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萨特来到勒阿弗尔中学，成为一名哲学老师。
萨特对这个城市很喜爱，和拉罗舍尔一样，勒阿弗尔市是一个海港，但它比拉罗舍尔大，有20万左右的居民，是全法国仅次于马赛的第二大港。地理位置也比拉罗舍尔重要。它处于塞纳河口，是距巴黎最近的海港。它的西北部隔着拉芒斯海峡与英国遥遥相对。
作为一个哲学家和作家，萨特很注意了解勒阿弗尔市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风土人情。
直至中世纪末，勒阿弗尔还只是一个沿海的沼泽地，人们只经营些晒盐业，当时的国王弗兰斯瓦一世决定在这里建立一座城市，所以人们最早把勒阿弗尔市称为弗兰斯瓦市。
在16世纪天主教与新教发生战争时，这里的新教徒曾求助于英国，因此，在1562年至1563年间，英国人曾占领过这座城市。城里还保留着早期的教堂和修道院。萨特经常去参观最古老的格拉维尔修道院和画家布登的印象主义作品博物馆。
萨特非常喜爱勒阿弗尔市的林荫道，他在给波伏娃的信中说：
我对于偶然性问题的哲学思考，有时就是在福煦林荫道的栗子树下进行的。假如西班牙布尔哥斯市的圣玛丽教堂使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堂，那么勒阿弗尔市的林荫道就是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领会到什么是真正的树林。
不过，教师这个职业有让萨特不满的地方：强制性的纪律、等级森严的制度、清规戒律以及毫无创造性。而且，由于他现在必须完全靠自己那点微薄的薪水度日，因此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贫困。
另外，勒阿弗尔这个海港城市大部分时间阴沉、多雨，波伏娃远在千里之外，大学的同学、朋友都在巴黎，一种难言的落寞、孤独感常常涌上萨特心头。
不过萨特深深懂得：环境可以毁掉一个人，也可以造就一个人；逆境可以使人消沉下去，也可以激人奋发向上。因此，就在这种深深的失落中，他把自己投入了写作和如饥似渴的阅读之中。
他以激动的心情欣赏塞林的小说，高度赞扬塞林在使用语言方面的大胆独创精神，对他巧妙地、大量地应用口语，特别是使用民间方言、行话、黑话和暗语方面的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在给波伏娃的信中说：
看塞林的小说简直就是直接地被召唤到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场面中去，被放置在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之间。在看过吉特、阿兰和瓦勒利的严肃的作品之后，看塞林的小说简直是最大的消遣和休息！
萨特还大看特看海明威的作品，并在自己后面的小说中深受启发。他随身带着手稿到勒阿弗尔时，开始了真正的写作。
在任教期间，萨特开始认真思索关于“偶然性”的问题。还在幼年时，萨特就对这个概念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常常呆呆地这样想：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已知的原因，也根本无法预见，因此自己的一生在一定限度内是偶然的，进而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偶然的。
这时，萨特对“偶然性”的思考不再停留在感悟这一肤浅的层面，而是将其放入到他已形成的哲学体系中。
萨特与波伏娃仍然频繁通信，除了谈对彼此的感情，信的内容中更多的是交换双方现阶段的思考结果、所遇到的疑难以及未来的写作规划。从1931年暑期至1933年时期，两年之间，他们写了成百封信。
在写给波伏娃的一封长信中，萨特把自己对于“偶然性”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还说要以一个名叫安托万·罗康坦的外省学者的深思为载体，写一篇“论偶然性”的长篇论文。
很快回信来了，波伏娃对他的想法完全赞同，并建议干脆写成一个关于这个外省青年的故事，并注意多设置一些悬念，正如侦探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那样。
萨特接受了波伏娃的提议，立即着手写这部小说。他决定全部用安托万的日记组成这部小说。从此，萨特开始每天记日记，并构思他的这部小说的基本思想。
1931年的第一学期末，勒阿弗尔中学组织电影评奖活动，在7月12日的发奖仪式上，校长阿尔伯特·杜博斯克先生请萨特发表学说。萨特的论电影的演讲立即被转载于勒阿弗尔市的地方报纸上。
萨特对于电影的评价同当时许多著名人物对于电影的悲观论调正好相反，表现了他对于年轻的电影艺术所寄托的无限希望。
每一个假期，不论长短，萨特总是和波伏娃一起度过，他们会精心安排：如果休假时间短，他们就只看望一下波伏娃的妹妹，如果休假时间长，他们就会去拜访他们的朋友：尼让、阿隆、杜林、卡米耶……而每到夏天那个长长的假期，他们总会去国外旅行：西班牙、摩洛哥、英国……到处留下了他们流连忘返的足迹。旅行使他们心旷神怡，而且观赏各地的文化风土人情。
从1932年下半年起，波伏娃从马赛被调职到离勒阿弗尔不远的卢昂市。从卢昂到勒阿弗尔坐车只需一小时，这样一来，他们俩可以更多地利用周末时间相会。
这年暑假，当萨特与波伏娃同往威尼斯和罗马等地的时候，正是墨索里尼在罗马举办大型法西斯博览会期间。墨索里尼为了招徕外国游客，宣布全国铁路票价降价70%。萨特和波伏娃都看到了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的巨大影响。
在这个时期，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局势正处在大动荡的关键时刻。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势力剧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苗已在欧洲最危险的地方，在法西斯战争的温床里燃烧起来了。希特勒已经上台，墨索里尼则步其后尘在国内煽动对外扩张的野心。
不过萨特和波伏娃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们到了威尼斯市内的博物馆，那里正在举行文艺复兴晚期画家勒丁多烈的艺术作品展览。两个人被勒丁多烈的3幅巨型油画《圣马克的奇迹》久久地吸引了。
萨特和波伏娃一方面沉湎于他们的爱情，另一方面深思着他们将要着手的未来著作的基本思路。萨特特别关注他的未来创作的主题，思索着他的未来小说人物的性格及其表现方法。
萨特特别赞扬塞林的新作《深夜的旅行》的语言和思想境界。塞林在政治上是反犹太主义者，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期间，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的反犹太文化的倾向恰好被希特勒等人的法西斯政策所利用。
萨特注意到了塞林的这种思想动向，于是转而反复综观哲学史和文学史上大量思想家和大作家的创作经历，咀嚼着他们的创作经验，特别注意到当代大作家的创作倾向。
波伏娃则着重于对文学创作中文风、艺术手法的探索。他们的不同考虑重点，恰巧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