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之后，我还没有回上海，不知怎么的，你又来了信，这信是来自上海的，说你已经到了上海，是到上海找我的。
我想这可糟了，又来了一个小吉卜西。
这流浪的生活，怕你过不惯，也怕你受不住。
但你说，“你可以过得惯，为什么我过不惯。”
于是你就在上海住下了。
等我一回到上海，你每天到我的住处来，有时我不在家，你就在楼廊等着，你就睡在楼廊的椅子上，我看见了你的黑黑的人影，我的心里充满了慌乱。我想这些流浪的年轻人，都将流浪到哪里去，常常在街上碰到你们的一伙，你们都是年轻的，都是北方的粗直的青年。内心充满了力量，你们是被逼着来到这人地生疏的地方，你们都怀着万分的勇敢，只有向前，没有回头。但是你们都充满了饥饿，所以每天到处找工作。你们是可怕的一群，在街上落叶似的被秋风卷着，寒冷来的时候，只有弯着腰，抱着膀，打着寒颤。肚里饿着的时候，我猜得到，你们彼此地乱跑，到处看看，谁有可吃的东西。
在这种情形之下，从家跑来的人，还是一天一天地增加，这自然都说是以往，而并非是现在。现在我们已经抗战四年了。在世界上还有谁不知我们中国的英勇，自然而今你们都是战士了。
不过在那时候，因此我就有许多不安。我想将来你到什么地方去，并且做什么？
那时你不知我心里的忧郁，你总是早上来笑着，晚上来笑着。
似乎不知道为什么你已经得到了无限的安慰了。似乎是你所存在的地方，已经绝对的安然了，进到我屋子来，看到可吃的就吃，看到书就翻，累了，躺在床上就休息。
你那种傻里傻气的样子，我看了，有的时候，觉得讨厌，有的时候也觉得喜欢，虽是欢喜了，但还是心口不一地说：“快起来吧，看这么懒。”
不多时就“七七”事变，很快你就决定了，到西北去，做抗日军去。
你走的那天晚上，满天都是星，就像幼年我们在黄瓜架下捉着虫子的那样的夜，那样黑黑的夜，那样飞着萤虫的夜。
你走了，你的眼睛不大看我，我也没有同你讲什么话。我送你到了台阶上，到了院里，你就走了。那时我心里不知道想什么，不知道愿意让你走，还是不愿意。只觉得恍恍惚惚的，把过去的许多年的生活都翻了一个新，事事都显得特别真切，又都显得特别的模糊，真所谓有如梦寐了。
可弟，你从小就苍白，不健康，而今虽然长得很高了，仍旧是苍白不健康，看你的读书、行路，一切都是勉强支持。精神是好的，体力是坏的，我很怕你走到别的地方去，支持不住，可是我又不能劝你回家，因为你的心里充满了诱惑，你的眼里充满了禁果。
恰巧在抗战不久，我也到山西去，有人告诉我你在洪洞的前线，离着我很近，我转给你一封信，我想没有两天就可看到你了。
那时我心里可开心极了，因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快乐而活泼，他们跑着跑着，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
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拿枪，你们也担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微笑。
虽然我给你的信，你没有收到，我也没能看见你，但我不知为什么竟很放心，就像见到了你的一样。因为你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于是我就把你忘了。
但是从那以后，你的音信一点也没有的。而至今已经四年了，你到底没有信来。
我本来不常想你，不过现在想起你来了，你为什么不来信。
于是我想，这都是我的不好，我在前边引诱了你。
今天又快到“九一八”了，写了以上这些，以遣胸中的忧闷。
愿你在远方快乐和健康。
（署名萧红，刊于1941年9月26日桂林《大公报》文艺专栏）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沦亡在异地的东北同胞们：
当每个中秋的月亮快圆的时候，我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
他们的希望曾随着秋天的满月，在幻想中赊欠了10次。每次都是月亮如期的圆了，而你们的希望却随着高粱的叶子而萎落。
但是，自从“八一三”之后，上海的炮火响了，中国政府的积极抗战揭开，成了习惯的愁惨的日子，却在炮火的交响里，换成了鼓动、兴奋和感激。这时，你们一定也流泪了，这是鼓舞的泪，兴奋的泪，感激的泪。
记得抗战以后，第一个可欢笑的“九一八”是怎样纪念的呢？
中国飞行员在这天做了突击的工作。他们对于出云舰的袭击作了出色的成绩。
那夜里，江面上的日本神经质的高射炮手，浪费地惊恐地射着炮弹，用红色的、绿色的、淡蓝色的炮弹把天空染红了。但是我们的飞行员，仍然以精确的技术和沉毅的态度（他们有好多是东北的飞行员）来攻击这摧毁文化、摧毁和平的法西斯魔手。几百万的市民都仰起头来寻觅——其实他们什么也看不见的，但他们一定要看，在黑黝黝的天空里，他们看见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和人类应有的光辉。
第一个煽起东北同胞的思想是：
“我们就要回老家了！”
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
人类对家乡是何等的怀恋呀，黑人对着“迪斯”痛苦的向往；爱尔兰诗人夏芝一定要回到那“蜂房一窠，菜畦九畴”的“茵尼斯”
去不可；水手约翰·曼珠斐尔（英国桂冠诗人）狂热地要回到海上去。
但是等待了10年的东北同胞，10年如一日，我们的心火越着越亮，而且路子显得越来越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我们知道我们的作战位置——我们的位置，就是站在别人的前边的那个位置。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打开门而是最末走进去的人。
抗战到现在已经遭遇到最艰苦的阶段，而且也是最后胜利接近的阶段。在杰克·伦敦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上，描写两个拳师在冲击的斗争里，只系于最后的一拳。而那个可怜老拳师，所以失败了的原因，也只在少吃了一块“牛扒”。假如事先他能吃得饱一点，胜利一定是他。中国的胜利已经到了这个最后阶段，而东北人民在这里是决定的一环。
东北流亡的同胞们，我们的地大物博，决定了我们的沉着毅勇，正如敌人的家当使他们急功切进一样。在最后的斗争里，谁打得最沉着，谁就会得胜。
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做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
东北流亡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大豆、高粱，努力吧！
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记忆，努力吧！
谨此即颂健康（署名萧红，刊于1941年9月1日香港《时代文学》第1卷第4期）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断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
“字不一定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年轻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的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带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
珂勒惠支受希特拉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
史沫特烈，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
他对这两个女子都起着由衷的敬重。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爽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喜欢吃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老靶子路有一家小吃茶店，只有一间门面，座少，安静，光线不充足，有些冷落。鲁迅先生常到这吃茶店来。有约会多半是在这里边的。老板是白俄，胖胖的。中国话大概他听不懂。
鲁迅先生这一位老人，穿着布袍子，有时到这里来，泡一壶红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谈了一两个钟头。
