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里，毕加索很少在巴黎出现，只在年末的时候待了短短一阵子。毕加索开始在瓦洛利居住，并开始从事制陶艺术。
早在古罗马时代，瓦洛利就出产闻名于世的陶制品，大量的陶制品从高尔富·胡安港口运往地中海沿岸，销售到各个国家。“瓦洛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黄金”，其实这里并不产黄金，这只是用来形容这里的富有。
瓦洛利由于工业革命和战争的影响，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繁华，现在，这里的人都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地混日子。
40岁左右的拉米埃夫妇，夫人曾是图案设计师，他们在里昂的丝织厂工作过。里昂在战后物价飞涨、商品奇缺，他们就到瓦洛利办了个陶器厂。
夫妇二人欢迎毕加索的到来，非常高兴让画家在自己的工厂里做实验。毕加索详细地考察了制陶的整个过程，他发现这些产品在设计上有着很多欠缺。
毕加索曾感慨地对拉米埃夫妇说：“在中国和日本，向来把陶瓷当作艺术，他们生产的陶器不在数量而在于质量，甚至每一种形状的陶器只有一个。这里的陶土质量很好，关键是处理得不够科学。”
拉米埃夫妇盛情邀请毕加索留在这里进行改造，还要为他提供一切人力、物力的支持。
毕加索高兴地点头答应，立即着手设计，他以双耳细颈瓶作为蓝本，然后再加以变形。拉米埃夫人对毕加索警告说：“这样的实验品不合格，放在火里一烧就失败。”
毕加索可不听这一套。拉米埃夫人亲眼目睹陶工工长刚扔掉的花瓶坯子，毕加索捡起来在瓶颈上扭捏了几下子，那件废品便奇迹般地变成了一只栩栩如生的鸽子。他一边哼着自己作词曲的歌，一边干活：“要做一只鸽子，就得先捏它出的脖子……”
拉米埃夫人被毕加索的动作给迷住了。他双手的动作越来越快，经常是转眼之间，一个花瓶泥胎就变成了活灵活现、亭亭玉立的美少女。
以后，陶瓷成百地从毕加索手中产生出来：鸽子和猫头鹰，类似古希腊人的形体，绘有他的安迪伯牧神的碟子，另外一些碟子上则是地中海的鱼、野牛、斗牛，还有太阳。各种各样的动物和容器的组合，几乎每一件都有实际的用途。
他粗短的双手一向能很快地精通各种工具，而现在这双手就成了工具的本身，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艺术，而他的一些新奇、怪异的技巧也出奇地成功。
有时候他几乎可以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绘画。雕塑和拼贴三者融合的地步以及色彩和三度空间的合成，而且其中每一项都具有独立运用的水准。虽然一般来说，他自己所期望的标准并没有那么高，然而他的成就却已到达这种境地。
毕加索爱好神秘，这一点在分析立体主义时期达到了顶点，不过有一种愿望制约了这种爱好，那就是他不但要使自己的艺术以最高深的，而且也以最粗浅的含义影响生活。
壶、罐、果盘和菜盆，从前是他的静物画的题材，现在却要由他将这些东西作为居家常有的物件制造出来。毕加索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判断自己用动土、釉子和火，可能做出些什么。他经常听取有经验的手艺人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工作。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陶器的实用方面的价值渐渐被毕加索对于这种艺术手段的爱好所淹没。所以，在他那充溢着浮华气派的陶器作品中，他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它们的家庭实用价值。
在瓦洛利，每天清晨，毕加索总是穿着短裤、草鞋和背心散步。他那晒黑了的短小精悍的身体和敏捷的举止行动，几乎显示不出年老的迹象。
只有他的头发这时渐渐稀薄而且变白，因而他那双眼睛似乎比从前更黑，脸上深深的皱纹给人留下更鲜明的印象。这两点说明他已年近70岁。
但在其他方面，无论工作或锻炼，他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出青春的活力。当他用土塑造模型时，只要看看他那双小小的、像女人样的但却有力的手，就会感到一种近似观看芭蕾舞的乐趣。
自从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以后，他就更加热情地投入到社会活动和政治运动中去。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早已结束，但东西方之间处于敌视、对抗状态，世界局势仍然动荡不定。毕加索同爱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用画笔当武器，向战争势力作斗争。
1948年8月，毕加索应邀参加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是西班牙人，一直保留西班牙国籍。但他从未向佛朗哥政府申请过护照。他是经法国政府批准作为“特殊居民”而在法国定居的。所以法国政府不能给他发护照。
