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
——毕加索
毕加索的好朋友卡萨杰玛斯还是迷恋于情爱之中而不能自拔。他抱定了一个“有情共存，无情同死”的念头。一天，他特意安排了一个告别人生的晚宴，请来了自己单恋中的姑娘，又请了另外两个朋友作陪。席间，他竟开枪自尽而死。
听到这个噩耗，毕加索简直不敢相信，一个鲜活的年轻生命难道就这样猝然结束了！他和卡萨杰玛斯的亲密情谊，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卡萨杰玛斯是他作品的热心观众，也是他的忠实听众，他最喜欢听毕加索只对他一人讲的那些美好的幻想。他们俩曾经同租了一间画室，在一起把自己对快乐生活的想象，描绘在空空的墙壁上。卡萨杰玛斯画上了一张大大的床，毕加索画上了一张大大的桌子，桌子上面画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
卡萨杰玛斯又添上了一个精明能干的男仆，毕加索再添上一个矮小敦实的女佣。笔止画满，两个朋友四目相顾，禁不住开心地笑起来。
好友的音容笑貌近在眼前，他感觉到他身上的热气，他的气息，可怎么他就倒下了呢？毕加索甚至不敢面对“死”的事实。他提笔画下了卡萨杰玛斯瞑目安睡的头像。一层层红黄色的烛光，辉映在他那平静而哀伤的脸庞上。毕加索试图用自己虔诚的画笔，保佑好友平安地升入天堂。
但是，卡萨杰玛斯的死毕竟是一个惨痛的事实。毕加索痛感人生道路的坎坷不平，于是，他又以一种极度悲愤的心情，绘制了《卡萨杰玛斯的葬礼》。他仿效埃尔·格列柯的《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把构图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下部是送葬哀悼的场面，上部是死者的灵魂骑着白马升天的情景。全幅画以一种阴冷、悲哀的蓝色色调涂抹而成。这幅画寄托了毕加索对好友的哀思，也反映了他对生与死、死与复活的深沉思考。
画的主题是一群送殡者，低着头，站在一个盖着寿衣的男尸周围。但这些悲伤的送殡者和裹着寿衣的尸体，在万里长空之下显得很矮小。在一片烟雾般的混沌之中，一些神话中的人物飘浮在云雾中。当中的一匹白马同下面那件白色的寿衣相呼应。
骑在马上的一个黑影被一个用双手扶着他的女人几乎完全遮没。周围还画有三群女人：母亲及其子女；两个拥抱在一起的女人；一群坐在一片云雾上的裸体女孩。在这幅画上，那雕像一般的人物形象标志着一种比较独特的新风格的诞生。
画中人物那种遮盖在外衣的深蓝色里的拘泥的举止，加重了他们的悲伤程度。他们僵硬死板的样子就像是幽禁在岩石中间和树林里的幽灵一般。印象派画家那样微微发亮的空气光线在这里被一种实在的形式取代了。这幅画最先反映出毕加索对雕塑形式的新发现和他本人的象征主义的开始形成。标志着他的青年时代的告终以及摆脱家庭影响的胜利。
1902年1月，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加上寒冬的到来，毕加索不得不再次离开巴黎，回到巴塞罗那。他在巴塞罗那停留了八九个月，继续画些以蓝色作为主要调子的绘画，题材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但是，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得不到理解，他早已体会到这里的画家与巴黎的诗人和评论家之间在知识水平方面的差距。
在巴塞罗那逗留期间，毕加索随时都在工作，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生活规律：起得很晚，工作一整天，然后到“四猫”或其他小酒馆去，聊天到天亮。当最强健的人都开始回家睡觉了，他还会在微寒的晨风中四处漫步。
毕加索这几个月的作品还都是延续着巴黎时期的轨迹，而且发展得更加彻底。当然还是蓝色的，而且重复着单一的形象。作品中的物体有所简化，外面的轮廓有所加强，而单一的色块取代了细节。还有，他作画的对象包括乞丐、赤贫的女人抱着孩子、瞎子、疯人、流浪汉等。这似乎是对社会的抗议。
毕加索对贫穷、饥饿和孤独，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他常与城里的工人阶层有密切的接触，那些工人的工作情况如此不堪忍受，以致在他刚回来的那个月中就发生了好几次暴动，后来又开始了全面性的罢工。
政府当局派了韦勒将军来处理巴塞罗那的情况，而韦勒将军采取了鲁莽的压制手段，最后导致了政府的垮台。不过几周之后他们东山再起，把工人阶层压迫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将他们中的一些分子处决或关押起来。
