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带着对柏林学习生涯的无比留恋，萨特回到了勒阿弗尔中学继续执教。
萨特第一次身穿运动服装进入教室，穿着黑衬衣，不戴领带。学生们立刻意识到：他将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
学校总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皱起了双眉。
但是，萨特立刻以他的热忱和他不顺潮流的性格征服了他的学生们。一个学生表示说：“实际上，他并不教我们什么，他同年轻的朋友们所讲的，都是些如此明显和如此肯定的事情，以致我们觉得我们过去就已经发现了那些真理。”
1935年，萨特已经过了而立之年。30岁意味着青春时代的结束，意味着必须总结清算一番。
冬天，萨特和波伏娃一有时间就坐在勒阿弗尔海边一家名叫“海鸥小吃店”的露天座上，反复地对他们的生活、事业做着小结。
萨特感慨地说：“我们还没有出名，一部作品也未发表。未来生活如此单调贫乏，看不出会有什么新的东西能使我们今后的生活摆脱常规。”
波伏娃也说：“尽管我们的爱情已经牢不可破，我们的生活早已紧密相连，但似乎不可能会有什么新的遭遇使我们进行全新的体验。”
在冬日阴暗的天空下，他们一边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倒酒，一边不时发出长吁短叹。
而在这时，他们大学时代的朋友和同学都已小有成就了：尼让不仅以满腔热情投入了政治活动中，文学上也已起步，目前正出版他的第二部小说《特洛伊木马》；西蒙娜·若利弗现在已是巴黎戏剧界一名崭露头角的新星；而费尔南多·热拉希刚刚在著名的邦让画廊举行了画展。周围的一切都在发展，都在滚滚向前，然而他们的事业却处于低谷。
更可怕的是，看不出哪部作品可以使他们摆脱困境。
尽管被烦恼、失望和痛苦折磨着，萨特没有放弃手头的工作。有关安托万的故事他已经写好了初稿，现在开始逐字逐句地进行删改。
一天，萨特在巴黎高师的哲学老师德拉克鲁瓦教授给萨特来了一封信，他想请萨特就他在大学时所撰写的论文《心理生活中的想象》写一本书，以便收集在他眼下正为一家大出版社编的一套《新哲学丛书》中。
萨特对此很感兴趣，暂时放下安托万的故事，很快投入了心理学的研究之中。他多么希望能出一本自己的书啊！他计划在两年内完成自己从1931年年底就开始起草的论述偶然性的哲学著作。
在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萨特对梦及其引起的意象和意识错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怎样才能亲身体验一下这种错乱呢？
萨特找到了他一位老同学、精神病科医生拉加斯请求帮助他，拉加斯对心理学有多年的研究，目前正专攻精神病学。
拉加斯建议萨特去接受一次麦司卡林注射。他说：“这是想体验精神错乱意识紊乱的唯一途径，麦司卡林是从仙人球提炼出来的生物碱，注射了这种药剂后很快就会产生幻觉。这种药剂没有任何副作用，不过，你会在几个小时后表现得相当古怪。”
萨特没有多想什么，即使是有副作用，他也无法压抑自己强烈的体验欲望，只要能更深入地了解人、了解这个世界，任何代价都算不了什么。
很快，萨特来到巴黎圣安娜医院，注射了一支麦司卡林。护士领着他来到一间灯光灰暗的房间，让他在一张空床上躺下。
萨特闭目养神了一会，当他睁开眼睛时，立刻感到精神抑郁，全身疲惫无力，并且他眼前的东西都以一种令人惊恐的方式改变了外形：雨伞变成了老鹰、鞋子变成了骷髅，房中其他几个人则变得鬼模鬼样。
萨特睁大眼睛回头望望身后，然而一切变得更加厉害：成群的螃蟹、珊瑚虫、章鱼和扮着鬼脸的怪物挤成一团，向他涌来，那些爪子在他身上乱挠乱抓。
萨特不禁失声叫了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正当萨特陷入魔鬼的世界中时，同房的一位病人忽然站起来，在萨特面前蹦蹦跳跳，一脸兴奋。为了了解其他人在注射了同种药剂后的感受，萨特连忙与这位病人搭话，并把自己的感觉描述了一番。
但那位病人的反应与萨特大相径庭：“哦，上帝，我找到的可是天堂！我看到的是一片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的草地，那儿到处是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美女。”
萨特不无遗憾地想：如果他耐心等，也许同样能找到稍稍令人愉快的感觉。然而，噩梦始终驱逐不去。
当晚，萨特与波伏娃一起乘坐从巴黎起程的火车，经卢昂返回勒阿弗尔，在车上，他还隐隐约约地看到巨大的甲虫和黑猩猩之类的怪物在火车的窗玻璃上出现。
随后的几天，萨特总是一副目光呆滞、神色不安的样子。幻觉药剂使他的视觉变得不正常了：房子看上去歪斜着，而每一个钟面上都显出猫头鹰的五官来。
有一天，朋友们发觉萨特总是不停地往后看，走几步便看一下。他说真的有一只龙虾在他身后爬行，对他紧追不放。
比幻觉更严重的是，萨特一天到晚无精打采，无论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陷入了一种极为消沉的心境中。
萨特也意识到了这点，每当与波伏娃或其他朋友在一起时，他总是竭力使自己兴趣高昂，但每过了一定的时候，他就无法自制地感到索然无味，只好一个人蜷缩在角落里，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萨特这种不正常的心理感受和视觉上的幻觉一直持续了半年左右。他后来把此时所看到的景象、所感受到的幻觉写在了戏剧《阿尔多纳的被监禁者》中的主人公身上。
