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年中，整个世界开始改变。德国人被赶出了北非，也正在苏联进行全面撤退，盟军已经深入意大利，而墨索里尼的军队正濒临瓦解。在法国，抵抗组织惊人地成长，不断骚扰德军，送出军政情报，并且利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来保存国家的精神，当然包括了秘密刊物。
1943年9月时，毕加索的精神活跃无比。整个城市都有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意大利投降了，苏联红军已经推进到了第聂伯河，盟军随时可能出现在法国，他们正投下大量的武器装备给抵抗组织，并且夜以继日地轰炸工厂、铁路、火车集结场、军事设施。
1943年11月的巴黎，地下抵抗组织准备随时发出致命的一击，盟军即将登陆的谣言满天飞舞。德国人虽然正从所有的前线撤退下来，但是却像一头困兽一样紧紧地攫住法国不放，准备在被制伏之前做出最大的迫害。流徙和处决的人数增加了，可怖的列车不断向北边拥挤的集中营开去。
1944年2月24日，麦克斯·杰克卜被逮捕，被送到了德伦西的一个往更大集中营途中去的第一站。消息一传到巴黎，科克蒂就马上拟了一份陈情书，而所有其他的朋友也都运用他们的一切影响力来使他获释。
然而，在寒冷、潮湿、污秽的小室中，麦克斯·杰克卜染上了肺炎，于3月5日去世了。他当时67岁，是一个完全无害而温和的老人，一个跟所有同辈一样杰出的诗人，遗体在犹太仪式中下葬，他的朋友中有足够勇气或热心的都去参加了葬礼，毕加索就是其中之一。
1944年6月，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了。地下抵抗组织立刻攻击了德军的交通线，占领了一些据点，而向北撤退的德国人一路上更是毫不留情地烧杀。8月里盟军突进，集中营里面的屠杀也开始了。战事逼近巴黎的时候，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德国人是一定会摧残这个城市，并在被赶走之前清除大部分的人口。
巴黎突然陷入慌乱紧张的局面之中，空袭警报常常吓得行人仓皇逃散，冷枪不断，人人自危。大家都躲在屋里，耐心地等待着，因为这是解放的前兆，也是黎明前的黑暗。
在德军坦克抵达郊区之前，整个城市都揭竿而起，一夜之间防御工事全都筑了起来，成千上万的男女都参加了战斗，警察、铁路员工、秘书、公务员、抵抗组织的全部成员都出动了，于是一场大战开始了。
一批批隐藏的武器全都拿了出来，远比德国人所预期得要多。而德国人只有乘着坦克才能移动，而即使是坦克也常常在街上被焚毁。
8月24日清晨，毕加索听见外面枪炮声大作，还有坦克开动的声音，“轰隆轰隆”非常刺耳。
他警觉地打开窗户，探出头去想看个究竟，只听“嗖”得一声，一颗子弹从他身边几厘米远的地方飞过，嵌进了墙里。他急忙跑下楼问是怎么回事。人们告诉他：德国兵在撤退！巴黎解放了！
听到这个盼望多时的好消息，毕加索返身回房，取出他的宝贝——一只旧的法国军号。原来他每天都要吹几声军号，这是他的一大爱好。但在德军占领期间，他一吹就会惹来麻烦，不能吹了。现在趁着高兴，他一鼓作气连续吹了几十声。
1944年，巴黎终于解放了。毕加索画室的外面，响起了街民载歌载舞、游行集会的欢呼声。毕加索的朋友们已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他们都来看望毕加索，相互交流着久别重逢的喜悦和各自战斗的经历。那时，曾有传言说毕加索下落不明甚至说他已不在人世了，致使朋友们忧心忡忡。
而此时此刻，朋友们高兴地看到，经历战争风险的毕加索，不但还好好地活着，而且精力和锐气也不减当年，甚至连那副模样和那个怪脾气也未曾有丝毫改变。朋友们都异口同声地夸赞他在战时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和大义凛然。
在整个占领期间，曾有许多抵抗组织的人员在毕加索的画室集会，因而这个地方，连同它那不妥协的主人，就成为抵抗力量光明、自由的象征。
鉴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哭泣的女郎》及《牛的头盖骨》等一系列光辉的作品，基于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那种神奇的魔力，基于对他战时言行的传闻，毕加索再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
一时间，毕加索的画室居然成了“旅游观光热点”。一开始，来宾多为年轻的画家、作家和知识分子。后来，就是纯旅游者了。
据说，凡来巴黎观光的游客，有两个必去之处，一是雄伟的埃菲尔铁塔，二是神秘的毕加索画室。那一阵子，他的住所每天都聚集着几十位新来的客人，有的时候甚至是“集团军”。
这对于刚刚走出战争的毕加索来说，是始料未及的。连他自己也并不明白，怎么忽然间冒出来这么多的崇拜者和敬仰者。
拜访毕加索的美国人中不乏知名人士，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即是其中一名。他是《老人与海》、《丧钟为谁敲响》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在1937年，海明威参加欧洲的一个艺术代表大会时，就同毕加索会见过，那是在地中海的岸边，两人谈得相当投机，共同倾诉对生命的理解。巴黎刚刚解放，海明威就急切地来拜访毕加索。不巧的是，毕加索看泰勒母女去了。
在毕加索寓所那幢楼看门的女人很贪心，以前毕加索不在家时，客人留下礼物，毕加索总是给她分一些。海明威这次来访，这个女人看海明威像条“大鱼”，当海明威说给毕加索留个字条时，她马上说：“先生，您不打算留下礼物吗？”
海明威看出了这个女人的小心眼。他不声不响地从车上搬来一箱手榴弹，还贴上字条：“海明威送给毕加索。”放在门房里。
这一箱手榴弹，对于两个在战争中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来对付战争的英勇无畏的战士来讲，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
由于毕加索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决态度，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他已经成为不畏强暴、抵抗压迫的代名词。他的名声超过了那些血染疆场的勇士们。在有些画家和诗人为戴高乐将军敬献相册时，毕加索应邀在相册的第一页上作画。
