公司海外上市虚拟变量和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公司海外上市虚拟变量的系数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其余变量的结果与模型11基本一致。
模型12～模型22是按照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程度（控制权－所有权）分类研究的结果。模型12～模型17是不含交互项的研究结果。模型12中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模型13中政府干预指数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模型14中法治水平指数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正相关。模型15中公司海外上市虚拟变量的系数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模型16中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我们将模型17中的外部治理变量均纳入分析，市场化进程指数变为负且不显著，政府干预指数的系数依然为负且不显著，法治水平指数则变为在0.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公司海外上市虚拟变量的系数依然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的系数仍为负且不显著。
模型18～模型22分别引入了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法治水平指数和控制权与所有权之差的交互项。模型18中控制权与所有权之差的系数变为正且不显著，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两者的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VIF检验发现，同样是由于多重共线性问题导致了这样理论难以解释的回归结果。模型19的结果与模型18类似。模型20中虽然法治水平指数依然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且方差膨胀因子检验表明其VIF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但控制权与所有权之差以及法治水平指数和控制权与所有权之差交互项的VIF均大于28，显示这两者之间存在较严重的线性相关。模型21中我们将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法治水平指数及其和控制权与所有权之差的交互项均纳入分析，VIF检验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均存在较为严重的线性相关问题，因此回归结果并不理想。模型22我们又纳入公司海外上市虚拟变量和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公司海外上市在0.05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正相关，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其余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21基本一致。
模型23～模型30是按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分类研究的结果。模型23中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模型24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系数变得不显著，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系数变为负，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市场化进程指数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但是由于同样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这些回归结果不具有理论意义。模型25中政府干预指数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模型26的回归结果与模型24类似。模型27中法治水平指数在0.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模型28在引入法治水平指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互项以后存在同样的线性相关问题，回归结果的解释力不强。模型29我们将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法治水平指数及其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互项均纳入分析，我们发现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使得回归结果变得难以解释。在模型30中我们又纳入公司海外上市虚拟变量和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虚拟变量，公司海外上市系数为正，且在0.1的水平上与托宾Q值显著相关，公司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其余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29基本一致。
总之，对民营金字塔控制上市公司分类研究的结果表明，外部治理机制改善了公司治理水平，减少了代理冲突，从而提高了公司价值。其中，市场化进程指数与民营上市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与民营上市公司基本都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中经营有关，即使身处竞争程度较低的地区，但民营公司的竞争意识或许早已远远超越本地区的水平了，否则他们难以发展壮大。政府干预指数与民营上市公司价值之间也无显著关系，这说明政府干预主要会影响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而对民营公司影响不大。法治水平指数和公司海外上市均与民营上市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说明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不管是在一国范围内，还是在国际视野中，这种机制都发挥了正面的作用。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处罚这种机制似乎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其作用仍然非常有限。引入交互项后由于带来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的结果大都变得难以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