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左翼文学的政治化趋势并起的是文学的非政治化趋势，这种非政治化的趋势以文学上的京派和海派作家为代表。就京派作家而言，周作人的人生艺术态度的转变具有代表意义。他在《艺术和生活》自序中这样谈到他的思想在“五四”之后的变化：“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派的，对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极大的憧憬，在文学上也有些相当的主张。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人道主义的文学也正是如此，虽然满足自己的趣味，这便已尽有意思，足为经营这些生活和艺术的理由。以前我所爱好的艺术与生活之某种象，现在我大抵仍是爱好，不过目的稍有转移，以前我多是喜欢那里边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好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这时的周作人已开始检讨他在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之气”，而表现出与时代主潮的疏离，转向一种将生活艺术化的趣味个人主义。以他为中心，在北方形成了一个纯文学的注重于日常生活的诗意化表现的文学群体，“为艺术而艺术”这个口号从消极意义上被他们接受下来，既强调的是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以及文学创作的个人性特征。他们可以称为是一种“拘谨的颓废者”，“沉思的唯美主义”。他们所谓的美不是所谓醇酒妇人的感官快乐，而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高雅的精神情趣和精神享乐。一种超然于世俗的厌世之美，一种以艺术的精致所带来的“纯粹的柔和和纯粹的美丽”（何其芳语）。这种唯美主义不是王尔德式的唯美主义，他们只不过是在一个文学日趋政治化的时代，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个人性、审美性等基本特性而已。
徐的创作显然与京派文学的这种审美个人主义倾向，是情趣相投的，从他在这个时期的创作来看，主要是抒发个人情怀的主情主义的浪漫派诗歌以及“论语派”的幽默散文。如在《论语》、《人间世》等杂志上，发表的《我的照相》、《太太的更正》、《忆旧与怀新》、《专一与永久》、《镜子的疯》、《论烟》、《谈幽默》、《谈鬼神》等等，都是温文尔雅、妙趣横生而又委婉多讽之作。他注重文学的审美、娱乐特性，反对文学的功利化，看重创作的自由，有一种文学上的唯美派、浪漫派倾向。从小说创作上来看，徐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唯美主义的超然眼光，对于女性美的挖掘和表现，由此营造出他的爱和美的乌托邦，多姿多彩、形态各异的女性是这个乌托邦王国中的最为光彩照人的人物，他的爱和美的浪漫理想主要也是由这些女性作为载体来表现的。从具有一种飘然出世之美的《鬼恋》中的“女鬼”开始，到《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为成人之美而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女仆海兰，再到《风萧萧》中清纯出世、一尘不染的海伦，徐是以这些女性人物来寄托他的人生和艺术理想的，看似脱离于现实，但也恰恰是对充满暴力和残忍、争斗和仇恨的时代现实的一种回应。这种女性之美，在徐是于一种男主人公的不以结合为目的的“独身者的爱”中呈现出来的，这种“独身者的爱”的特点便是“与上帝的胸怀相等”的宗教性的“博爱”。徐笔下的女性给人带来的是美感而与快感无关。无名氏与徐一样，也钟情于女性之美，他笔下的女性更具有一种浪漫主义气质，一种带有异国情调的“卡门”式的女性，它是将爱情完全神圣化了，这种表现的是在爱情中所呈现出的人性的灵性的强度和深度。他将女性之美看做是一种精神符号，“一种浸透了宇宙和星球意味的符号”。从《北极风情画》中的奥雷利亚，到《塔里的女人》中的黎薇，再到《无名书》中的瞿萦，无名氏写出了文学史上最有光彩的“神圣恋人”形象。
徐与无名氏的这种浪漫唯美主义倾向显然与海派文学中的“颓加荡”的唯美颓废主义大异其趣的，但这种感官快乐主义的唯美、颓废主义的存在，却与他们创作有一种密切的互文性关系，构成了他们写作的一重主要语境。这类唯美、颓废派的生活方式与文学创作，也是时代精神现象中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无名氏的《无名书》中的主人公印蒂穿越时代的精神之旅中的重要一站，就是这个时代的“恶魔主义”的颓废哲学。无名氏的《无名书》第三卷《金色的蛇夜》即是对这种动荡时代的唯美、颓废者的精神造型。他笔下的萨卡罗便是这个时代的“恶之花”，“她有一套魔鬼主义加炼狱精神的哲学，也可以说是人类精神历史上‘负的哲学’的结晶。”他要揭示的是“一种隋炀帝或莎乐美的深度”，一种“中古传奇加世纪末的病态刺激。”它是《无名书》中的印蒂，为探寻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所不能不经历的“地狱之旅”，也是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入探索和思想超越。早在20世纪之初瓦雷里就作出过预言：“身体主义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邪教”。海派文学的感官享乐主义正是这种“身体主义现代性”在三十年代的突出代表。无名氏的《无名书》与这种“海派”的颓废、虚无主义有着一种密切的精神上的回应、对话关系。
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海上文坛的一批作家以《狮吼》、《金屋》和“幻社”、“绿社”、和“真善美”等社团、杂志为中心掀起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浪潮。邵洵美是这种唯美、颓废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堪称是这种唯美、颓废主义的代表作，这部诗集被他的同道称为是：“轻灵的，娇媚的，浓腻的，妖艳的，香喷的，而又狂纵的，大胆的什么都说得出来，人家所不能说、不敢道的。简直是香迷心窍的灵葩，充满着春的气息，肉的甜热；包含着诱惑一切的伟大魔力。”