由于毕加索的声望很高，波兰政府同意他没有护照的情况下进入波兰国土。这样一来。毕加索只能乘波兰的飞机由巴黎直飞华沙。临行时，他还随身带了一把法国的泥土。
毕加索本来不喜欢坐飞机，但为了参加这次和平大会，他同意坐飞机去华沙。由此可见毕加索对世界和平事业的关注的真诚态度。
毕加索还在机场就感受到了主人的盛情、鲜花、掌声、亲切的呼唤，“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工人的朋友”、“我们的好兄弟”等，不绝于耳。爱伦堡亲自迎接，这位著名小说《暴风雨》的作者忘情地拥抱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巨人。
为了表彰毕加索在法国所作的贡献和他对和平大会的支持，法国政府颁发给他一枚白银奖章——“法国文艺复兴奖章”。
在会上，他见到了世界各国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诗人和学者，他受到了同志加兄弟般的欢迎。
会议期间，传来了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被无理监禁的消息，毕加索向全世界发表抗议声明，给智利的专制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聂鲁达和毕加索一样，他们都是匡扶正义、追求和平、热爱祖国的文学艺术家，具有极大的国际号召力。
聂鲁达最要好的朋友是西班牙诗人加尔西亚·洛尔加和法埃尔·阿尔贝蒂，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聂鲁达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深表同情，他一气呵成创作出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加以声援。他曾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荣获过斯大林和平奖金、中国宋庆龄国际和平奖金；1971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会议间隙，爱伦堡常常陪着毕加索到各处参观访问，两个老朋友亲密无间。一次，他们来到了查多里斯基博物馆。在这里，毕加索看到了闻名于世的名画——达·芬奇的《穿貂皮的女人》和朗勃兰特的《撒马利亚风光》。这个博物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关闭着。这次，为了欢迎毕加索等人的到来，特地打开了参观的大门。
毕加索在波兰待了两个星期，访问了华沙和克拉科夫。此次波兰之行，毕加索还有机会与仰慕已久的苏联作家和艺术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早在20世纪20年代，毕加索就结交了许多真诚的俄国朋友。他在俄国人组成的芭蕾舞团工作过，还娶了一位乌克兰姑娘为妻。在他眼里，俄国人很像西班牙人，和他们在一起。无须戒备、无须客套。
在他离开以前，波兰总统向他颁发了“波兰复兴纪念章”，以表彰他为国际文化交流和加强波法两国人民友谊所作的贡献。回到巴黎以后，毕加索继续为和平运动而努力。
1949年3月，法国共产党为即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做准备。毕加索应邀为这次会议设计一幅宣传画。他选择自己熟悉的题材——一只白鸽，创作了一幅自绘石板画《和平鸽》。画中，鸽子羽毛油然生光，黑色的背景使得白色的羽毛显得更加纯洁可爱。
很快，这只《和平鸽》被印成大量的宣传品，出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不久，千万只和平鸽又飞向了全世界。此后，世界上千千万万人通过和平鸽认识了毕加索，热爱了毕加索。
但是，世界总不和平，冲突时有发生。1950年，美国在朝鲜半岛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毕加索闻讯后，义不容辞地拿起了画笔。他以哥雅的《一八零八年五月三日的枪决场面》和马奈的《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的处决》为蓝本，重新进行构思创作，并精心拟定了画名，这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在朝鲜的屠杀》。
这幅画表现了战争的杀戮场面。画面出现了一群披盔戴甲、武装到牙齿的机器般的人，他们手持数挺机关枪，枪口对着的是一群手无寸铁、一丝未挂的妇孺。面容苍老的母亲正怀抱着吮奶的婴孩，才学会走路的幼童，正踉跄地扑向面无血色的姐姐……
这幅作品非常尖锐地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并蕴含了极其深刻的嘲讽风格。
从1949年至1953年，毕加索画了不少作品，除了少数继续保持他原有的传统主题以外，大量的作品都是以保卫和平为主题的。