有一天，鲁迅先生的背后坐着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黄衣裳，头戴花帽子……那女子临走时，鲁迅先生一看她，就用眼瞪着她，很生气的看了她半天。而后说：
“是做什么的呢……”
鲁迅先生对于穿着紫裙子，黄衣裳，花帽子的人，就是这样看法的。
鬼倒底是有的是没有的？传说上有人见过，还跟鬼说过话，还有人被鬼在后面追赶过，有的稍微软弱一点的鬼，一见了人就贴在墙上，但没有一个人捉住一个鬼给大家看看。
鲁迅先生讲了他看见过鬼的故事给大家听：
“是在绍兴……”鲁迅先生说：“30年前……”
那时鲁迅先生从日本读书回来，在一个师范学堂里（也不知是什么学堂里）教书，晚上没有事时，鲁迅先生总是到朋友家去谈天，这朋友的住所离学堂有几里路，几里路不算远，但必得经过一片墓地，有的时候谈得晚了，十一二点钟方回学堂的事也常有。
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鲁迅先生向着归路走得很起劲时，往远处一看，远处有一个白影。
鲁迅先生是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医，常常把死人抬来解剖的，解剖过20几个，不但不怕鬼，对死人也不怕，所以对于坟也就根本不怕，仍旧向前走。
走了几步，那远处的白东西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换无常的吗？
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倒底是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
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
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的，倒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有点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心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的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声叫出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睛看去，却是一个人。
鲁迅先生说，他在踢的时候，是很害怕的，好像不把那东西一下子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似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来是一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做着工作。”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立刻就变成人了。”
我想，鬼若是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一个做人的机会。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去的书，从许先生手里取过来自己包，说许先生包的不好。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着剪刀，把捆书的那小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摺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圈了一个圈，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疸，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
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校样，1935年冬和1936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的校着，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样来总是十页八页的，并不是通通一道送来，所以鲁迅先生不断的被这校样催索着，鲁迅先生竟说：
“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
有时客人来了，鲁迅先生一边说着笑话，一边放下了笔。有的时候竟说：
“就剩几个字了，几个字……请坐一坐……”
1935年冬天，许先生说：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
有一次，鲁迅先生到饭馆里请一次客人，来的时候兴致很好，还记得那次吃了一只烤鸭子，整个的鸭子用大钢叉子叉上来时，大家看着这鸭子烤的又油又亮的，鲁迅先生也笑了。
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竹躺椅上去吸一支烟，并且台一合眼睛。一吃完饭，有的喝多了酒的，大家都乱闹了起来，彼此抢着苹果，彼此讽刺着玩，说着一些刺人可笑的话。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合着眼睛很庄严的沉默着，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丝，慢慢的上升着。
别人以为鲁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
许先生说并不的。
“周先生身体是不如从前了，吃过了饭总要合一合眼，稍微休息一下，从前一向没有这习惯。”
周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大概说他喝多了酒的话让他听到了。
“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喝不多的……而且从来没醉过……”
鲁迅先生休息好了，换了一只烟，站起来也去拿苹果吃，可是苹果没有了。鲁迅先生说：
“我争不过你们了，苹果让你们抢没了。”
有人抢到手的还在保存着的苹果，奉献出来，鲁迅先生没有吃，只在吸烟。
从那之后，先生的健康便显出来不如从前了，这以后一直到鲁迅先生病。
那留待以后有机会再续记吧。
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署名萧红，刊于1939年10月《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10期）鲁迅先生生活忆略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喜欢喝清茶，不喝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鲁迅先生陪客人到夜深，必同客人一道吃一些点心，那饼干就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到夜深许先生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先生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先生打开立柜再取一碟。还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是款待每位来客所必不可少的。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
鲁迅先生备有两钟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50颗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牌，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了客人，鲁迅先生便在下楼时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期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