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世纪~16世纪中叶）
公元8世纪到16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崛起并成为欧亚中间贸易的垄断者，这时，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联系已不局限于几条“丝绸之路”，而是随着商品化、货币化的迅速发展和向外拓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出现了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圈”，以弗兰德斯、汉堡、布莱梅等城市为中心的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圈，又称“北欧贸易圈”，世界经济的联系，演变为几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其中，地中海连接了亚欧贸易圈，而法国的“香槟集市”则连接了“北欧贸易圈”和“地中海贸易圈”。通过这几大相互连通的贸易圈，亚洲的丝绸、瓷器、香料等运到了欧洲，而西欧除了建材、树脂等少量的商品外，在国际贸易上处于绝对劣势，不得不用黄金和白银支付，北欧贸易圈的鱼、肉、粮食、皮革也是西欧所需要的，西欧除了用从东方买来的商品与他们交换外，也得支付黄金和白银。但是西欧的贵金属产量有限，那么它们的货币金属从哪里来呢？事实上从公元8世纪到美洲的发现，西欧对黄金的需求，带动了横贯撒哈拉沙漠的黄金贸易的扩展。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贸易圈”的“边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能因各种原因扩大和收缩，如蒙古骑兵的西进，扩大了“亚洲贸易圈”的范围，欧洲“十字军东征”，又使“西欧贸易圈”得以与“亚洲贸易圈”较紧密地接触。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快使货币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凸显，对金属货币的共同需求，引起了系统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存在于几个大的系统之间，而且存在于大系统内部的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竞争有人为的、有意识的、主动竞争，还有无意识的、被动竞争。表现在中国对外金融关系上，一方面有中国对中亚、欧洲金银的吸引；另一方面又有周边地区和国家对中国铜钱的“争夺”，系统竞争的结果是欧洲出现了普遍的“银荒”，而中国铜钱大量外流，金银又不足以支撑起新的货币体系，不得已出现了向下“铁钱”和向上“纸币”的替代使用，中国的货币结构遭到破坏，中国的货币体系从此陷入了脆弱和动荡的阶段，这种局面直到16世纪中叶白银大量流入后才有所改观。
一、金融系统的竞争与失稳
（一）系统对货币资源的争夺
系统论观点认为，当环境中存在众多的同类系统时，系统之间的竞争就有可能发生。特别是当系统的“繁殖”能力无限大时，系统之间的竞争就必然发生。这是因为环境供给资源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而系统需求资源的总量有趋于无限大的潜能。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如果每个系统对资源的需求一致，那么资源竞争能力强的系统有较大的生存或稳定的机会，此时，系统的稳定策略就是提高资源竞争能力。作为进化的结果，所有系统的总体平均资源竞争能力趋于上升。如果每个系统获得的资源供给一致，那么要求生活条件低，即忍耐力强的系统有较大的生存或稳定机会，此时，系统的稳定策略就是降低生存条件，提高忍受能力。作为进化的结果，所有系统的总体平均忍受能力趋于上升。
1.几大贸易圈之间的货币竞争
市场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贸易的扩大，客观上需要有更多的金属货币供给。但金属货币的有限性和对金属货币的共同需求，又不能不引起系统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一种“无意识”的竞争，是与商品对流而形成的货币流动。因此在商品上有竞争优势的区域，对货币的吸引力就强，竞争力就强。
从中国方面来看，表现为对西方黄金和白银的“吸引”。虽然我们不可能有具体的数字说明这种流动，但是根据欧洲和中亚的情形来看，白银流入中国是有可能的。尤其自9世纪以来，以阿拉伯为媒介的亚欧贸易繁荣，欧洲当时生产落后，没有什么商品为东方所需要的，只能用金银偿付货价，因此白银流入中国是可能的。“十世纪时，欧洲的金银比价是1∶11到1∶12 ，而中国是1∶6.5，阿拉伯也是1∶6，所以双方都以使用白银为有利。欧洲在10世纪时白银产量有限，但中亚一带是产银区，以至于停止铸造银币，而以低级金属代替。他们的白银往哪里去了呢？有人说是流到北方俄国和波罗的海一带去了，但也有可能留到中国来买丝绢的。中国的金银比价一直到11世纪初似乎仍没有变动，12~13世纪欧洲的白银生产特别增加，所以欧洲的白银若有东来的事，当以这一时期为最盛，恰好中国的银价相对跌落是在这一时期。”
