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和无名氏的小说都带有浓厚的欧化色彩和些许的异国情调，这也可以说是其追求文学和生活的“现代性”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主流文学的现代性观念可称作是一种“时间现代性”，从这种直线向前、不可逆转的“现代性”历史观念出发，它强调的是中国社会的“时间滞后性”，将中国社会界定为一种“中古社会”。陈独秀将世界文明历史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将中西的差距视为是历史的差距，根据进化原则判定“孰为新鲜活泼，敦为陈腐朽败”。因而提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急起直追以民主、科学并重”的启蒙主义新文化主张。姑且不论这种西化论者的现代性想象是否存在“后殖民”问题，它的直接结果是把传统和现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空前激进化了，使两者成了一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紧张关系。它的“现代性”想象立足于一种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的现代性观念之上，并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施加了一种文化上的压力：即不甩掉中国文化传统这一重负，“现代化”即无从谈起。“时间现代性”的关键之处在于它确立了一种什么是“最合理的文化”的标准？“什么是对于‘人’来说最好的生活”的标准？这样的绝对化、理性化的价值评判标准。依此判断，“全盘西化”就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为在他们看来“西化”就是“现代化”，而“现代化”就代表着人的最合理的生活，这是一种一元论的绝对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而徐和无名氏小说中的“现代性”则主要表现为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现代性，它将中国和西方置于一个共时性的框架之中，关注的是中西文化的差异，风土、人情的差异，生活方式的差异。并没有也不同意将其作文化上的优劣之分，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来平等地看待的，这是立足于一种文化相对主义观念之上的立场。徐是到过欧美，周游列国的人，他写过不少谈中西差异的文章：如《论中西的人情》、《论中西的风景观》、《谈中西艺术》、《西洋的宗教情感与文化》等，在这些篇幅不长的短文里，作家娓娓而谈、讲述他所耳闻目睹，亲历、体验的中西之别，既无“西化论”者的疾言厉色，又无辜鸿鸣之类刻意倒行逆施的文化“遗老”气，流露出一种在“五四人”中所罕有的平和、通达之气。甚至他对于中国传统的“风水”说，也不乏“了解之同情”，认为“风水”这东西以后流于“迷信”，其实起源怕还是出于与自然的关系……或是出于一种美的考虑。徐也曾谈到“中西文化论争”的问题，但他认为所讨论的问题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前些年中国文坛就讨论过中国应否完全接受西洋文明，我当时没有发表过什么话，因为我感到这个题目根本就不好。中国是在向前推进的国家，自然中国应接受现代的文明，这现代文明是现代的时代精神，西方不过比我早接受几年而已。我们要推动这精神，借助于西洋也是必然的，但一定要依样画葫芦，那么”画虎不成反类狗“是很可能的结果……各国都有它自己的个性，为什么中国不直接接受这个时代的文明，而要间接的向西洋摹仿？”徐立论不专在“时间滞后性”和“空间特异上”上着眼，而是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共时性的框架中来看中国和西方的文化问题，强调顺应时代，寻找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方式，这正表现出他的现代性想象带有空间现代性的特质。
“时间现代性”强调的是时间和历史的优先性，具体到文学，强调文学是一种历史的进化过程，文学从属于时代，“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这就相对忽视了文学共时性的审美存在特性，而导致文学的历史化。“空间现代性”强调的是文学的超历史的审美特性，认为中西之别是一种共时性框架下的空间差异，具体到文学而言也就是种族、环境差异，东西文化差异。在“时间现代性”观念中，空间被看成是自然的、死寂的、不动的存在，而赋予时间以丰富、多产、富有活力的特性，这种对空间意义的压抑引起了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伯格等人的注意，福柯强调了空间的非自然的社会生成属性，并且认为：“目前的时代，可能基本上是空间的时代。我们正处于同时性的时代：我们身处并置的时代、比肩的时代、星罗散布的时代。我相信我们正处于一个时刻，在其中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比较不是随时间展开的长远生命，而是一种连结各点，并且与自身的经纬相互交错的网络。”徐、无名氏当时虽然距福柯所说的时代尚远，但他们对主导文学话语一味强调时间性、历史性而忽略空间性的问题却有一定的认识，并以其创作进行了反拨。
