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之所以将“新浪漫派”文学放置在“现代性”的概念架构和问题语境中，来估量其在20世纪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在于“新浪漫派”文学创作本身就提出了中国“现代性”历史文化进程一些重要的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超出我们既往所有的对“现代性”的一元性的简单理解，从而促使我们跳出既往的以“追求现代”为总体目标的社会政治、文化批判的启蒙视角，将“对现代的追求”本身这一典型的“现代性”文化现象也作为一个反省、考察的对象，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大背景下，在文学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在个人言说和主义话语之间，来考察本世纪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偏向，在对“现代性”问题的反省中，突破观念束缚，为今后的20世纪文学史研究寻求一条更具包容性、更富生机和活力的生路。这也就是笔者想通过对“新浪漫派”的研究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之一。
西方历史、文化中的“现代性”肇始于16世纪的欧洲，集中表现为一种不同于中世纪宗教文化的世俗化和理性化倾向。在“现代性”文化兴起之初，就伴随着“反”“现代性”的文化的出现，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反”“现代性”的文化思潮更是波起云涌，成为文化领域的主流。关于“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在近代西方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反现代”的“现代性”立场。一种是对社会制度进行全新设计，倡导全面的社会改造的“现代性”立场，表现为将“启蒙理想”激进化，追求社会的彻底平等、公正。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立场，他们比较注重对“现代性”的工具理性的批判，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推海耶克的反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设计，强调自生自发秩序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柏林的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分，以及他对于一元论的价值观和多元论的价值观的辨析。再就是保守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立场，比较关注审美主义批判和宗教问题。他们对社会制度创新缺乏兴趣，更为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生存于世的安身立命问题以及“现代性”文化所带来的价值、意义危机。
中国“现代性”文化兴起之初，就受到了西方“现代性”批判思潮的影响，力求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实现对资本主义这一社会阶段的超越，通过持续的变革，实现一种终极性的“现代性”理想。这种“现代性”批判、超越的特点在于将“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启蒙理想激进化，以求得其在社会历史中的彻底实现。它在变革时代的中国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尚有世俗化的“现代性”形态和审美主义的“现代性”形态。笔者从本人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文学中的“现代性”的理解出发，提出三个核心概念来把握中国现代文学中三种对“现代性”的理解、认识、和态度。它们集中体现为三种典型的中国文学面对现代的冲击的精神反应方式及其潜在的心性结构。
第一种形态是一种信念式、终结性的“现代性”态度。它是一种对“现代性”的激进追求，其特点在于它是将“现代性”作为一种信念来表述、来追求的，它突出表现为一种对于现代的向往、期待之情，希冀社会、文化的“现代性”可以通盘解决一切问题，并以一种理想化的“现代性”原则来批判现实和历史，由此来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按照理性主义的社会整体改革方案，将改造社会的理想付诸实践。五四时代的诸多主义话语即是这种信念式的、终极性的“现代性”的突出表现形式。其对于“现代性”的想象有异于西方既有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西方现代世俗化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已暴露出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人生问题，并不是20世纪初的理想主义者向往的目标。这种准宗教性的“现代性”所追求目标不是一个现实的目标，而是一个绝对理念，它成为一次面向未来，追求无限的精神上的朝圣运动。在它那里，一切有限的东西都将终结，未来将出现某种特殊的事物，一种完全不同于既有的、现在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将会出现。对现实和历史的激烈否定，正是出于一种坚信这样的宗教式的“千年王国”将要出现的，将末世情绪和创世情绪合二为一的，彻底否定现存的一切的激越情感。对历史和现实的全盘否定正是为这样一个“永恒正义的新世界”的到来，而扫清一切，由此形成一种只有“死”才能带来“生”的“复活”式的“新生”情结。这种信念式、终结性的“现代性”追求具有一种极强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它力求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世界观来取代各种不同的个体化和群体化世界观的多元竞争。这是一种处身于相对主义的时代对绝对主义的渴求。这种激进的“现代性”追求是五四时期带有浪漫色彩的启蒙主义文学兴起的内在动力。鲁迅的启蒙主义和“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巴金的“无政府主义”、闻一多和老舍的“国家主义”倾向等等，都说明那个时代的“主义话语”与文学创作的水乳交融关系。某种特定的主义话语构成了作家的价值偏好系统。更不必说此后的直接以“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三民主义文学”等政治主张为号召的文学运动。它说明20世纪的文学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政治引导、决定着文学的发展路向。这种“主义话语”的兴盛就压抑了个体言说的空间，使得文学中的“主义话语”成为文坛上的强势话语、主导话语和流行话语。
