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五四”时期的文坛相比，30年代文坛首先呈现出一种政治上的两极对立倾向，一方面是南京国民党政权极力推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钳制舆论，设立图书审查制度，实行“全国党化，全党军政化”，在政治思想领域，以惟一“正统”自居，极端排除异己，不但对共产主义理论要铲除干净，其他一切异己的思想如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乃至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改组派理论也都在禁止之列（这种极端的专制主义使国民党当局事实上陷入了丧失人心、千夫所指的孤立状态）。另一方面则是除“正统”之外的一切“异端”思潮都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时期，各种政治党派、社会、文化团体都纷纷自办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文化主张。以致1933、34年被称为是“杂志年”，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般萌生出来，令国民党官方防不胜防、查不胜查。因为当时办杂志只要有经费就行，胡风曾回忆起他所办过的一个叫《木屑文丛》的刊物，起因是“记不起是哪一个左倾的青年，弄到了一点钱，要我出刊物。这是三十年代常有的情形。都是出一二期或三四期，钱用完了，刊物也遭禁”。在这一切时代思潮之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潮。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的开端，并没有因为“北伐”的失败、“四一二”政变的血腥屠杀，而使人们减弱社会革命的热情，相反激起文学向进一步的激进的“革命化”方向发展，“普罗文学”成为领时代风骚的文学，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始产生巨大影响。学者、杂文家田仲济，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他的回忆中，曾讲过这样一个时代轶事：当时一个内地县城里的中学生，以拥有一本当时的禁书蒋光慈的《短裤党》为骄傲，但一般书店里是买不到这种书的，而在学校旁边的一家布店里却能买到。因为这家布店的老板精通生意经，不知怎么知道了《短裤党》的畅销，于是到上海进货时就带了一些回来。学生只要买了他一定数量的布料就可以搭售《短裤党》一本，据说他的生意竟因此兴盛一时。遥想当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一袭蓝布长衫，腋下夹着一本《短裤党》，便是那个时代的“前进青年”的写照。
田仲济先生在他的《田仲济杂文集·后记》中，曾经回忆过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当时的思想状态：那就是在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之时，即使像他这样过去的“大家子弟”（田家在山东潍县是大户，曾有“田半县”之称，但当时已沦落到衣食难继的程度。）也开始像阿Q一样“要割他妈的命了”。即使出于寻找生活出路的考虑，也似乎“除了革命，没有他路可走了。”所以，他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期间，就参加了左联的外围组织，从事“飞行集会”、“粉笔运动”等一类的革命活动了。本章开头所引殷海光对三十年代的中学生的回忆，是有着相当的代表性的，总而言之，30年代占据主流的就是这样一种纯真的理想主义精神，这是一个为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主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时代。整个时代也笼罩在一种进步主义的氛围之中，像《申报·自由谈》这种老资格、创办于晚清时期、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副刊，其办刊方针一向是中立、稳健的，主要是面向市民阶层。它的副刊，以前主要是登一些旧式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来迎合市民趣味。这时也不得不为了跟上潮流、争取读者，而改弦易辙，请左翼作家为他们撰稿，以求“不违时代潮流与以大众化为原则”。新的《自由谈》，以“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为主，很快得到了众多读者的拥护。编辑部“每天接到了许多来信”，对该刊的努力“赞许备至”，这使编者“又惭愧，又感激”，从而更坚定了新的办刊立场：“我们以后当益加奋勉，务使本刊的内容更为充实成为一种站在时代面前的副刊，决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而且《自由谈》此时还演出了一场颇为引人注目的“腰斩张资平”的文案。它曾连载张资平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已连载了101期，但因“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自由谈》编辑“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毅然“停止刊载”，这说明连张资平这样的新式“三角恋爱派”作家也同样受到时代的冷落和排斥。鲁迅、茅盾竟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子，重塑了副刊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难怪，国民党的官方文人会酸溜溜地说“现在连书局老板都要靠他们（左翼作家）吃饭。”再如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本是一个政治色彩较淡的纯文学期刊，但鲁迅的悼念“左联五烈士”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一般刊物都不敢发表，却是在《现代》上首发的。被官方查禁一方面会影响刊物的生存，另一方面却会增加刊物的销量，扩大刊物的影响，塑造刊物的进步形象，30年代文坛的时代风尚于此可见一斑。
从世界范围来讲，30年代也是世界文化界的“红色三十年代”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时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根本怀疑；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却丝毫没有受到“经济危机”——这种资本主义“瘟疫”的影响，经济发展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使当时的人们把计划经济当成了济世的良方。在这种状况下，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文化人士的访苏，又对苏联做了大量的正面宣传，由此更激发了西方世界的进步知识分子对于苏联的向往。以苏联为中心的第二共产国际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既是在“唯共产国际马头是瞻”的王明派左倾路线领导下开展活动的。