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城市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文化变迁，这种变化的过程也在不断形塑着城市意象。城市意象的变迁主要源自两方面的变化：一是现实城市空间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变化，包括拆迁、重组和改建等，这些社会实践造就了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二是主体感知方式的变化，其中既有因主体的当代（都市）意识及都市经验的增强所带来的变化，也有媒介因素的推波助澜。
20世纪80年代，电视剧开始将视点由乡村转回城市，探寻着表现城里人今天或昨天的生存状态与文化承传，从芸芸众生庸常、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展示城市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和超稳定的价值取舍标准，对万花筒般的市井生活作出了艺术的观照与表现。电视文化表现市井生活的回归，不仅填补了当代电视剧的艺术空间，使中国电视剧呈现出未曾有过的多元创作态势与风貌，而且由此出现了一批卓有成效的以描写特定地域市井文化为特色的电视艺术作品。丹尼尔·贝尔曾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对“文化”作出了这样的定义：“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如果将这一定义延伸到以展现生态景观和表现市俗文化见长的当代电视剧上面，同样也有其适应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荧屏上陆续出现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都市风情剧，如《烟壶》、《那五》、《钟鼓楼》、《天津卫》、《神鞭》、《四世同堂》、《裤裆巷风流记》等。在电视剧《四世同堂》和《骆驼祥子》中，观众可以看到车夫、拳师、艺人、剃头匠、妓女、流氓、地痞、无赖等市井人物，从居住习俗（四合院）、市商民俗（热闹的商业街、老字号）、饮食文化（北京小吃、四季食品）、不同行业（拉洋车的、裱糊匠的、办丧事的）到家族、亲族、人生礼仪（诞生礼、“洗三”、生日、婚礼、丧礼）、婚姻习俗（离婚、寡妇再嫁）、信仰习俗（迷信、禁忌）、节日习俗（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交往习俗（婆媳关系、人际交往、送礼还礼）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电视剧《钟鼓楼》和电视剧《那五》（1989年），导演：谢添。相声演员冯巩塑造了清末民初的破落家庭里的那少爷形象。《小井胡同》也塑造了各种不同的人物，如有挖煤的、扛包的、看门的、蹬三轮的、剃头的等大老爷们；有驾着摩托车、穿着牛仔服、戴着蛤蟆镜、提着录音机的小青年；还有文雅而又窝囊的知识分子、絮絮叨叨爱管闲事的老太太、爱脸面的旗人等。环绕着这些人物的生活场景是街道文化站、菜市场的音乐茶座、摩托车交易市场、街旁路灯下的象棋摊、热闹红火的溜冰场、宾馆门前的停车场、馄饨馆子、理发铺子……邓友梅等人继承了老舍的京味市井小说风韵，从那些对王公贵族、八旗子弟、梨园弟子、江湖郎中、古董商人、小报记者、无聊文人、地痞流氓、市井细民等众生相的描写中，展现出一幅幅旧北京的市井景观图画。根据邓友梅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那五》与《烟壶》是以没落子弟为题材的作品，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生活遭遇刻画了不同的情感心理和性格特征。天津是一座文化底蕴丰厚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血溅津门》、《天津有拨高跷狂》、《三不爱》、《龙嘴大铜壶》、《苍茫》、《大雨小巷》、《天津卫》等津味十足的电视剧陆续出现在荧屏上。这些电视剧大多反映天津卫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和仁人志士的精神风貌，因此外景多选择在大三沽、挂甲寺、铃铛阁、海光寺、天后宫、望海楼、大小红庙、老龙头火车站、万国大铁桥以及小洋楼等，从而具有浓郁的津味特色。的确，这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情剧试图在巨大无比的城市现代化形象和日益变化的城市节奏中捕捉城市民间留存的文化遗韵，在对迅猛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城市物质叙事中书写曾经有过的文化记忆，展示城市边缘的另一处旧日风景，挖掘那一分似乎早已变得陈旧过时而又依然可爱的深藏于民风民俗深处的风情。市井生态景观既反映了中国市俗文化共有的特色，又体现了中国各个区域市井文化的一些细微差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中国市民阶层的崛起，同时也带来了日常生活叙事在中国当代电视剧中的兴盛。在精神生活层面，平民阶层确实不再一味地崇尚精神启蒙、追逐彼岸理想，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今天已逐渐失去其影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平民阶层的精神生活就是一片空虚和空白。在绝大部分意义上，平民阶层追求的是现实的、当下的世俗生活，他们要在忙碌中维持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份安稳的工作和一种体面的物质生活，所以，他们必须考虑许多实际的生计问题而无暇顾及更高的精神追求，可是，也正为了“把日子过好”，他们的精神生活又必须是充实的、健康的和乐观向上的。当代电视剧对“胡同”、“弄堂”、“小巷”等意象群的塑造正体现着都市民间精神的温情表达。