第二种形态表现为一种经验式、世俗化的“现代性”形态，意指一种对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的日常生活的感受、体验和反应。它是生活化的，而非理念化的，是着眼于当下的，而非立足于未来的。所谓“现代性”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由现代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活生生的经验模式。”与信念式、终极性的“现代性”的区别在于“现代性”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种具有本质规定性的理念，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因此，它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是非理念化的，它不将“传统”和“现代”之分作为判断一切的基本价值标准，“中”与“西”“新”与“旧”并不具有“好”“坏”这样的价值判断的意味在里面。生活的欲望和要求是判断一切的最终标准。它对“现代”的兴趣在于物质方面，而不是精神、理念方面。它不像前者那样对于“现代性”表现出一种能动的追求、一种主动地创造历史的使命感，而是一种个体化的反应，一种对现代生活方式的适应和承受、龃龉和反抗。与前者那种信念式、终结性的对“现代”的企盼不同，其心目中的“现代”不是一个圆满的理念，而是一种纷然杂陈、令人莫衷一是、充满希望也令人沮丧的日常生活现实。所以理念化的“现代”追求不是它的旨趣所在，而表现现代、用“现代人”的眼光来打量现代生活，以现代艺术形式凸现现代人的生存感受才是他的兴趣所在。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当推30年代的“新感觉派”，它用现代情绪来表现代都市生活，用特有的“新感觉体”表现现代都市的繁华和喧嚣。它之于现代的态度是一种和光同尘式地融入和沉迷、厌恶和迷茫。要之它是在“现代”之内来表现“现代”的，以“都市化”的心态来表现都市的，这种与都市现代的零距离接触，就将它与浪漫主义的都市批判区别开来。其后有40年代张爱玲的小说，他的小说也是取材于都市化的世俗人生经验的。即使是她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是建立在充分世俗化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种所谓“即世间而又出世间”的人生态度。世俗性表现在它看重的是人生中安稳的一面，所谓“食色性也”的一面，它不因时代更迭而又根本的改变，是人性中不变的底色，像张爱玲的小说就是这种反“时代罗曼司”的小说，她关注的是变幻的时代中人性中不变的一面，但是对人生又别具一种出世的眼光，由大俗而趋于大雅。在这方面另一位代表性文本是钱钟书的《围城》，他和张爱玲的小说一样同属一种反时代“罗曼司”（romance）的创作，具有一种现代主义的反讽气质，人物形象趋向于凡庸化乃至反英雄化。在这方面的作家还有苏青等等。
第三种是浪漫主义的“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形态
“反现代”的浪漫主义文学也有关于“现代”的想象、憧憬、幻梦，但它是属于“桃花源”式的审美乌托邦，而不是踌躇满志的建筑师手中的即将付诸实施的“施工设计图”。与那种终结性、信念式的对“现代”的企盼不同，其心目中的“现代”不是理性主义设计的将要实现的“美丽新世界”，而是现实世界中的人的一种“诗意的栖居状态”。徐和无名氏对现实的态度也是一种“即世间而又出世间”的态度，其与张爱玲的不同在于：他们所从事的不是张的那种“反时代罗曼司”的写作（这种写作需有一种现代主义式的“反讽”气质）而是以一种超现实的“审美罗曼司”来取代“时代罗曼司”，从而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诉求。同是表现都市现代生活，他们与“新感觉派”等作家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徐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的摩登男女，但他对都市生活明显持一种浪漫主义的批判立场，他要揭示的是都市人“出了赌场又入教堂”的精神上的空虚和迷茫；无名氏的《金色的蛇夜》就更是如此，他所塑造的“负的哲学”的代表就是现代都市中的“地狱之花”莎卡罗。与他们持共同态度的另一位作家是沈从文，他对都市生活也持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批判态度。但他们并不是为批判而批判，在这种否定、批判之后都有他们正面的价值诉求，即他们浪漫主义的人生关怀、理想追求。正由于此，他们对“现代性”的反省批判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行为，对现代文化持的是一种建构性的态度。也因此，他们与时代主导话语之间产生了对话和回应、矛盾和冲突。像徐以宗教性的“博爱”来回应时代的“对抗”哲学；无名氏以“天地境界”来超越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沈从文则要生活于“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观念之中。这种种观念赖以存在的基础，还是在于“现代性”的个体性原则之上。因此他们与时代的冲突就突出表现在了对于这种个体性原则的固守和维护之上。