毕加索为正义战胜邪恶而高兴。但他身上仍然肩负着责任，因为法国的解放毕竟还没有促进他的祖国的解放事业，西班牙仍然处在佛朗哥的法西斯统治之下。所以，毕加索决心要为彻底打败法西斯势力继续战斗下去。
毕加索看到，和自己共同度过患难年代的人们和在抵抗运动中显出无比勇敢的人们，大多数是法国共产党员。毕加索十分钦佩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果敢、忠诚。
1944年10月5日，毕加索经两位著名作家的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从此，毕加索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这使世人又一次惊诧不已。
在一般人眼里，毕加索是一个一门心思搞艺术、从不过问政治的人；有人则认为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颓废的艺术家。其实不然。我们这位艺术大师好似那片汪洋大海，风平浪静时，凡人是难以窥见海底深处的动静的。
法国的共产主义，在观念上跟莫斯科的大相径庭，而且许多成员都没读过多少关于马克思或列宁的书，只是出于解放祖国以及憎恨资本主义的不平而加入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好像毕加索的兄弟一样，尤其是在战后初期那段意气风发的日子。
不过即使是在那时候，他们之中也没几个人能和毕加索讨论绘画，尤其没人了解他的作品是怎么一回事。共产党对艺术的观点，对社会写实主义以及用直接宣传来教育大量群众的主张，当然与毕加索处在相反的极端。
消息公布后，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不理解，甚至招致了攻击和诬蔑。一些画商和收藏家不再收购毕加索的作品，他的画价也一度下跌。
1945年，夏日来临时，欧洲的战事已经结束了。集中营释放了他们的生还者，这些回到法国的人大多只剩下一把骨头，而且大都患有结核病。毕加索从他们那儿听到的事情，还有他看到的一些照片，使他感受颇深。
这几个月中他全部时间都花在一幅类似《格尔尼卡》的画作《停尸间》上。这部画作采用了单一的灰色，虽然尺寸不到《格尔尼卡》的1/4，却仍是一幅大作，由于它是灰色的，因而画面显得更大。
左边的上方是一张白色的桌子，放着一块起皱的布、一个壶、一只汤锅，可能还有一片面包；下面由左下角延伸到右上的对角线上，躺着一堆散乱的尸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婴儿，全部乱七八糟地叠起来。这幅画并不合大众口味。
它的立体派的规格，它的扭曲，它的似雕像的平面都是完完全全的毕加索。然而它却是一个直接而非象征的叙述，一个沉默、巨大的谴责。
这一年夏末，毕加索丢下尚未完成的画作，带朵拉·玛尔到南方去。这一次的假期可能有些焦虑的成分，虽然他一直待到秋天，这段时间内的作品却看不到地中海太阳的全部热力。后来，他在瓦库鲁斯的梅纳比小镇买下一幢房屋送给朵拉·玛尔。
在巴黎解放后不久，秋季画展开幕了。由于毕加索的作品在战争期间一直被德国法西斯分子列为“禁画”，因此毕加索已经多年没有参加画展了。这是毕加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第一次画展，轰动了整个巴黎。展览馆里每天都挤满了人，一些仰慕毕加索的青年学生自愿为展览会服务。
在这次展览会上，展出了《公鸡》、《晨曲》、《椅子与水仙》、《一束花与女人》、《静物与公牛头》、《小孩子与洋娃娃》、《猫》等多幅作品。由于展览会是在毕加索公开加入法国共产党后不久举行的，所以，有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扰乱和攻击这次展览会及毕加索展出的作品。
毕加索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发表了《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的声明，申明他毫无犹疑地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在那以前他一直是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而且要永远站在一起。
他在文章里面说得明明白白：
加入共产党是我全部生活和全部工作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从来不把绘画看作是单纯的娱乐或逃避现实的艺术。我可以这样自豪地宣布，我将用线条和色彩深入到对世界和人类的认识中，以便这种认识能使我们每个人都自由地生活。
线条和色彩就是我的武器，我正试图用我的方式去表现我认为最正确、最美好的一切……这几年来，可怕的压迫也向我表明，我必须不仅用艺术，而且要用我全部的生命去奋斗。所以，我加入共产党，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根本原因是我一开始便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向世人说明：
我很想再找到一个故乡，我总是一个流浪异乡的人，现在我再也不是了。
在西班牙能够最后欢迎我回去之前，法国共产党对我伸开双臂，我在这个党里找到了所有我最敬重的，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诗人，还有所有我在8月那几天看见的武装的巴黎人美丽的面容，我又一次处在自己的兄弟们中间。
这些话，表明了毕加索的行动来自他内心的一种深切愿望，他想要和周围的朋友们订立友谊的盟约。对于毕加索，他的艺术经常把他陷入孤立；他的天才所达到的高峰上的大气是稀薄的，只有少数人才能呼吸得到，别人如果想要理解，就必须花费时间来逐渐熟悉他的创作的重要意义。
相反，他在党内能建立起一种新的同志情谊，使他自己和朋友们以及这些工作和战斗在街头的人们拥有同一种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找到了归宿。
从那以后，毕加索一面从事艺术活动，一面参与政治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