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呢？政策推进的度又该如何把握？这种喜忧参半的心境让我想起小时候玩氢气球的情形，总是希望卖气球的把氢气打得越足越好，让气球挂上重物也能高高飞起，但同时也在心里害怕一不小心把气球打爆了，一切成为泡影，破坏了一天的好心情。
中国经济转轨的基本路径可以简单归结为生产关系的逆向调整与生产力的顺向追赶，这种归纳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的。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其出发点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超前建立对现有生产力水平的约束和不适应性，其目标就是要通过生产关系的向后调整以适应现有生产力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顺向追赶，最终从事实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然，在转轨过程中，政府的策划、启动与推进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市场经济体制主导经济运行和全面发挥作用只能是在转轨完成后新的制度体系下才有可能实现。正因为这样的特征，我们看到，在二十多年的转轨进程中，首先是政策的松动与推动启动了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开始了市场要素的培育；通过价格改革和双轨过渡建立市场化的价格体系，使商品流通得以进行，从而在供求双方建立了商品交换的基础关系，社会再生产逐渐得以在市场配置的方式下进行；通过银行对传统财政职能的替代，打破了过去资金的强制积累模式和计划分配模式，推行了资金有偿使用，建立了社会动员资本的储蓄———投资转化模式；通过资产证券化尝试对企业制度结构进行调整，增加民间投资手段，改善微观运行效率。每一步的改革深入都是在政策推进下完成的。波兰经济学家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在谈到独联体及东欧的转轨历程时，也特别强调了政策设计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指出“转轨并不意味着社会会让自由市场的盲目力量独自主宰其命运”。
我国经济的几次跳跃发展都离不开政策的加速推动作用。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那么为什么每次跳跃之后总要进入一段治理和调整期呢？抛开偶然的非正常因素，主要原因仍然在政策推进这一特征上。由于转轨尚在中途，新旧体制交替，没有一个独立而完善的体制主导经济运行，而政策的推进往往又是多目标的组合，并希望在一个阶段由一次集中推进带动一个领域连续的市场化过程，因此政策一旦出台，冲击力与承受力、动力与阻力都会出现，震荡和摩擦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试错”的过程，只要在可承受的限度内保证了主要目标的实现，那么跳跃就是成功的，治理和调整也是值得的。
这样的分析之后，话题再回到2000年的证券市场，我们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应该再过多地局限于某一项政策实施的对与错，而应该首先关注政策集中出台和连续推进所要达到的目标及实施效果。如帮助国有企业解困、转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改善微观经济运行效率、套现资金消化遗留问题、应对WTO等经济目标，如证券市场本身的完善、成熟，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要素的成长等自身的建设目标。这些目标如果能够在今后几年得到实质性提升，经济就有可能向前跳跃一大步，完成一个重要的转折。但在此过程中，有两个方面是必须随时注意并尽量避免的：一是防止政策推进力度过大而实体经济承接力不足，导致经济运行在短期内出现大的震荡，二是防止政策集中推出触及面过宽导致众多问题在不同层面上同时爆发。只有这样氢气球才会在挂上重物后也高高飞起，经济跳跃的实现也才会有助于改革再推进一步，解决更多深层次的矛盾。而在这样的原则下观察政策推进与实体经济、证券市场的联动关系，才能将政策目标、心理预期与市场实际区分开来，将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区分开来，做出符合市场的判断。
（发表于2000年9月8日）
中国股市在2000年经历半年多的慢牛行情和8月22日以来连续的大幅震荡以后，有一个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即市场的运行越来越失去应有的弹性。沪市指数在推高至2000点上方后，想要继续上涨已不能形成像样的行情，应该回调却又难以完成实质性的调整，大盘上也无量下也无量，陷入一种僵死的状态中。就像一根皮筋，因为被拉伸的时间太久，再想拉长已经很难，但想收缩却也一时缩不回来。
以上说的仅是现象，支持这半年多慢牛延伸和引发震荡背后的因素，倒是更加引人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