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爱憎分明的时代主导文学话语不同，似乎一切不可原谅的事情在徐笔下都变得可以理解，无须奇怪的了。他对于笔下的有着种种人性的弱点的人物，都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仿佛一切错误事先都已被原谅了，只因为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他从不像“人生派”艺术家在面对病态的人生时萌发那种“哀悲”、“疾视”的情感，在于他对人从没有抱过超出常人的期待。这种现代之爱和宗教之爱的差异在文学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曾得到过充分的揭示。在《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都有社会改造者、人道主义的现代之爱的信仰者，面对芸芸大众时产生的这种苦恼：《少年》中的留学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韦尔希洛夫这样教导他的少年朋友：
我亲爱的，我的朋友，人们像现在这个样子，要爱他们是不可能的。然而又必须爱，因此，你只好硬着头皮，捂住鼻子，闭上眼睛为他们做好事（一定得闭上眼睛）。“你要记住你也是人”，那么他们对你做坏事，你也只好容忍，尽量不要生他们的气。当然，只要你天生比常人稍微聪明一点，那你就会倾向于对他们严厉。人们的天性都是卑贱的，喜欢由于害怕而爱你。你可别接受这种爱，要永远藐视它。《可兰经》里有一个地方谈到真主命令先知把‘执拗的人们’看作老鼠，为他们做好事，可是不理睬他们。这样做虽然有些傲慢，却是对的。即使在他们好的时候，你也要善于藐视他们。因为在这种时候，他们也常常是坏的。凡是不太愚蠢的人，活在世上就不能不轻视自己，不管他正直不正直，这反正一样。爱自己亲近的人而不轻视他是不可能的。照我的看法，人天生来绝不可能爱自己亲近的人。“爱人类”这句话，在说法上从一开头就是一种错误，这句话只该理解成爱你心里臆造的人类（换句话说，就是你创造出你自己，然后爱你自己），因此，这样的人类实际上永远不会存在。
鲁迅曾引阿尔志拔绥夫的话说：“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你们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迭起‘蝮蛇’两个大字来引乞丐来打杀？”鲁迅重写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但从这里诞生的不是基督教的神人——三位一体的基督，而是拯救人类的人之子——启蒙主义的先觉者。这种先觉者——就是那种叛逆的猛士，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种人道主义的启蒙激情使得鲁迅对待不觉悟者的态度是：“苟奴隶立其前，必哀悲而疾视，哀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由启蒙而革命，这种改造人生的文学便成为现代文学的主导方式和看待人生的主导态度。
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爱”，另一种看待人生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对待人生的态度与此恰成对照，阿辽沙是：“生活着，一切都看见却不加任何责备。他不愿意做人们的裁判官，不愿意责备，也决不去责备人家。”在这部小说里陀氏特别区分了两种人类之爱：阿辽沙属于前一种，另一种则是这种时代之“爱”的代表：“我爱人类，但是自己觉得奇怪的是，我对人类爱得越深，对单独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个别的人就爱得越少。我在幻想中屡次产生为人类服务的热情，也许真的会为了人类走上十字架，如果忽然有这个必要的话，然而经验证明，我不能同任何一个人在一间屋里住上两天。他刚刚和我接近一点，他的个性就立即妨碍我的自爱，束缚我的自由。我会在一昼夜之间甚至恨起最好的人来，恨这人，为了吃饭太慢，恨那人，为了他伤风不断的擤鼻涕。只要人们稍微碰我一下，我就会成为他们的仇敌。然而事情常常是我对于个别的人越恨的深，那么我的对于整个人类的爱就越见炽烈。”前一种爱是宗教性的“博爱”，后一种爱是一种取代宗教的“现代仁爱”，它的出现与自我的发现、理性的觉醒、改造社会的历史主义乌托邦的出现有直接关联。