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革命”与沉醉于“爱情”，是“新浪漫派”文学所处时代的人们超越现实生活的两种主要方式，所以“革命”与“恋爱”就成为其时代文学的一大主题。但前者是与牺牲、献身、禁欲、克己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与唯美主义、享乐主义难以区分的，虽然他们的享乐不是指醇酒美人而是更注重精神上的体验和享受。徐的以“爱情代宗教”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精神性和凡俗性兼具的性质。徐对中国以往小说中的爱情表现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恋爱小说，本来有所谓礼拜六派一批作家，也早已写过，大概都是旧式的相思之苦、身世之感，或者是苦尽甘来、团圆结合一类的间架。文学研究会所谓‘为人生而艺术论’一出，就说，这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是无病呻吟，于是出现一种反封建的恋爱小说，即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买卖婚姻的恋爱小说。也可说是载道的改革社会性的恋爱小说。创造社这种浪漫主义理论，便产生了一种恋爱至上主义的为恋爱而恋爱的小说。这些小说因为专写恋爱，在恋爱心理上有较好的描写，所以一时很引起年轻读者的爱好”徐对以上倾向都不感兴趣，他认为：“恋爱之所以神圣，我觉得完全唯有宗教般的信仰，有宗教般的信仰方有神秘的气味。”他认为像西方现代男女之间已经没有半点的神秘，所以恋爱不会再有。相反在中国和日本却还保有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爱情。这种爱情的特点在于“它是出世的，入世的爱情，是有亲疏厚薄之分的，出世的爱情，没有则已，有则没有别的，为这份爱情可以牺牲自己，可以死。”宗教之爱，爱的是神本身；而浪漫之爱，爱的是人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出世的“神”性。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浪漫主义的宗教性的爱情信仰，所以徐和无名氏都倾向于对于世俗情欲的超越，而着重于捕捉爱情之中闪现的人的灵性、神性。这种爱在徐表现为一种独身者的爱，这种独身者的爱的特点是它属于精神，而不专一，它抽象，而不空虚，它永远是赠与，而不计算收受，它属于整个的人类和历史，它与大自然合而为一，与上帝的胸怀相等。“而无名氏所要做的则是那种愿意为所爱者付出一切的”神圣恋人角色，愿意为所爱者付出一切而不求回报，这在他与塔马拉的爱情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与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的恋爱小说，徐和无名氏的爱情小说不像前者着重于反束缚、反礼教的个性解放意义，而更注重表现这种爱情中所显现的人性之美。这种爱不是性的占有与征服，而是为了爱可牺牲性，为了对方的幸福可以牺牲自己所拥有的爱。这是爱的一种灵魂净化作用。所以徐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直接从男女之爱上升到了上帝之博爱，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中的情爱，也都进入了一种超越世俗的宗教境界。这种浪漫主义的爱情信仰在三四十年代的人们心中已经显得过于天真，像张爱玲就不相信人间能有这种神奇的爱情，她的《倾城之恋》通篇弥漫着对这种浪漫之爱的戏拟与反讽。她认为：只有小说里有恋爱和哭泣，真的人生里是没有的。所谓爱情，背后隐藏的都是利害的考量、得失的算计，只有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才可能出现这种奇迹式的爱情。像范柳原、白流苏的结合，是以倾城之灾的战乱为代价才偶然成功的。这种战乱时代的人的心态徐也不是没有体察，他曾说过：没有自由恋爱的时代，是因家庭而求婚姻，有了自由恋爱，则是为要结婚而不能不有麻烦的家。一夫一婚是自私的根源，在变动的社会、流动的生活中家是包袱，但也是最大的慰藉。越是长期过着独身生活的人，对家庭越有这二种的感觉，背惯这包袱不觉得沉重，也不觉得慰藉。然而一听到世界要遇到三次大战的时候，他们忽然为独身汉庆幸，而独身的男女则似乎更想早点结合，人永远是这样的矛盾。但徐不会写出像张爱玲那样的作品，缘于他不以揭示现实为满足，他于现实之上还有一个爱的理念，虽然这种理念的存在给他带来的可能是对现实的更大的悲观。
