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视角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将其纳入到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这一宏大的历史文化进程之中，打破固有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分期的划分，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连续性的整体，突破以往的研究范型的视野局限和断裂、支离感，从而建立起一个更能完整地展现近代以来历史和文学演进规律的研究格局。从此问题视角出发来看待20世纪中国文学，不仅可以从那些已有定评的作家那里发现新的意义，而且还会发现在以往的研究格局中，被遗漏的、被忽视的作家的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新浪漫派”文学即是比较典型的一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既有的研究范型中，第一种研究范型是以“人民民主革命”的历史叙事、政治评判作为首要原则的，所以徐訏、无名氏这样的“非政治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小布尔乔亚作家”，在这种文学史框架中是找不到位置的。第二种研究范型是以重返“五四”，追求“人的现代化”为指向的“启蒙主义”的研究框架，像徐訏、无名氏这样的处于时代主导文化的边缘地域，带有些许唯美、颓废色彩，甚至连其时代的普遍的、重要的、表态性的“文学论争”都不介入的作家，也很难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徐訏和无名氏都不是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以“改造人生”为首要志趣的“为人生”的文学原则的信服者。相反，徐訏还要指责“五四”以来的主导文学的浓厚的“道学头巾气”，他和无名氏浪漫化、传奇化的情爱书写，被看作是对“时代要求”的背离和逃避。所以，在这种文学研究范型中对徐訏其人其作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即认为他飘忽有余，厚重不足。所谓“厚重”主要指一种面对现实的直接介入、参与态度，一种改造现实的理想主义承担。而无名氏只是被当作一个浪漫主义的通俗爱情小说家来看待的，而他的《无名书》前两卷则因其大胆的语言和文体实验性，而被封为是“现代主义”创作。为数不多的对他们的研究也多局限于一种单纯的诗学批评领域，为他们究竟该归属为哪种文学主义、流派而大费周章、大伤脑筋，是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
抑或是“通俗的现代派”等等。总之，都是将其创作作为相对孤立的文本，来进行艺术评析的，这些研究是自有其开拓价值的，但也普遍存在着对“新浪漫派”出现的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语境缺乏深入的理解，并因而对其创作的价值意义也无法做出一种深度分析的问题。这都与这种研究范型自身的视野局限有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有一种突破既往的研究范型局限的努力，其特点在于研究者力图将“信念”与“知识”分开，将一种带有较强主观色彩和急进功利性的“主义”、“态度”式的研究，转向一种客观的、学理式的梳理与分析。由此出现的研究态度是，不再将“现代性”之类视作一种完全想当然的正面价值甚或终极意义，而是将“现代性”文化本身也视作一个反省、研究、考察的对象，对“现代性”持一种“客观的、反省的理性态度”。这样，不但对主导性的现代性文学话语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注意到其内部存在的冲突和断裂，而且一些对现代性主导文化持疏离、质疑态度的作家，也开始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如对张爱玲、苏青等人的研究俨然成为热点，他们代表着一种“非信念式”的世俗化倾向，即“现代性”在他们那里不是“信念”，不是“目标”，而是正在进行的当下世俗化的生存体验本身，而正是这种世俗化的生存体验，构成了对那种“信念式”的现代性目标的消解。徐訏和无名氏对“现代”的态度与他们基本相似，但是他们是主观浪漫型的作家，他们创造的是一个浪漫化的诗意想象的世界，来弥补时代的匮乏，舒解时代的压抑，所以表面上他们与现实无涉，但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正是对时代的一种个人性的回应和对话。这在他们是一种非常自觉的文化态度。且不说无名氏专有他的挑战“时代”的《无名书》六卷、徐訏在七十年代，更写出了反现代乌托邦小说《悲惨的世纪》，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进行文化上的反省。徐訏在论《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道学头巾气》一文中，就指出了现代中国主流文化所存在的偏至性：“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把‘求中国进步’放在前面，这自然是好的现象。但因为急切于‘救国’，就非把什么都功利化不可，也就什么都非政治挂帅不可。这就有非服从革命路线就不是‘求中国进步’，不是为中国的想法。而革命是一种目前的功利主义，文化则是累积的进步。”从这一上来说，徐訏和无名氏也应该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特性的作家。
“追求现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主旋律，由此形成了一种信念式的理想化的现代性态度，将“现代性”的实现视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这从正面意义上来说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从负面意义上来说它是对“现代性”的盲目崇拜、盲目乐观。它的出现自有其合理性，因为它面临的是一个民族生存在内忧外患下遭遇莫大危机、“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因此它的全方位的文化功利化，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文化自身的发展来说，完全从功利化出发就会导致它的短视和消亡。正如陈寅恪所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蒂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因此他最推重的就是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在强调从事文化创造所应有的一种个人独立性和超越的眼光。而且他认为这种个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并不是五四人“启蒙”的结果，而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从而表现出一种对时代风尚的超越性。“现代性”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着内在的危机。正如艾恺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它东西为代价”。“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不是简单的好与坏、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对立，“现代”与否不能成为判断一切的最高标准、绝对价值。人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代”、“进步”，“现代”自身不可能成为人的生存的终极性的价值和意义，“为现代而现代”、“为进步而进步”，正表现出一种人的精神的迷失，一种“现代性”对人性的扭曲。特别是五四人的带有价值一元论倾向的“简单现代性”理念，更有从学理上加以梳理反省的必要。从“现代性”问题入手来研究现代性文学现象，也就是要立足于一种“文学是人学”的人文主义的基本立场，树立“完整的人”的观念，具备一种深远的人文关怀，重新思考T·S艾略特当年所提出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什么是人？什么是他的局限？什么是他的苦难？什么是他的伟大？而终究什么是他的命运？这些问题任何政治、哲学都不可能逃避，而根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切政治的（文学的和社会的）思想都将得到最终的裁决。”这才是从现代性问题视野来研究文学的重要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