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暑假结束后，萨特和波伏娃分别担任新的职务：萨特被任命为巴黎东北部拉昂市的中学老师；波伏娃则被安排在巴黎的莫里哀中学任教。
拉昂是埃纳省的省会，坐落于一个孤立的丘陵上，埃纳河由丘陵前沿湍流而下。拉昂所占的优越地势使它在法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成为巴黎东北部的一个军事要地，被看作抵御北部来犯之敌的天然要塞。
拉昂城内的圣母教堂始建于1160年，它的建造象征着古代的哥特式建筑已经走下坡路。
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萨特亲眼看到了法西斯势力如何敌视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发展，这给了萨特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个很大的刺激。萨特开始抛弃不关心政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态度，决心以笔作武器，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事业中去。
萨特在拉昂居住了只有一年，但就在这短短一年中，他在教学上和创作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首先，萨特完成了短篇小说《墙》的初稿。
《墙》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描述西班牙战争中囚犯等待处决和临刑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所谓“恐惧”心理。
《墙》的完成标志着萨特文艺观的成熟形成，正如他自己所说：
没有为自己写作这一回事，如果有人这样做，他必将遭到最惨的失败。《墙》不是一部哲学作品，恰恰相反，它是西班牙战争的自发的反应，从此我终于逐步放弃不关心政治的幻想，介入于现实生活和政治斗争。
在《墙》这部小说中，萨特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对法西斯势力的控诉，不如说是描述在法西斯势力压迫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崩溃状态。当他所歌颂的个人主义者面临死亡威胁时，他所关切的首先不是与他个人命运相关较远的事物，而是那些围绕着个人命运的东西。
在写作《墙》的前后，萨特曾与马尔罗等反法西斯战士来往，深受其影响。
除了对法西斯的反对之外，萨特还遭遇了一个更大的失意：1936年秋天，他那部关于安托万·罗康坦的故事的小说书稿被著名的加利玛尔出版社审稿人波朗拒绝了。
退稿这种打击对萨特而言可不是第一次了，可这次的确让他心灰意冷，简直有些无法承受。这本书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
早在1931年他服兵役期间写成的论文《论偶然》是这本书稿的第一个版本；1934年在柏林留学时，他完成了第二版的修改，而回来后又听取波伏娃的意见一页一页地重新删改，这期间经历了4年的时间。直至1936年，他才完成了第三版的修订，并取名为《忧郁》。
而当萨特将草稿通过尼让交给加利玛尔出版社后，很快就得到通知：“作品的质量虽好，但未被接受。”
加利玛尔出版社的拒绝，使萨特近乎6年的心血要化为乌有，他悲痛万分，忍不住潸然泪下。
另外，这本书完全符合萨特一贯的观点和早已定型的计划。它的失败意味着萨特这么多年的努力都可能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波朗之所以拒绝出版《忧郁》，是因为他不同意萨特用文学形式来刻画玄妙的真理和感情这种怪想法。
但是，萨特没有自大地为自己辩护，他开始向自己提出几个难以应付的问题。经过冷静的分析和深入的思考后，萨特坚持认为《忧郁》是一部好作品，它被拒绝就像文学史上一些最初被拒绝的好书一样。他下决心一定要使这部手稿得以出版。
1937年7月，《墙》发表于《新法兰西》杂志。它使萨特这位文学新人备受瞩目，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给他。当时久负盛名的文坛元老纪德写了一张短笺给波朗：“这的确是一部杰作，我对我读过的东西还没有长时间地感到如此愉快，告诉我，这个让·保罗·萨特是谁？似乎人人都指望能从他那里得到大量东西。”
1937年暑假结束后，萨特被调回巴黎巴斯德中学任教，他终于结束了乘火车过旅途生活，与波伏娃合住在巴黎蒙巴纳斯区的一家旅馆，但不住在同一套房间里，这样一来，他们既可以享受到过共同生活的益处，又能避免合住的不便。
有一天，一封信使萨特的眼睛一亮：加利玛尔出版社让他尽快去一趟。略微有些忐忑不安的萨特终于见到了那位枪毙了他的手稿的波朗：肤色黝黑、高大而有点儿胖，看上去有些像巴西人。
波朗开门见山地告诉萨特：稿子不可能登在他们杂志社主办的《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你投给我们的作品太长了，要登6个月。要是登上去的话等你连载第二次时读者早就跑了。”
萨特刚要张口辩解，波朗摆了摆手，接着说：“不过，这是一篇不错的作品。”
萨特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紧张得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不知道波朗接下来会说什么。
波朗继续说：“你知道卡夫卡吧？尽管你俩有不少差别，但当我读你的小说时，只有卡夫卡一下子出现在我脑海中。”
原来，波朗并没有看低这本书，他只是拒绝把它刊登在《新法兰西评论》上，至于能否以书籍形式出版，他则拿不定主意。现在，出版社老板加斯东·加利玛尔本人亲自批阅了这本书，爱不释手，决定在1938年予以出版。
波朗说：“加利玛尔先生唯一不满意的只是这本书的题目。”