徐有不少直接描写西方人和异国生活的小说，都是在中西共时性的框架下进行的：如《犹太的彗星》、《阿拉伯海的女神》、《吉普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等。这些小说以其浓郁的异国情调引人注意，满足了读者的浪漫幻想。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浪漫派”都有对异国风情的向往。这与他们对当下、现实的生活的厌恶、反感和对未来异样生活的向往、憧憬有关。此所谓“生活在别处”，兰坡的这句话是确道出了浪漫派的心灵奥秘。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希望能在中国寻找一种“原始、自然状态”，将中国视为“人类的童年时代”；是反抗西方“现代性文化危机”的一种异样的文化资源。而中国的浪漫主义者描写西方则是一种“现代性”的异样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西方的现代文明、现代生活方式构成对中国生活的一个全新的、现代的参照系统。徐的异国情调小说几乎每篇都出现一个迥异于中国女性的、动人的西方女性形象：如《犹太的彗星》中的犹太女子凯撒玲，英武豪迈而又热情开放；《吉普赛的诱惑》中的吉普赛女郎，罗拉，人情练达而又洒脱自然；《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海兰，美丽温柔，是基督教博爱牺牲精神的化身；《荒谬的英法海峡》则以西方的一个海中孤岛为依托，虚构了一个浪漫自由的乌托邦王国。在徐的眼中，西方的已经“现代”了的社会，也有“人性的枷锁”，正如《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冷漠、阴森的古堡家庭”，是人性致病的根源。解脱之道就在于回归自然，以爱和美来拯救世界。所以这篇小说虽也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但其精神内核仍是一种浪漫主义理想，徐通过这些异国情调小说，集中表达了他的“现代性”想象：在这种想象中，“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步的，人类的共性远大于它的殊性，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也都抱有共同的希望。所以，它与“时代主导文学”的现代性想象的区别在于它不把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对立起来，不是要以某种现代性的启蒙、革命原则去指导社会实践，而是构造出一个与现实相反的、虚构的艺术世界，一个爱和美的乌托邦，营造、开辟一种梦幻的精神空间，来寄寓他对人生的期望。如果说前者是“药”，是“医旧弊之药石，造新生之律梁”的救世良方；而后者则是“酒”，是一种“美”的微醺，“爱”的沉醉，是摆脱现实困扰的一种一种慰藉之道、超越之方。前者之偏，易流于非理性的“狂热”；后者之偏，易流于自我“沉醉”。然而“沉醉”却似乎较“狂热”为害少。所谓“沉醉”亦即对人生无法解决的根本问题的虚幻性解决，它根源于人自身的有限性，因为人不是万能的，现实世界也不就是天国。要建成人间天堂的“狂热”，可能会将人间变成“地狱”，酿成禅宗偈语所说的“瞎却顶门眼，错认定盘星，一盲率众盲，舍身又拼命”的惨剧。20世纪的世界，患这种“狂热”之疾的事情极多，最严重的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在“国家社会主义”旗号下搞的“排犹主义的种族灭绝运动”。经历过这样的大惨剧之后，西方神学家痛定思痛，给予信徒的最大告诫就是：除非你自己亲耳听到了上帝的召唤，否则便只能安于人间的世俗伦理生活。也就是最需要警惕的是那些化身为“神”的“僭主”的鼓噪和煽惑，像在现代为获甚烈的邪教一样。“此世运动的神圣化”所带来的灾难，甚至要远大于为真正的“宗教”或艺术所“沉醉”的不完美的庸常生活。所谓“沉醉”也就是认同人的本质的有限性，而放弃那种理性至上的傲慢和一意孤行的冒险。
无名氏的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西方神话、典故来描情状物，表现出一种浓厚的西化色彩。他的女友塔玛拉曾说过：“有时候，我听你说话，看你文章，简直好像听欧洲人说中国话，写中国文学，可翻译得很自然，语言文学完全归化了，正像欧洲人完全归化成中国人一样。”他曾对他的女友做过这样的解释：“对于每一个人从事现代文学的中国人，他脑子里首先泛滥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观念、语言、情调。没有这些，他的作品将没有现代新气息，一部现代中国新文学史，就是近代西方文明、文化的冲激史，泛滥史。”他所爱上的女友塔玛拉是一位中俄混血儿。在无名氏的眼中，这位中西混血女子是“一个奇异的世界，那是东方生命和西方生命相混合、相溶化后的崭新天地，一种介于男性与女性的世界。可能，它是透明的，鲜丽的，甚至是抖颤的，疯狂的世界。”塔玛拉之所以吸引他，在于他认为她有一种“俄罗斯人的原始气质”，一种“浪漫主义的灵魂深度和情感强度”。《北极风情画》中的俄国女子奥蕾莉娅即属于这种类型。就无名氏的审美趣味来说，他对于中西传统艺术都非常喜爱，但他最推崇的则是东西艺术融合之后的新境界，为此他曾撰文《林凤眠——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对林凤眠融东方绘画传统于西方油画创作中的尝试，予以夸张性的评价。而他与著名抽象画家赵无级的交往，也表明他对西方艺术有极浓厚的兴趣，他的《无名书》不论是从思想内蕴，还是从文体形式也都是在做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实践。
“新浪漫派”文学的西化色彩、异国情调表现出一种与主流文学不同的“现代”色彩，它是一种生活化的现代性，一种生活方式上的现代性，代表着一种未曾有过的人性自由和一种未曾享受过的人间乐趣，繁华的都市、发达的物质文明等等，这都带有浓厚的世俗化色彩。他们也同时有着对这种现代世俗生活的超越和批判，如徐把都市人的生存定义为“从赌窟到教堂”的过程，无名氏浓墨重彩的描画出了都市享乐生活的“恶之花”——萨卡罗形象，表明他们对“现代性”的两重性有着明确的体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