邵洵美出身富家，后来又做了富家女婿，盛宣怀的孙女婿，这就为他的唯美颓废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文学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他曾留学英法，学文学和美术，这使他对于19世纪末的西方唯美颓废主义的文艺时尚知之甚详，并情有独钟。回国之后，1928年，他办起了“金屋书店”，后又出版《金屋月刊》，将上海滩上的唯美、颓废主义文艺运动推向高潮。1931年，他开办了“时代图书公司”，策划出版了标榜“幽默”的《论语》半月刊，由林语堂主编，在当时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俞平伯、老舍等名家都为《论语》写过稿。后来，林语堂因与时代图书公司经理章克标不合，辞去主编职务，由他物色的陶亢德接任，但杂志的基本风格为变，保持了创办时的旺盛势头，当时的徐也参加了《论语》的编辑工作，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幽默小品文，成为“论语派”的中坚人物。《论语》虽然是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出版公司所办，但他并不受邵的个人艺术趣味所限，它可以说是对京派、海派趣味的一种调和，与《金屋月刊》有较大的不同，基本上持一种纯文学的立场。“海派”唯美颓废主义是从王尔德式的积极意义上接受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也就是说“美”成为生活惟一内容，而其对“美”的理解，又指向一种肉欲主义的感官刺激，这就使他的“美”成为一种感官的眩惑，使“海派”的唯美颓废主义成为集西方世纪末的肉欲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声色文学于一体的感官享乐主义文学。但邵洵美的时代出版公司出了大量的新文学书籍，为文学的繁荣做出过贡献，在30年代，时代图书公司先后出版了《论语丛书》、《新诗库》丛刊和《作家自传丛书》，等等。抗战爆发后，时代图书出版公司停办，邵洵美又办了《大英晚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他又以女友美国人项美丽的名义办《自由谭》和英文版的《公正评论》（《Candid Comment》），宣传抗日，可以说是位保全了民族气节的文人。
从生活方式、行为举止上来看，邵洵美也带有典型的唯美、颓废主义色彩。这从他与美国女作家，也是他的情人项美丽的关系中可窥到一斑。项美丽，英文名字Emily Hahn，于1935年到达上海并结交邵洵美后，写了一系列以邵洵美为原型的短篇小说发表在美国纽约的《纽约客》杂志上。这些创作准确地描写了她30年代后半期在上海的生活方式。她说上海是为了生活在此时此刻的人设计的（Shanghai is for now，for the living me。）。当时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二大都市，繁华程度仅次于纽约。
项美丽是一位喜欢在性爱上做文章的人，20岁出头的时候，她就写过一本小册子，内容是教男人如何勾引女人，口气大胆而尖刻，俨然以专家自居。她对情爱有一种自我陶醉式的着迷追求，生性喜欢冒险，她的情人很多，邵洵美是她的情人之一。在上海，她曾装扮成舞女到舞厅跳舞，被人错当成妓女，要给她介绍生意。即使处于战争状态，南京被围城之后，她还和舞伴带着舞衣和舞鞋，冒着生命危险，穿过火线到南京跳舞。她和邵洵美一样，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好奇心，对怪人怪事有特别的偏好，对一切都喜欢尝试体验。这也颇符合其颓废主义的人生理念，即人生在世，无所谓活得更好，只是为了活的更多。她和邵洵美相爱期间，受邵的影响，也染上了鸦片烟瘾。邵洵美遇到人来，就喜欢拉起项的被鸦片烟熏黑的手向人炫耀，“看外国女人手上也有烟渍！”项美丽在当时上海的“红灯区”江西路，筑起了她的“多彩的爱巢”，邵是那里的常客，那里成为邵逃避家庭的避难所。在上海项美丽还结识了不少上海文化界的名人，如温源宁、全增瑕、郁达夫等等，通过这些人，项美丽参与了当时上海文化生活的一个侧面。她还与邵洵美的太太盛佩玉建立起了很深的感情，邵太太曾真心地劝她搬到家里一起住，过中国传统的一夫多妻式的生活。
“海派”文学中的唯美颓废主义潮流，也代表着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的精神现象。从“现代性”历史、文化语境中对之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它也是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由文化上的“意义欠缺”所引发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症候。其集中体现是在传统价值瓦解之后，真、美、善这些为人的生存所需的基本文化价值之间出现了分离和对抗，“美”与“善”、与“真”脱离，由此产生的是一种将自身建立在人的感性生存之上的审美主义的本体论。美与真无涉、不关利害、不问善恶，只忠实于人的感性自身，人所能够真实把握的也只是个体的非理性的感性生存体验。由此现代人的生存就由传统的为君、为道、为父母的生存转向为自己的生存，消解了生存的道德化的本质规定性，由此出现了一种“以审美代道德”个人性的生存态度、生活方式。所以审美主义是文学在进入“现代”之后所出现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趋势。在此趋势之中，出现了作家的多重选择：如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追求情理调和的生活艺术的个人趣味主义倾向、以“海派”颓废作家为代表的“肉欲主义”感官化倾向、“新感觉派”为代表的非理性的心理写实倾向等，而徐、无名氏所体现出的则是一种以审美个人主义为基点的浪漫主义精神超越倾向。处此价值瓦解、文化失范的时代，徐、无名氏都强调人的生存的个人主义原则，同时又表现出一种在此基础上重建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努力，徐所找到的方式是一种“接近上帝胸怀”的“爱”，并以这种“爱”为基础，将真善美的分离统一起来。无名氏所依托的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地宇宙、万物一体”之“爱”，并以此为基础，提升至一种天地境界、“星球哲学”。所以他们最终又都表现出了对审美主义的感性生存本体论的超越，力求在个人性的基础上实现审美原则、道德原则和真实原则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