在传统社会的一元论的价值体系分崩离析之后，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多元价值共存的相对主义的时代。价值多元是这个时代无奈的现实但又是这个时代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价值多神是现代的宿命。”但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仍没有泯灭强烈的绝对主义的渴求，即希望以一种新的绝对主义来统一之，这种绝对主义实现之时也就会带来“现代”的终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吊诡之处就在于狂热的“现代”追求者最后会变成了“现代”终结者，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反省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人们未曾认识到的“启蒙的辩证法”和“现代性”的“自反性”问题。二战之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被理解为“笛卡儿式的”现代性“的最后胜利。所谓”奥斯威辛之后，再来谈诗就是野蛮“即是此意。这种大屠杀发生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批评运动和康德式的绝对律令之类的超验道德规范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只有明确的否定和美学批评尚有可能存在，即使是道德规范也只能是美学道德规范或非同一的道德规范，由此美学就被视为是伦理的基础。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布罗斯基的讲演题目就是”美学乃伦理之母，他所强调的就是人格、审美经验的高度私人性和超历史的独立性，审美主义在现代社会文化批判中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审美主义由于内忧外患的时局和时代对于物质主义的急迫需求，一向非常贫弱，但徐、无名氏的“新浪漫派”所代表的审美个人主义，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遗产，它也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反省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文学资源。
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在当今西方也是一个热点问题。U·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提出了走出“简单现代性”的“自反性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观念。对“现代性”问题作过这样的阐释，他们将“现代性”区分简单的“现代性”和自反性的“现代性”。前者指对传统的理性化的启蒙时代“现代性”，后者这是指这种简单“现代性”反作用于自身会出现消极影响、不良后果以及新的发展、新的可能。他们不回避“后现代主义”凸现的“现代性”危机。但他们并不认同后现代论述的立场，理由在于后现代的激进解构立场丧失或否定了“现代性”构想中的合理性理念。同样，哈贝马斯也反对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立场，而强调“现代性”是一个有待完善的“未完成的工程”。对“现代性”的认识须持有一种冷静、客观的理性态度，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远未完成，“现代性”的合理性成份尚未得到完全实现的当下，需要特别避免的正是惊世骇俗式的对“现代性”的完全否定。但从“信念式、终结性的”现代性“观念”中走出仍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就会陷入一种“现代”迷信之中。在这种对“现代”的狂热迷信、盲目崇拜之中，可能会导致对“现代性”的负面因素——“自反性”后果丧失应有的警觉。“新浪漫派”固然为我们反省时代主导文化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但也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的不足和局限，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本身也应该成为我们反省的对象。
笔者在文中提出三个未尽完善、精确的关于20世纪文学史上的“现代性”形态的概念区分，并非出于建构庞大批评体系的意图，只是为了论述问题的方便。首先，它有助于揭示时代主导话语与个人性话语的关系。如“信念式的终结性的”现代性“是”现代性“初萌时期一个必不可免的阶段。特别是在后发展国家的中国，为”现代性“鸣锣开道，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是必不可少的。应该反省的是，这种对”现代性“的狂热崇拜、追求可能和已经产生的自反性结果，从而避免对”现代性“问题的单向理解。其次，它有助于揭示新浪漫派在”现代性“的问题视野下所呈现出的文化特性。”新浪漫派“素来为正统的文学史著作所排斥，一是在其中难以发现为既往的研究者所重视的从启蒙、革命的立场上来判定的价值和意义；一是”新浪漫派“自身的特点所致。与积极地推动社会的进步，与时代同步前进的主流文学相比，它只是消极的维护个人的自由的生存原则，并以一种逃离中心的边缘立场对表达个人对于时代的关切和质疑。对重大的时代问题：如”社会公正“问题的回避，使他们在其时代显得无足轻重，影响力微弱，在对现实的把握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偏失。他们唯美主义的文化、心理自恋倾向，也限制了他们与时代进行深入有效地的沟通和交流。所以，他们难以写出陀思妥也夫斯基式的、对时代的各种对立的思想都有一种深切的理解、真正能够传达出时代思想的内在多元性的”复调小说。而且他们小说中流露出的带有精神贵族“色彩的唯美情调、个人趣味、形式实验，使其创作与时代的严峻形成极大反差，人们往往将他们与专门从事媚俗性写作、通俗文学的作家混同起来，这就使其创作无法得到严肃地对待。笔者对”新浪漫派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在一种思想、文化的框架中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对于文学史的文化研究。笔者无意对他们的创作给予言过其实的褒扬或贬抑，只是力求客观地从历史、文化、文学的角度对其创作进行阐释、分析和价值评估。
