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暑假，萨特和波伏娃都没有出国旅游，因为保尔、尼让和亨利埃特盛情邀请他们留在巴黎。一伙人成天待在一起，既叙旧情，也常常会像从前一样争个没完没了。
真是凑巧，在德国柏林留学的阿隆·雷蒙也回到了巴黎。阿隆在柏林的法兰西学院专攻胡塞尔的现象学，因此他现在开口闭口都是胡塞尔的哲学。
这时，德国的现象学刚刚被介绍到法国来，萨特在任教期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哲学家的职责，他一方面思索着重要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也正在考虑出国深造。当阿隆说到德国的哲学思想时，萨特立即特别着迷，两个人一碰在一起就开始聊胡塞尔。
在当时的许多青年人看来，德国是哲学的第一王国，是哲学理论的真正故乡。特别是自17世纪出现莱布尼茨、18世纪出现康德和19世纪上半叶出现黑格尔以来，德国简直成了欧洲大陆哲学的主要摇篮。
一天晚上，萨特、波伏娃和阿隆在巴黎蒙巴纳斯大道上的一家煤气灯饭店吃饭，他们包了一个房间，还点了这家饭店的招牌酒：杏子鸡尾酒。
酒过三巡后，阿隆和萨特的话越来越多。完全是在不经意中，阿隆指着自己的酒杯对萨特说：“老伙计，你是一个现象学家的话，你就能谈这鸡尾酒，你就能从酒中搞出哲学来。”
听到这话，萨特感觉似乎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头部，一时间酒意全无，他的脸因为激动而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啊！按照自己所见所闻得到的感觉来描述事物，并在这个过程中抽象出哲学来！
这一夜，萨特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圣米歇尔大街上，买了一本由莱维纳斯写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觉理论》。萨特是那样迫不及待，还没把书的毛边很好地切开，就边走边翻看了起来。他一下子翻到关于偶然性的那一章，他的目光在飞快地搜索着，他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着：胡塞尔会不会动摇自己的理论基础？
还好，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体系中，偶然性并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而对于这一现象的思考方法和角度也和萨特有所不同。
证实了这一点，萨特如释重负。但胡塞尔现象学的实际情形究竟怎样呢？这本译介的书只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刻板而模糊的轮廓。萨特双眉紧锁：怎样才能对胡塞尔作彻底、认真的研究呢？
阿隆在德国的深造为他在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这对萨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冲口而出：“我也去柏林留学吧！”
念头一旦形成，萨特很快就提出了到柏林法兰西学院就读1933年至1934年度的研究生的申请。
1933年9月，当萨特得知他的申请得到批准时，高兴得大喊了起来：“我要去柏林了！可以整整一年不用教书啦！”
不过，此时的柏林并不是做学问的最安静的场所。德国法西斯分子已在蠢蠢欲动，战争狂人希特勒已经当上了总理，并策划了著名的国会纵火案，从而取缔了强有力的德国共产党。整个柏林硝烟弥漫，动荡不安。
但是在萨特眼中，政治活动跟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理想毫不相关。他甚至认为自身的存在与社会、国家都没有任何关系，他常常这样表白自己：“我是反对社会的那种‘独立’的人。”
柏林的日子充实、愉快，还不乏浪漫。在柏格森哲学的基础上，萨特迅速地把握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在那里，他重新找回了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所体验到的那种自由，精神上的彻底放松使他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于萨特的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萨特集中攻读了胡塞尔以及他的得意门生海德格尔的全部德文著作。当时，现象学应该说是一种试图理解人类思维方式，重新解释人与自身以及世界的关系的一场运动。它通过描述事物，即现象来追溯其根本，以最初的直觉来把握事物和观点。
萨特废寝忘食地研读着，他发现，胡塞尔的现象学提供了把握真理的真正钥匙，他还从中找到了写作的工具，以及一种描绘对想象力和感情的内心研究的方式。
对于胡塞尔关于“意识是关于某物的意识”的观点，萨特深表赞同，但海德格尔提出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生存的意义”这一论调更让萨特感兴趣。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最终是虚妄的，我们处在一个我们既未创造也未选择的世界。在世界上一切生物中，只有我们人类有能力领会过去，思考未来，利用我们的才能决定目前的做法，并对命运施加影响。
看到自己长久以来的想法为他人所认同，萨特无比兴奋，他开始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思考。
在整个研究生期间，萨特把精力放在写作《论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意向性》和《论自我的超验性》两篇论文之上。
《论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意向性》论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要的、关键性的观念：意向性。萨特的这部著作是他探索现象学的起点，后来这篇论文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
《论自我的超验性》活用胡塞尔式的分析方法，但却用一种与胡塞尔的理论相悖的观点勾勒出自我与自觉意识之间的关系，同时确立了自觉意识和精神之间的区别标准。萨特哲学体系中一个最早、最坚定的信念：非理性意识有其规律性，就是在写作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打下了基础。
他已经深深地意识到“自我”在现象学中的重要地位。此文后来发表于《哲学研究》杂志第六期上。
此外，萨特广泛涉猎哲学名著，从各个角度对自己的思考进行检验、印证。可以说，柏林留学的一年是萨特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重要起点。
萨特在柏林的官费留学期为一年，1934年暑假，西蒙娜·德·波伏娃决定到柏林去看望萨特。一见面，萨特就抓住波伏娃尔的胳膊，激动地说：“同别人一样，我的自我本身也是一个存在……”
波伏娃很幸福地投入了他们惯常的那种对话。她欣慰地感到：无论萨特身边有谁，无论他是在天边还是在眼前，他都跟自己一起分享生活。
然后，他们从汉堡出发，一同游德国、奥地利和捷克。
在旅行中，两人边欣赏风景，边讨论共同关心的哲学和文学问题，他们谈到了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捷克哲学家兼作家卡夫卡的作品。
萨特和波伏娃这一期间所读的是福克纳的《喧哗与躁动》和《裁缝》。萨特说：“福克纳的小说的主题多是描述美国南部生活的特征：往昔的强占土地、种族歧视、犯罪和南北战争……他对于社会罪恶和人类生活的不幸的揭露对我很有启发。”
而波伏娃却说：“他写得惊险曲折，让人对故事情节产生难忘的印象。我很赞赏他在写作中所表现的描述人物心理复杂过程的技巧。”
而卡夫卡的作品对萨特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卡夫卡和萨特都从青年时代起就深爱福楼拜的作品。在《蜕变》和《流放地》中，卡夫卡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人世间的虚幻和忧虑。
不过萨特更欣赏卡夫卡的《审判》和《城堡》这两篇小说。他认为，正是在这两篇小说中，卡夫卡成功地揭示了世界的苦难的本质，表现了挣扎在生活的旋涡中的人类，对于希望和自由的无限渴望和追求以及这一切追求的最后的幻灭。
萨特对波伏娃说：“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了这样一个真理：人之成为人是要经历千辛万苦的，而文学之成为文学，也是困难重重的。人类生活和文学创作就是在这样的遭遇中生存和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