这就使左联的活动带上了“苏化”的共产国际色彩，如对于中日民族矛盾所引发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就采取了一种否定、回避态度，而更注重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国民党当局。在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相互冲突之时，他们仍将阶级矛盾置于首位。这从鲁迅代表左联所作的一系列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声明中可以看出端倪。鲁迅曾代表左联，在答《文艺新闻社》问关于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时，这样回答：“这在一面，是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第一步。”左联的这种立场显然是从“阶级矛盾”这个首要原则推演出来的，它不取民族主义的立场，是担心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会掩盖阶级矛盾。但先生别致的说明并不能使人满意，所以有《中学生杂志社》再一次咄咄逼人的逼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是这样回答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平心而论，先生只是坚持了左联的原则立场，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精神表态而已，但这种表态与当时一般民众的情感反应有较大的距离。
假如先生能活着看到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现实也许会让他反省他的表态的。特别是后一条约，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苏联置1924年的中苏协议和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于不顾，为了自身利益，竟与日本签订了出卖中国利益的、相互承认“满洲国”和“外蒙”的条约。这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幻灭感，在大后方当时就激起了反苏的游行抗议活动。苏联在二战中的某些表现，可以说是亲手打破它自身所标榜的“共产国际主义”的“普罗神话”，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进行考虑的。与鲁迅当年的选择大相径庭的是持有一种民族国家主义立场的作家，老舍在“九一八”事变后，失去了他一贯的平和与幽默，写出了忧心如焚的“骂世之作”——《猫城记》。此作并无什么深刻的思想，有的只是一个中国人生存于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上的可称庸常的生存常识而已，但这种源于常识的理性、天然的感情，有时也可补“主义论”者“深刻的片面”之蔽。那种与平民相左的精英立场，惯于从唯理主义的观念出发来进行判断、思考，反而更容易使其陷入心造的牢笼之中，远离生活世界的真实。这也是“启蒙的辩证法”的一种吊诡体现。正如当时“九一八”之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东北抗联提出的口号竟然是“保卫苏联”，这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没有什么号召力的，所以其处境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是当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一种表现。二战爆发前后，苏联鉴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在国内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左联领导人马上如奉“圣旨”，在中国也打出“国防文学”的旗号，并不与鲁迅协商就宣布解散左联。而这时的鲁迅已是再不耐于做这种左倾路线控制下的牵线木偶，于是和胡风等一起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将左联内部的冲突公开化了。随之抗战爆发，文坛上的“红色三十年代”结束，进入了全民抗战时期。
30年代文学也是政治对文学进行干预、设计，并开始获得对文学的支配性影响的时期。文学创作已经表现出由“个人性的自由写作”，向“时代政治性写作”发展的趋势。左联从苏联引进了时代“最先进的、主导性的艺术方法”，那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其缘起是20年代后期，苏联文学理论界为了加强对文学的整肃和控制，试图确立一种具有支配性和政治权威性的文学方法。当时在苏联文坛上居于领导地位的“拉普派”（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提出了“为争取文学和艺术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而斗争”的口号。法捷耶夫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无产阶级“文学派的旗帜”，“是最先进的、主导的艺术方法”。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在哈尔科夫召开代表大会，正式确认并推行这种创作方法。中国左联是当时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个支部，萧三作为代表被派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因此这种创作方法也就成为了中国左翼文学的法定创作方法，在三十年代初得到了强力的提倡和推行。左联执委会通过决议，认为：“在方法上，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而且在确定这种方法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其他任何别的创作方法的“反动”，应予废止。所以它还提出“同时要和到现在为止的那些观念论、机械论、主观论、浪漫主义、粉饰主义、假的客观主义、标语口号主义的方法及文学批评斗争（特别要和观念论及浪漫主义斗争）”1932年4月，苏共中央又否定、撤销了“拉普派”，并对其提倡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进行批判，取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国左联也马上转向，1933年11月，周扬在《现代》杂志第四卷第一期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剖析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论本质，倡导“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确立其合法地位。由以上分析可知，30年代文坛就是在这样一种多元共生的活跃、复杂格局中，左翼文学异军突起，取得其在文坛的支配地位，并制定、设立其自身严格的文学规范的时期。它代表着一种时代前进的趋势，是一种“时势权利”的化身，由此相比，国民党当局虽掌握着“实存权利”，但也丝毫无奈它何。而且除它之外的其他文化、文学倾向也因此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时代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