1952年，瓦洛利教堂约请毕加索为其装饰壁画。毕加索接受了约请之后，便开始认真地进行构思了。在那些日子里，对战争的痛恨，对和平的渴望，时时撞击着画家敏感的胸怀，于是他构想出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壁画。
当时，毕加索详细考察了教堂的构造，他认为重点还是中殿的屋顶。他把这个屋顶看成是一块大画布，如果能用一整幅油画把它完全遮盖起来，油画的一边表达战争的主题，另一边表达和平的主题，那就再好不过了。
瓦洛利所有的能工巧匠都愿意听从毕加索的调遣。毕加索并不需要那么多人，他叫当地最好的一名木匠为潮湿而粗糙的石板屋顶上了一层护板，这是油画的全部依托，所以质量一定要高。
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足够大的画室，市政局面向全市征房，人们都希望毕加索能看中自家提供的房屋，然而毕加索不是要好的，而是要大的，他选择了濒临倒闭的香料厂的一间仓库。住在这里的美国人巴蒂恩帮了大忙，他解决了灯光和搭脚手架的技术上的困难。
毕加索发布禁令，除了他和儿子保罗，其他人一律不准走进画室半步。他还对保罗说，万一他偶尔疏忽，或心血来潮，批准什么人来看他的画，保罗必须以铁的原则坚守最后一道防线。
毕加索每天先去陶器厂，在那里制作两三个小壶，和工人们聊聊天，当感觉进入最佳状态时，他就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只有吃饭睡觉才能使他出来。
瓦洛利人太看重毕加索为他们做的这项工作了，画室的外面总是有人在等着，他们既不交头接耳，也不踮脚窥探，只是坐着，站着，走着，一忽儿去了，一忽儿又来了；一忽儿是这些人，一忽儿又是那些人。他们也许是怕毕加索太寂寞，有一天会撒手而去，所以来陪陪他；也许是渴望了解哪怕一丁点儿关于画的进度或其他消息。
毕加索来来去去，嘴里含着烟卷，双手插入口袋，低头蹙额，无暇他顾，更为画室里的作品增添了一份神秘。
10月的一天，作品已大致完工，他向瓦洛利的人们第一次打开了画室的门。室内凌乱不堪，满满的两木板油画，因为斜放着，距离又太近，看不出名堂；门口的桌上有一个闹钟和一册日历，每张日历上都安排着当天的进度；四壁全是草图和素描，下起地板，直抵檐顶，大约有两三百幅。
毕加索后来对克劳特·洛伊说：“我画完了好几册素描本，还没有找到一张像样的图案。”
他又说：“我还从来不曾以这样快的速度画过这样的巨制，这里的人民激励了我。我要求自己画得又快又好，在现代绘画上，每一笔都是一项精确的工作。”
为了完成这幅大型壁画，毕加索从1952年4月底到9月中旬，共画了233张习作和素描，以求找到一个像样的成功图案。最后，他终于确定了这样的构图：这两个对比的主题在观众的头顶上方同一把代表战争的凶光闪闪的宝剑相遇，再由一轮升向天顶的多色宝石形的太阳与宝剑相对称，从而把观众包围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中，而这两个世界实际上又是一个整体。
毕加索创作这幅大型油画时，是从《战争》着手的。战魔喷火焰，焚毁书籍，惊起讨厌的毒虫，从而构成战争酿成的不可估量的极大恐怖。从右向左移动的驳杂的行列和疯狂的吵嚷，被一个神仙模样的沉着的人物阻止住了，他面向群众，举着一个画有鸽子的盾牌。
在有了如此壮观的材料以后，创造和平形象的任务真会使一个资质较差的画家束手无策。毕加索则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他所知道的人类社会中最愉快和最持久的事物上，建筑在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所知道的爱上。他画了一个儿童，驱赶着一匹套在犁子上的飞马，来象征“和平”。
在一些舞蹈者的身影中间，有一场均衡的技艺表演，一个艺人平稳地举着一根杠杆，杠杆的一端放着一个装满燕子的金鱼缸，另一端放着一个装了鱼的笼子。毕加索以此来表达出，幸福不是容易保持的，幸福的人就像这杂技表演者一样，每天都有遭受灾难的危险。
这两组壁画，一面是极度的狂暴，一面是缓和的幽默。在这里，毕加索创造了他的哲学天地。
难怪一位诗人朋友看后便惊呼起来：“你在用狂暴击溃全部的温和，用温和击溃全部的狂暴！”
画家自己则平静地解释说：“如果和平在全世界获胜，那么，我画的战争将属于过去，于是，人们将只用过去时态来谈论战争。其他的一切，将用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来谈论。”
在创作这幅大型壁画的间歇，毕加索如同往常一样，又创作了一些“副产品”，他画了一些风景画和静物画，借以缓解工作时的紧张。
这两幅木版油画先后在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分开陈列展出，直到1953年秋天才运回瓦洛利。两幅画在教堂中殿的屋顶“终成眷属”，当它们拼在一起时，画中的接合毫厘不差。毕加索的画室里什么工具都有，唯独没有尺子，毕加索的眼睛比尺子还要精确。
大型油画《战争与和平》无疑超越了艺术的范畴，亦即从它问世的那一刻起，它就不是作为一件单纯的艺术品而存在，它纳尽世间万象，田园的和都市的，动荡的和宁静的，人性的和兽性的，历史的和未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