在徐和无名氏的成名作《鬼恋》、和《北极风情画》中，他们小说中的主人公开始都是大动荡时代的唯情、唯美的快乐主义的信奉者。两篇小说中的情爱主题都与重大的时代政治革命主题发生密切的关联。《鬼恋》中的主人公，一个是在大都市生活的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生活悠闲舒适，情趣高雅浪漫，对世俗的生活抱有一种满足和沉淀态度。但他的所爱者却是一个厌倦于人世的出世者，他给她指的路是“做个享乐的人，我要你享受，享受，在这人生里，在社会中，为它的光明，你的力、你的血已经牺牲了不少，你现在的享受也是应该的。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听我的话，爱，今朝有酒今朝醉！”但“鬼”最后给他的答复是：“以后我还是过着鬼的日子，希望你好好做人。”“鬼”吸引着我的是她的出世之美，那种仙一般的活跃和飘逸以及佛一般的庄严，但它毕竟是属于“鬼”的而不是属于“人”的，在“我”和“鬼”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难以跨越的界限，这种“俗界”和“鬼界”之别，并不妨碍“我”对对方的欣赏和理解，反而向我提示了一种别样的人生境界，虽然这是“我”所难以达到的境界，一种宗教性的境界。徐在30年代曾经说过：“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也相信宗教会有不存在的一日；但这要等有代宗教的而起的一种事物的产生。我觉得宗教之所以存在，它的精华就在于使人注意生的幻灭与死的降临。一个人一生出来就在人群里面，碌碌一生始终脱离不开社会一步。但是归根结底到肉体一硬，还是交给了自然。所以死的问题就是人与大自然的一个交点。我并不是要人们去过出世的生活，人类的文明就在于有一种这样日新月异的社会。但是如社会越来离自然越远，把宇宙看成了非常浅狭，忙忙碌碌、争名夺利，忘忽自己的母亲是多么伟大，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所以他认为让经声佛号提醒人一点死的消息，对于人来说还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将人现实的功利境界提高到一个较高的生存境界关注一下人的生存的终极的价值和意义。
在《犹太的彗星》和《风萧萧》中也有类似的女革命党和女中豪杰，但她们给人的感觉却是别样的，男主人公虽然很钦佩这种为了革命、救亡大业出生入死的女英雄，但是“我”对于这种女英雄为了大义，而随意利用不知情的人，支配他人的生死的行为，抱有一种潜在的恐惧。《犹太的彗星》中的“我”能免一死，完全在于女主人公的一转念间，而即使是牺牲了“我”，凯萨林也有充分的理由“我们个人不是比西班牙水深火热的全体人民要轻么？”对此，我什么也说不出：“我只是默默地在爱她。”《风萧萧》中不择手段地获取情报的梅赢子之所以令主人公敬畏乃至反感、厌恶，也是一例。这都表明徐基本上是站在一种凡人的道德立场上来平等看人的，他不认为有谁可以站在一种超人的立场来左右他人的生死，即使是以一种合理的名义。他对于古今中外的侠客、英雄们都不感兴趣，因为他们：“都是不把别人当成与自己一样存在的人，而把自己看成超越的选人的。于是不顾法理，想打抱不平，于是看不起比他能力和知识低一点的人，于是常常想在日常生活中占点上风。”这种观念也决定了徐对时代文学中的英雄主义色彩的反感，他不是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来俯视芸芸众生的，而是将自己也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来体验这人生的。徐虽盛赞时代这女英雄的伟大，但他并不认为这种伟大的奋斗、牺牲就能使人世的问题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解放解决的只能是政治制度体制层面的问题，只有精神上的拯救才能使人在某种不能由解放所达到的内心深处获得自由，解除精神上的罪感，从迷失中寻到人性回归之路。因此“罪与罚”的忏悔主题在徐、无名氏的小说中始终是一个重要主题，如他的剧本《生与死》中的晓剑愤慨于社会的不公而向社会复仇，但在经过痛苦的抉择后，毅然决定去投案自首，为“爱”去死，保持自己良心的平安。《江湖行》中周也壮的父亲，因为失手误害了邻居家偷他东西的痴儿，虽然死者的父母并没有责怪他，但他自己却为此郁郁而终。他们小说中表现更多的是一种情爱上的忏悔，如《花束》写一个失去了女儿的愤怒的父亲，一定要找出使女儿失贞、怀孕的仇人。他知有人经常去她女儿墓前献花，就在那儿等候，等他终于等到了献花人要上前去捉的时候，却发现那人已在墓前服毒殉情。那是他的一个老朋友爱上了他的女儿，曾经向她女儿正式求过婚，却被他以年龄相差悬殊的理由坚决拒绝了。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更是典型的情爱忏悔小说。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产生既不完全是社会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原因，而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悲剧，“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阻力”，它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只有在一种宗教式的超越氛围中，才能勘破那种人生的本相，洞察生命的本质，使主人公从爱情失落中解脱出来，对人生有更深的品味。