早在清末，李鸿章就惊叹中国将面临：自中国文化有史记载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巨大变局！”20世纪的中国的确发生了海立山飞、天翻地覆的奇劫巨变。从世界范围来说，这也是一个盛行过太多的理想，却又使一切理想为之受挫、蒙尘的世纪。西方文学在对20世纪人类血与火的历史的反省中，产生出一系列标示其时代良知的文学名著：美国有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库尔特·冯尼库特的《五号屠场》、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等等；英国则有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戈尔丁的《蝇王》，赫胥吏的《美丽新世界》；苏联则有帕斯特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捷克则有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而中国的20世纪也同样经历了甚至比西方还要跌宕起伏、千回百转、波澜壮阔的动荡历史，但文学中对这段历史的再现和反思的深度、力度尚不能与上述巨著相比。其中的问题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首先，它与一种文化眼光的短视、急功近利有关。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文学与历史的合而为一，使得文学丧失了反思历史、质疑时代的可能。近现代以来，由于民族生存的危机，将人们的生存境界普遍限制于功利境界中，往往以“时代问题”取代“人生问题”，满足于对一些根本性的人生困境给予一种意识形态性的简单解决，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究元决疑的探索精神。这就使其难以超越于时代之上，而思考影响人类生存的一些根本问题，这是终极价值关怀的缺失造成的结果。其次，它也与激进“现代性”和与之相对应的“审美现代性”在文学发展中的严重失衡有关。20世纪的现代文学基本上为“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所主宰，“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合理性化，这种合理性化导致的结果是使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了危机，工具理性、意图伦理膨胀，价值理性、人文关怀失落。它虽然使人类成功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其存在的问题却是不容忽视的。由于中国急于步入“现代”的迫切性，所以出现了一种对待“现代性”的理想化态度，将“现代性”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缺乏对其的一种冷静、审慎的思考。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人们为一种“桎梏性的进步遐想”所支配，不假思索地坠入一种对“进步”的迷信之中。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现代性”批判思想的贫弱，匮乏，在这方面，“新浪漫派”文学就突出地表现出了其“反现代”的“现代性”意义，他们对“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如意图伦理的盛行、“时代”和“永生”的分离、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人生终极价值和意义的危机等都有充分的认知和警觉，并以他们的创作表达了他们对于“时代”的忧虑。所以他们的创作应该是我们反省20世纪文学、文化现象时的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独特存在。但“新浪漫派”左不逢源，右不讨好的自我疏离姿态，使他们在文坛上的命运可谓是坎坷多艰，至今也没有引起文学史家足够的重视。
20世纪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艰难曲折的历史，是现当代文学创作一个应该倍加珍惜的丰富的文学资源。要真正地激活、穿透这段历史，就需要走出人类自设的种种精神误区，返回存在的本源，直面历史和人生的真实，挖掘个人独到的生存体验，从而形成自己对时代和人生的独到的理解和判断，这是产生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大作品的必要条件，而这也恰恰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最缺乏的品质之一。笔者瞩意于一种对现代文化、文学的反省性的建构立场，目的、用心也正在于此。
第一章 时代潮流与个人选择
少年时代正值“五四”和“北伐”之后，正所谓在大浪之后的余波。那时的青年、少年们爱高谈主义，无论政治上的或学术上的主义都谈。他们对于主义的真面目往往是浑然无知，顶多是一知半解，停留在新闻报道的那一个层面上。可是，不管懂还是不懂，他们都谈得是那么起劲，那么热烈，甚至于为它效忠，为它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对于社会国家的前途抱有责任感，爱追求理想，希望古老的中国现代化，希望新生的中国强大。要谈只谈大事，要追求只追求理想。
——殷海光的回忆
说我们是睡在喷火口上？又说我们是在做梦？好的！我们只愁没有梦，只愁有梦也要醒，只愁梦醒之后要看见接触感受世上的一切。假使我们真能有梦，有一个永世不醒的梦那是多么的高兴啊！即使只有暂时的梦，我们也还是喜欢这梦的。因为只有梦是好的，在梦里一切都是惬人的满足，即使它是痛苦也芬芳的；即使它是恐怖也灿烂的；即使它是悲哀也甜蜜的。况且还有使心舞肉跃的奔放的梦，使神安志宁的怡畅的梦这些欢乐的梦。
——章克标《来吧，让我们沉睡在喷火口上欢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