罗素从他的立场出发，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曾这样评述道：“自我主义在起始之上，人们指望从别人得到一种父母般的温情，但一旦发现别人有别人的自我就感到愤慨，求温情的欲望落了空，便转成为憎恶和凶恶。人不是孤独不群的动物，只要社会生活一天还存在，自我实现就不能算伦理的最高原则。”但由这种“现代仁爱”产生出一种造福于人类的变革社会的现代理想，而且这种理想的确推动了社会的变革，使人类生活较之传统获得了巨大的改观，使社会变得更为进步、更为人性化，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与启蒙主义者面对病态人生时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不同，徐面对人性中的阴暗面时，也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宽容和超然，如《早秋》写上大学的儿子爱了一个舞女，要退学和其结婚。父亲去见舞女，请其放过儿子，自己却和舞女发生了暧昧关系。于是父亲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租了一套公寓，让儿子和舞女同居。而趁儿子上学时候，舞女则到原来的公寓和父亲幽会。这样儿子大学毕业就到美国留学，已没有了和舞女结婚的想法，而父亲也于枯燥乏味的家庭生活之外找到了乐趣，夫妻关系也得到了改善，舞女的生活也有了依靠。这样一种皆大欢喜的结局显然来自于一种投资者式的冷静理性的算计。这样一个逆情背理的乱伦故事在徐讲来平静而自然，既无忧愤，也无谴责，有的只是对人性的弱点的无奈的反讽。他只是揭示出这样一种人性的病态现实而已，至于如何施治，或是否可能治愈，这不是作为作家的他所能解决的了的。而启蒙主义者则不同，他们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只要社会能够真正建立在理性原则之上，那么这一切人性的病态都会消除，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就会到来。这成为有志于改造社会的人们所抱的共同理想。然而被改造者对于这种改造者却未必能够领情，于是两者之间的隔膜对立就产生了。
由于徐的所信仰的“爱”宗教性质，所以他对于人间的是非也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他的小说《盖棺定论》写的是一个在道德上不无瑕疵的人物，朱政先有两个夫人、两个家庭，他死后，他的第二个夫人对他恨之入骨，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认为他把家中的钱都补贴给了前妻的孩子，不管她和孩子的死活。而他的第一个妻子生的孩子却对他非常尊敬，认为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好父亲，要为他出纪念文集。他曾在抗战时期在沦陷区和大后方之间作过物资贸易，此举被一些人称为是“爱国之举”，又被另一些人认为完全是贪图高额利润，勾结汉奸做买卖。这样就使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复杂化了。正如小说中的人发的议论：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是运气决定的。“好人坏人有什么标准？多少人外表上看起来是好人，骨子里往往是一个坏人；还有许多人表面上是一个坏人，可是倒有一颗善良的心。尤其是现在什么都粘上政治，好坏的分别就更难说了。”在时代主导文学话语中，世界是由好与坏、是与非、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等二元对立的方式构成的，这种政治道德上的二元对立构成了人们认识社会的基本模式，连不懂事的孩子也容易区分电影中的好人、坏人，但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徐这里被复杂化了，因为他把这种二元对立结构给消解掉了，而代之一种多元的复杂混沌状态。而这种消解从历史角度看，是在政治文化走到极端其荒谬性充分暴露之后才发生的逆转，我们从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中才可以发现这种颠覆和消解二元对立的倾向。最典型的就是韩少功小说中只会说两句话“爸爸爸”和“操妈妈”的丙崽，而这在徐的小说中早就埋下了种子。