徐的小说表现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的方式，不是将其激化而是将其缓和，力求使矛盾的双方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和解。他虽然持一种浪漫主义的人生信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感性化的唯情主义者，相反，他追求的是一种理与情的和谐，以礼节情、依理制欲的情欲升华境界。他对于世俗的伦理价值的态度基本上是认同的。但他从不会对笔下的人物流于简单的道德谴责。他是把人欲、人情当成人性的一个合理组成部分来看待的，以理灭情，固不应该，但以情灭理，也照样行不通。他的《英伦的雾》写的就是爱情中的理智和情感的故事。小说写的是一次婚变，我和妻子都在伦敦留学。在一次援助西班牙的义演中，妻子遇到了一位狂热的崇拜者，是一个浪漫热情的西班牙青年记者。妻子没能抵挡住这位崇拜者的爱的攻势，和我离婚，随这位青年到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去了。不久，我的前妻又只身回到伦敦，那位西班牙青年已在巷战中阵亡了。而这时的我，已经爱上了一位冷静理智的英国姑娘，将要举行订婚典礼。对于这次过于浪漫的婚变，我的前妻有了这样的反省“也许，但是我的爱他，完全是为了伦敦的雾。我在伦敦的雾中看他，期待他等候他，同他会见，同他一起散步；使我的视觉迷糊，情感泛滥，理智消失，意志坚强，使我只见对方的情感，没有见到对方的人。”是伦敦的雾把她迷糊了，“它使我不安，使我疯狂”，所以才演出了一场这样的婚变故事。徐既感受到了来自法国的浪漫情爱的诱惑，也同时意识到英国式的理性的价值。他在小说里发了这样的议论：“有人说伦敦的雾使英国民族有冷静远见的特性，使英国产生了有才干远识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有人说东方的岛国之所以不能有英国这样有序的议会与公开的民主政治，就因为东方没有这样的雾。”而在爱情观念上，“英伦的雾把英国的女子熏陶成冷静，沉着，含蓄，敏见，远识，不失足，不后悔，无热情的动物”。在理与情的关系上，徐采取的是中国式的“允执厥中”的中庸之道。也许“纯艺术”的作家是需要某种偏至的彻底性的，徐则缺乏这种偏至性，他所认同的更多的还是世俗社会的常情常理。
在对家庭的看法上，徐也不像五四时代的人那样看到的多是家庭对人性的束缚的一面，他也看到“家”的存在是对人的一种情感上的慰藉，“家”也有它的温馨的一面，虽然他也认可“家是人自私的根源”。所以在小说中，他也是力求把“家”的存在的复杂性揭示出来，像集中表现旧的大家庭的瓦解的《一家》是这样，像《有后》、《结婚的理由》等也是这样。他对于传统的家庭伦理消解中有留恋，反讽中有温情，强调的仍是家庭中的爱心和责任。他在小说中亦庄亦谐地发了这样的议论：结婚是男女双方牺牲自己，预备孩子出世的事；人类的分别实在有限，什么志趣、思想都有点庸人自扰，只要两个人肯互相牺牲、迁就，一男一女终可以成家。如果不肯牺牲迁就，天作之合也不易美满。关于历史上各民族都这样注重婚仪，大概婚姻的幸福完全在婚姻的仪式上面，如果仪式是庄严美丽与快乐，婚姻一定会美丽与幸福。现在人类对于婚姻仪式越来越看得轻了，西洋因宗教信仰的衰微、中国因家庭经济的拮据因陋就简，所以大家视婚姻如儿戏，稍有不睦，再来一次。其实他们对于家与人生的意义并没有了解，更谈不到发生爱好。沈沉与琴妮曾经举行过郑重独创的婚礼仪式，请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在同时为他们的婚姻祈祷、祝福。但他们婚后并不和谐，几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起因是他们各自的宠物猫和狗。然而孩子的出生挽救了他们的婚姻，他们将对宠物的爱转移到了孩子身上，意识到以前爱猫、爱狗都是变态的，丈夫应当爱妻子，妻子应该爱孩子。这种看似肤浅的道德训诫显然是主流文学和纯艺术派所不屑为之的，但是这恰恰是一种人性之常，是动荡、变革、试验的时代支撑着人的生活正常进行的伦理基础，是时代飞扬的生活之下承重的地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