他十分想念在法国的一些朋友，如诗人麦克斯、耶科，他们不但了解他和他的作品，并且能给他以新的鼓励，这样一来，他对巴塞罗那更加不满。于是，他准备再次离开祖国，到那种较能激发创作灵感的环境里去。但是对祖国的依恋之情，令他犹豫了几个月，直到1902年夏末，才第三次来到巴黎。
毕加索对这一次来巴黎抱着很高的期望，因为前两次来虽然没有赚到很多钱，却已交了一些朋友，建立了很多关系，对一个年轻画家来说可是前途美好。
这个异族异乡的西班牙画家，在自己的祖国已是小有名气，颇有前途。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有着更为炽烈、更为远大的追求，正因为如此，他才来到了这个自由的艺术世界。
但这一次好像一切都不顺心，没有一件事称心。他先是在拉丁区的艾克斯旅馆落脚，跟他所有的朋友都相隔甚远。
杰克卜曾当过一个律师的书记，一个律师的秘书，还做过保姆、钢琴教师和艺术评论家，目前正靠给一个小孩当家教来维持生计。不过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他的一位有钱的亲戚在伏泰尔大道开了一家商店，找他去做底层的店员。
杰克卜在附近租了一间第五层楼的小房，没有暖炉，而且只有一张床，不过他还是邀请毕加索一起来住。
巴黎的寒冬，北风凛冽，而他们的屋子里却没有炉子，没有灯火。那时，毕加索一张画也卖不出去，他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毕加索一直喜欢白天睡觉，晚上在灯光或烛光下工作，所以等杰克卜从店里下班回来要就寝时，他才起床，然后画上一整晚。
有一阵生活过得比较舒适，他们有豆子和煎蛋卷吃。不过杰克卜不是一个适合固定职业的人，虽然和店主有亲戚关系，可是他在店里表现得并不好，又是那么贫困潦倒，所以他还是被开除了。
毕加索经常谈起的一件往事，可以说明他们当时的窘迫境况：有一天，他们用最后的几枚铜币买了一根香肠，这根香肠看来又大又肥，他们急忙赶回家去烧来吃。哪知香肠放在锅里一烧，突然爆裂了，除了闻到一股臭味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了，这自然没能为他们充饥。
就在这种窘境下，毕加索最为看重、最为心爱的作品，也被迫成了应付生活的代价。他用画幅换来一件御寒的衣裳，用画幅换取一张车票。他还用画布堵住北风侵袭的墙缝，用绝好的素描纸烧火取暖。
然而，他的勤奋、他的虔诚、他的穷困，并未为他抛洒下慈悲的甘露。上帝似乎还要这个年轻人继续承受切肤之痛。面对这一切，年轻的毕加索默默地承受着，他似乎预知，这是必定要遭遇的，是不可避免的。
在冬夜微弱的烛光下，他仍然顽强地绘制着自己的作品。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平生偏爱的蓝色，最能完美地表达出此时胸中的情绪。于是，他在调色板上涂满了深浅不一的蓝色。他这一阶段的创作生涯，被人称为“蓝色时期”。
这时，伯萨·韦尔夫人特意为毕加索举办了一次画展。伯萨·韦尔夫人也是一位热心提携年轻艺术家、颇有见地的画商。她个子矮小，精力充沛，年轻的艺术家都称她为“伯萨妈妈”。为办好这个画展，她专门请来一个评论家写了一篇介绍文章。在文章里，这位评论家赞扬了毕加索的作品“能使我们先睹为快，迷恋于那种在调子上时而粗犷奔放，时而细腻老练的卓越的绘画技巧之中。”
画展的第一天，毕加索的亲朋好友都来观看了。他们以行家的眼光，从构思列图，到运笔用色，都端详审视，甚至有些挑剔。最后，还是毕加索的作品征服了他们。他们赞不绝口，佩服毕加索的独特才华。只是，没有一个人掏腰包购买作品。这在毕加索抑郁的情绪上，又添了一抹沮丧。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才华在巴黎能不能得到施展。
虽然伯萨·韦儿夫人那一年里为他举办了3次画展，然而，一直也没有人买毕加索的画。1902年12月，查理士·莫利斯在其所撰写的评论中对华加索加以赞扬：
这位年轻人的所有作品中出现了不凡的、孤绝的悲伤，这是无可限量的作品。毕加索，他在认字之前就开始绘画，似乎担负着表达一切存在事物的任务，而他就用画笔来表达它们。
可以说他是一位想要重整这个世界的年轻人，但却是一位忧郁的人。他所画的数百张面孔都是苦痛的，没有一张带着笑容。这是无可挽回的吗？我们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作品蕴藏着力量、才能和天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