这个“麻烦”期间，由于波伏娃必须给学生上课，她委托自己的一个女学生奥尔·科莎基维茨担负起“看护”萨特的责任，经常侍候萨特，耐心地照顾萨特的起居。
奥尔出身于俄罗斯流亡贵族之家，是波伏娃的得意门生，也是班上最引人注目的学生之一。一张白皙、俏皮的脸，一头金黄、柔软的秀发令奥尔散发着摄入的魅力。
与外表同样吸引人的是年轻的奥尔那与众不同的个性。她激进、慷慨而又独立。任何束缚都会遭到她的蔑视，冲动极端体现在她做的每一件事上。她总是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而哭起来一定是泪如滂沱大雨。每当跳舞时，她发疯一般地跳，而且总要跳到累昏为止。
此外，奥尔身上还有波伏娃和萨特都十分珍视的品性：真实。在任何时候，奥尔都不掩饰自己的爱憎。只要是面对她愿意与之交谈的人，她总是和盘托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奥尔非常崇拜她的哲学老师波伏娃，而波伏娃也一天天地被这个桀骜不驯的学生所吸引，很快，奥尔就成了波伏娃形影不离的亲密的伙伴。
萨特自柏林回来后，虽然他同波伏娃之间仍然和过去一样过着同居生活，但国内外形势的日益恶化，社会生活的动荡，使他们都逐渐厌恶生活。他们想逃避现实，在书本中找到安慰，或者在旅游中找到快乐，但是仍然感到生活的无聊。
11月的一天，他们又坐在一家咖啡店的阳台间，喝着酒，为未来的单调无聊而长叹。
他们的生活已经相互交接在一起，他们的友情从来都是稳固不变的，他们的经历留下了它们的足迹，在身边消逝而过。世界日复一日地走着它自己的路，他们虽然才刚刚30岁，但对一切却都不感新鲜。
两人都有了几分醉意。这时，波伏娃泪如泉涌，不停地自言自语；而萨特便会揪自己的头发，或者直勾勾地盯着酒杯里的酒，仿佛痴呆了一样。
就是在这样苦闷的环境中，萨特和波伏娃为了“重新创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发现生活中的新鲜事，他们共同邀请奥尔加入他们的生活圈子，实现一种“三重奏”式的新生活。
不久，这位天生丽质、聪慧活泼的俄罗斯姑娘就迷住了萨特。她那充满稚气的笑声总是像清凉剂一样，使萨特感到全身放松、精神振作。而每当她迈着轻盈的脚步到来，萨特脑海中那一群群讨厌的怪物便消失了。
萨特滔滔不绝地给奥尔讲故事，她总是入迷地倾听着，并提出一些让萨特意想不到的问题。在萨特的眼中，奥尔是纯洁的象征，是青春的梦幻。
日子在萨特娓娓动听的讲述中和奥尔明亮无邪的双眸中飞逝而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萨特已不再把奥尔看成护理员了，而他讲故事、唱歌的目的也不再是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以免陷入幻觉之中，而是为了博得眼前这位青春女孩那灿烂的笑颜。
在这样的过程中，幻觉早已不知不觉地离萨特远去。
1936年复活节，奥尔同萨特、波伏娃一起在巴黎度假。他们合看卓别林导演并主演的《摩登时代》，甚为激动。卓别林的电影生动地提示了现代社会中大机器吞并个人自由、使个人附属于机器零件的悲惨场面。萨特回顾自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以来自己的事业同动荡不安的社会命运相冲突的历程，心潮起伏。
细心的波伏娃很快发现，“三重奏”的生活并不能根本消除萨特的苦闷，相反地，她发现萨特的精神状态逐渐变得反复无常。
原来，就在这年暑假起，法国第一次实行了“发薪海滨度假制”，但就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摩洛哥西班牙叛乱事件”，独裁的佛朗哥将军乘机登陆西班牙，企图篡夺政权，西班牙内战爆发了。
这给萨特的精神生活一个极大的震动。这时，他的脑中又产生了可怕的幻觉，暑假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卡普利、罗马和庞培的旅行中，他告诉波伏娃和奥尔：“在夜间，我觉得有一个大龙虾一直在跟随着我。”
又过了些日子，“三重奏”彻底失谐了。萨特感到不可能从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找到他所期望的乐趣了。波伏娃因为总得听萨特和奥尔的轮番抱怨而失去了宁静的心境。
而奥尔还年轻，既没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又没有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高深的学问、知识，所以，对她来说，加入到与萨特和波伏娃的生活圈子，纯粹是生活的空虚、好奇心和对师长的尊敬心所驱使。而她从来没有想把自己的一生在这“三重奏”的协奏曲中度过，她决心打破这个维持下去会给三人都带来痛苦的关系，便主动离开了萨特和波伏娃。
从1934年至1936年是多事的年头，德国的希特勒自1933年执政以来，明目张胆地无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1936年3月，他竟公开夺回莱茵河以西的地域作为德国领土，向英、法等国挑战。
因此，这时法国的形势是动荡不安的，无论萨特怎样幻想在自己的私生活中寻找安慰，最终仍然不免陷入烦恼之中。他的心情的转变，与其是决定于私生活中的愿望和幻想的实现，不如是决定于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
这年5月，法国实行全民选举时，萨特拒绝参加投票，这一态度表明他已经不满意法西斯势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