相比而言，无名氏比较侧重正面描写人的灵与肉的冲突，揭示人性的奥秘、一种人的灵魂的深度和情感的强度。在《北极风情画》中林和奥蕾利娅度过初夜之后，林发了这样一番议论：“在人类历史上，人类有过万万千千次‘真夜’，却极少有人敢公开地坦白的谈它们。好像这种午夜越封闭越好，这种事情埋藏得越深越好。而且，离任何文字语言愈远愈好。其实在那些‘真夜’中，疯狂的男人和女人们谁没有疯狂地谈过呢？那种所有语言中最人性的，最不撒谎的。在未来的回忆中，这些时刻将象香料一样，给所有记忆的形象增添无穷蛊魅。没有这些香料，任何爱情只是一幅素描，缺少一份巨大的、完整的魔祟。”《海艳》中无名氏对“性爱”之美作了极致式的诗化渲染，将其称之为欢乐的最高峰，“疯狂欢乐的永生”，“全部生物进化史今夜盘献出最伟大、最豪华的展览”。《海艳》的主题也是表现人间所能得到的爱和美的极致，而《金色的蛇夜》则写的是人间堕落、颓废的极致，一种绝对的虚无主义。“地狱之花”——萨卡罗信奉的是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人生观，她是蔑视爱情的，她对印蒂作了这样的声明：“朋友，你记住一样，千万不要傻头傻脑的恋爱，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塔布’，恋爱是泥腿子、中学生、小孩子的事，不是你我的事，你知道吗！我没有工夫和你恋爱，男女的事应该像卖电影票和搭汽车一样，越简单越好，越省事越好，我是女人，我也是人。有时候我不讨厌你的肉体，你也欢喜我的，这就够了。”不止于此，萨卡罗还有一整套的走向极端的虚无主义哲学，这种彻底的虚无主义代表着价值崩溃、四分五裂的一个时代，正像她自己所说：“一个时代不死，我是不会死的，一个时代没有烂完，我是不会烂完的。”而印蒂走出萨卡罗的“黑暗本体论”的过程也就是走出虚无主义的过程。这是印蒂求索生命真理的一个必经阶段，因为他相信：“只有经过最深悲哀的人，才是最完全的人。”
而对这种人性“恶”的探索，在主导文学中是在一种社会政治视角中展开的，“恶”是被视作一种社会制度的原因造成的，它主要体现在少数的统治阶级身上，只要彻底改造这种产生恶的社会制度，推翻少数人的统治，“恶”也就会从人类历史中消失。这显然基于一种过于乐观的进步主义理想，尽管这种理想鼓舞着人们为创造一个新世界而进行了艰苦卓绝地奋斗、尝试，但它还是将“人”的问题简单化了。解放和拯救是无法彼此取代的，它关涉到人类生活的不同的领域，是从不同的问题意识、生存境界出发来思考人生的。去掉任何一面，对人生的思考都是不完整的，而现代文学史缺失的这一块，是由像“新浪漫派”及其他主导文学话语之外的边缘作家来填补的。
因此，像“外雅内俗”之类的划分对徐、无名氏的创作也是不公正的，没有真正的俗也就没有真正的雅，无名氏就是由大俗来达至大雅的。用俗与雅之类的主观化的标准来褒贬任何一派的文学价值也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键的是要弄清这种俗、雅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它对我们理解文学和历史会带来什么启示。主导文学话语与世俗生活的紧张、对立关系，使雅、俗之分带上了一种历史、文化意味，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审美格调、趣味的差异，突出表现为两种人生态度的对立。前者以一种“禁欲”的精神，追求的是一种现世的、可以满足人们的一切需求的社会制度，一种“劳动乌托邦”；后者则在一种世俗的生活中，通过内在的觉解，达至一种生存境界的提升和拓展。这种不同的旨趣，是造成了这种雅与俗对立的时代语境、深层根源。
如果从格调、趣味等意义上的雅与俗来看，徐和无名氏似乎都缺乏一种为“严肃文学”所推重的平实与质朴，而多少带点莫测高深的自炫、顾影自怜的高蹈以及迎合世情的俗艳，特别是无名氏有一种较为缺少节制的滥情倾向等，这都是其浪漫主义的“才子气”的一种表现。但这更多的与评判者的自己的审美偏好与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缺乏一种更普遍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
结语：从“信念”到“问题”——“现代性”问题与现代文学
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
我们带着孩子
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傅斯年《新潮》第一卷第四号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它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思潮的冲突，将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未来。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