同时，编剧、导演们毫不掩饰其对现代都市消费意象群的种种关注，“酒吧”、“咖啡馆”、“歌舞厅”等频频出现在荧屏上。他们通过酒吧这一心灵栖息之地，编织出当代小资们充满情调的精致生活以及年青一代的迷茫与追寻。消费文化的崛起构成了都市人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越来越多的夜总会、歌舞厅、迪厅、桑拿按摩中心、大型购物中心、豪华宾馆不仅为高消费人群提供了满意、舒适的消费环境，而且成为人们渴望的一种高级享受。消费时代的来临使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的人格又经受了一次被重塑的洗礼，他们在获得良好的物质营养和优越的文化教育的同时，崇尚金钱、重视个人价值、追求时尚、摆脱性压抑等观念一齐向他们奔突而来，使他们目不暇接。在电视剧《来来往往》、《口红》、《超越情感》、《好想好想谈恋爱》、《男才女貌》、《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我在天堂等你》中，都市符号的意象化在荧屏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如都市的外部景观，包括街道、高楼商厦、豪华的宾馆、写字楼、购物中心、混乱的人流、蛮横的立交桥、别墅、酒店、奔跑的高级轿车等等。在此，场景不仅提供了都市人生活的消费场所，它更呈现了都市情境之下各色人等的蠢蠢欲望。
怀旧，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文化情结。在许多情况下，怀旧并不完全是一种简单的开历史倒车的保守落后情绪的反映，它是通过怀念已逝的真、善、美，来反抗现实的假、恶、丑。怀旧的意义在于从回忆与憧憬中重构生活的诗意，揭示现实社会所失落的本该延续的宝贵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学府、文坛，大家都能感到“现在流行怀旧”。市场上经过精心策划和包装的“老照片”、“老房子”、“老城市”等一系列“照片本”的书籍被隆重推出并广泛流行。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程乃珊的《上海女人》、《上海沙拉》、《上海探戈》等书相继出版，形成了一股怀旧热潮。而在影视文化界，一批老上海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展露风采，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风月》、《苏州河》等。在香港，一部《花样年华》更把上海的似水柔情、如梦如幻、典雅而忧郁的贵族气派渲染到极致。属于居家女子所有的老式旗袍，古色古香的悠长而寂寥的小巷，以及女主人公在深深闺阁里的暗香浮动，流溢着的全是繁华旧上海的万种风情。与此同时，荧屏上也出现了不少带有怀旧情感的电视剧，如与“大院”有关的《血色浪漫》、《大院子女》、《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与上海有关的电视剧《蓝屋》、《长恨歌》、《半生缘》等。
电视连续剧《生存之民工》（2005年），导演：管虎。在城市边缘生活的农民工。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语境中，都市化进程无论其步伐抑或剧烈程度都已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这一进程的结果是：由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所造就的城市走向以工商业为主并发展金融、房产及网络经济的都市；由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走向以经济和文化功能为主的都市；由尚存质朴自然风貌的乡土城市走向覆盖着水泥森林的“人造”都市。随着稳固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松动和变迁，城乡之间的冲突与对峙愈演愈烈，乡村人纷纷走向城市。与此同时，有关由乡入城的艺术作品叙事成了联系城乡两极的话语资源，成了“想象”当代城市关系的一种方法。在走向城市的叙事中，城市与乡村的象征意义和形象符码也逐渐凸现出来，成了解读现代性话语中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种文化阐释。观众在这些民工剧中看到，“城市外来者”生活的空间相对于城市的高楼大厦来说是边缘地带，出现在这些剧中的空间场景是阴暗的、灰色的，与城市的光鲜靓丽似乎没有任何关系。那里是尘土弥漫、噪音震天的建筑工地，是小餐馆，是充满暧昧色彩的发廊等。城市不仅不承认他们的社会贡献，而且还给予他们冷漠和排斥，从而使他们从来就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电视剧《生存之民工》中鞠广大、鞠双元充分感受到了农村的贫困、无奈，他们怀着无限的向往，承担着养家的责任，期望凭借自己付出的力气和劳动为家里挣得票子，但是，来到城市后，他们发现城里的钱并不好挣，城里并不太愿意容纳他们。鞠广大虽然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没日没夜地干活，但得到的报酬非常微薄，而且不是拖着不发，就是被克扣。于是，鞠广大父子只得在“离乡—进城—回乡—离乡”中一次次徘徊。社会心理学家指出，当一个人扮演一个社会角色，或同时扮演几个不同的社会角色时，往往会发生内心的冲突与矛盾，这种不和谐状况将导致他们原本内心矛盾冲突的加剧，甚至往往导致他们选用极端的方式来企图融入城市。厌弃城市、回归乡土，逃离乡土、向往城市，这两种情感的取向汇流于乡土题材电视剧创作中，折射出剧作家们复杂的创作心态。
近年来，地方政府越来越注重打造城市的品牌，而电视剧正是城市宣传的一种有效工具。在当代电视剧中，城市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以及生态景观得到了充分的再现，如电视剧《玉观音》、《逃亡香格里拉》中的丽江，《似水年华》、《上海往事》中的乌镇，《厦门新娘》、《你一定要幸福》中的鼓浪屿，《一帘幽梦》、《地下铁》、《新白娘子传奇》中的西湖。
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荧屏上出现的城市民俗文化意象，到90年代城市日常生活意象、消费文化意象以及城市怀旧文化的兴起，再到世纪之交乡土剧中的城市意象以及城市品牌的打造，城市意象的变化印证着中国城市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