萨特提出把书名改为《安托万·罗康坦的奇遇》，在取书名方面饶有诀窍的加利玛尔也不同意，因为这可能会使读者误认为这是一本通俗的冒险小说。他斟酌再三，建议改为《恶心》。
萨特接受了。
正如出版社为《恶心》的出版所刊登的封面广告所言：“此书绝无冒险故事。”这部长篇小说完全不以情节取胜。所有的情节都服务于萨特想要表达的哲学观念。
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结束了长期旅行生活的安托万·罗康坦终于在布城定居下来了。为了撰写一篇介绍18世纪一位冒险家的经历的论文，他常常到市图书馆去。他的好朋友“自学者”总在那儿按照字母的顺序来读书。
每天晚上，罗康坦都到铁路员工的酒吧略坐片刻，为的是听同样一张唱片：《在这些日子里》。他所喜欢的女人名叫安妮，可4年来她一直下落不明。罗康坦渐渐地淡忘了他的过去，而现在的生活也丧失了意义：他原以为自己是经历过奇遇的，可现在却再也没有奇遇了。
但真正的奇遇就这样开始了：罗康坦发现自己的所有感觉都发生了一种隐隐约约，又略带恐怖的变化，这就是恶心。墙壁、花园、咖啡馆一下子都沉浸在厌恶之中。
罗康坦苦苦地思索着，在春天开始的第一天，他终于明白了他的奇遇的意义：恶心就是显露出来的存在。
这时，安妮给他写信了，他将去找她，所以生活还存有一线希望。但现时的安妮让他大失所望：她变成了一个臃肿的胖女人，而且放弃了当年那种对于“美满的时刻”的追求，他们再也无话可说了。
罗康坦重又回到了孤独之中，并且预见到了人类未来的灾难。然而他既不能呼救也无法拯救别人，罗康坦决定离开布城，他又走进酒吧，想最后听一次《在这些日子里》。就在唱片旋转之时，他又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丝希望，一丝容忍自己的微薄希望。
对萨特来说，安托万·罗康坦的故事，是他从1931年第一次从事教书工作以来的经历。和罗康坦一样，许多知识分子被现实世界的混沌和黏稠性质所扰乱，因而向往牛顿物理学中那种可预测、可解释的世界。那么如何在那种创造表面感性认识的令人恶心的想象世界中获得拯救呢？
罗康坦的故事告诉我们：存在的一切都是以偶然性为基础的。因此，如果我们跟存在不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从意义上超越它，便会被存在所吞没。
不过，萨特认为对生活完全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毕竟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在苦恼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意识到可以把事物写成我们创造未来的工具，赋予事物以一定的意义。
1938年春，《恶心》出版了，评论界以欢迎和肯定的态度接受了它。1938年5月16日，在共产党办的《今晚报》上，尼让写道：
如果不是因为萨特对精神上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感兴趣的话，他就会成为法国的卡夫卡。
同月，阿尔芒·多宾在《精神》杂志7月号上说：
看来很少有人怀疑《恶心》是我们时代的好作品中的一个。
让·达尼耶鲁则在《研究》杂志10月号上说：
在我看来安托万·罗康坦的爱好比瓦勒利和普鲁斯特的唯美主义还走得更远，而且，只有通过艰难地再发现人本身的必然性，才能真正地读懂它。
10月20日，阿尔伯特·卡缪在《阿尔及尔共和党人》报纸上发表专文赞扬了《恶心》。
加利玛尔出版社印了4100册，销路很好，他们决定再印3300册。
《恶心》生逢其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许多欧洲小说所表达的一类情感的先期预告。读过这部小说的人感觉到：文学与其说是揭示生活秘密的手段，不如说是研究内心和清除幻觉的共鸣板。罗康坦是时代的一个缩影，在他身上，人们可以发现剥去了伪装的自我的空虚感。
《恶心》的成功使萨特在法国文坛中崭露头角，也标志着萨特自己独有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的正式产生，“恶心”这一概念的出现不仅使萨特的存在主义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区别开来，而且也使萨特哲学体系找到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基础概念。
1938年是萨特忙碌的一年。除了在巴斯德公立中学继续教书，在《恶心》出版后，又写了短篇小说《一位要人的童年》和《自由之路》。
此外，萨特还开始从事文学批评，着手写论美国小说家多斯·巴索斯和法国作家尼让的评论文章。
萨特重读了福克纳的《萨托里斯》；以极大的热情评论多斯·帕索斯的《1919年》；而他在2月号《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公开评论当代著名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小说《黑夜的终止》的文章，再次引起了轰动。他指出莫里亚克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一个作家，指出一切有关叙述的技巧总而言之都是些空头理论。
在另一本杂志上，他评论了俄国流亡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翻译的灵魂犯罪小说《绝望》；在另一本刊物上，他又发表了一篇关于人的面部的现象学的论文。
萨特简直成了一名批评家。
成名也使萨特享受到了接见记者的尘世快乐。
12月7日，在《玛丽安报》上，萨特对来访的克罗丁·索内说：
我曾经梦想要单靠优美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我只要通过艺术作品、小说或故事来表达思想。但我发现这是办不到的。
有些特别带技术性的问题，非要使用纯哲学的词汇。所以，我在写《恶心》的同时，也要撰写《论心灵》，这部著作即将出版，是从现象学的观点写的心理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