西方学者也认为，“由于价格的长期不平衡，白银东流，结果使阿拉伯世界银量充足。白银出口不再引起黄金进口。1252年佛罗伦萨和******因而铸造出新金币。其动机早已存在，使之变为可能的一个事实是 13世纪横贯撒哈拉的黄金贸易的扩展”；“这个时代的欧亚关系可以概括为贵重物品的交换关系。黄金东流去装潢庙宇、宫殿和亚洲贵族阶级的服装，珠宝和香料则流向西方”；沃森认为“当时（1250~1500 ）贵金属仍不断地通过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从欧洲流向印度和中国，尽管不平衡的状况在改善”，他甚至神秘地谈到“印度和中国具有从世界各地吸引贵金属的强大力量”。
由此可见，这种区域间的对货币的竞争是无意识地展开的，贵金属的自发流动是被商品的对流所吸引，贸易品的竞争能力决定了吸引货币流入的能力。
但是，可能这些货币流入对迅速膨胀的商品经济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可能由于南宋对金的进贡和中国随后大量增加了奢侈品的进口，总之，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贵金属的流入对中国货币结构有任何改善，大量铁钱、丝绢、纸币的替代使用，反而说明了金属货币短缺的事实。
2.周边地区和国家对中国铜币的争夺
从公元8~16世纪中期，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争夺货币资源的过程，最终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铜货币区”，但作为货币区中心的中国，却出现了货币资源“空洞化”的表现，不得不改行纸币制度以解决铜币的不足。
（1）系统竞争“铜币”的背景。
对铜币资源的普遍需求首先来自于中国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经济的趋同性，由此造成系统对货币需求的相似性。由于中外贸易在这一阶段开展的频繁，导致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商品化程度迅速提高，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步性增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衍生出对货币的巨大需求，正是这种经济发展的同步性，才出现了许多国家同时争夺“铜币”的现象。高丽的情形可以从反面证明这一结论：高丽即现在的朝鲜，它在地域上紧邻中国，但它的货币经济发展比较晚，北宋时还多以布、米交易，有时以银论价，中国铜钱的输入，只藏之府库，而不流通。（彭信威，1958 ）这说明经济发展的同步性是货币区出现的一个前提。
其次，中国商人在中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也决定了中外贸易中大量使用的是中国货币而不是其他国家货币的性质，这也是周边国家和地区普遍争夺中国铜钱的重要原因。《阿拉伯古行记》就记载中国在5世纪后在波斯及美索布达米亚独占商权的事实，弗兰克也在《白银资本》中谈到当时中国贸易的大部分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而且有大量的中国工匠、手工业者和商人到东南亚各地定居。正像由中亚的商人在8世纪以前垄断中外贸易为金银币的流通打开了通道一样，我们认为中国商人这一时期在中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对中国铜币外流和周边国家争夺中国铜币起着决定的作用。
在“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货币”这一节中我们提到在国际货币领域存在“贵金属货币驱逐贱金属货币”的现象，那么，铜货币次于金币和银币，为什么周边国家不选金币、银币而选择铜币呢？首先，金、银币流入的不足不仅不能奠定其在中国货币流通领域中的地位，也不能奠定其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贸易时的“国际货币”地位；其次，周边国家和地区吸引中国铜币是作为国内货币使用的，铜币是与其国内商品经济发展最相适应的货币；再次，相对于周边国家而言，中国的铜币应属“贵金属货币”；最后，中国在这一时期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就像罗马帝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一样，中国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所以周边地区和国家愿意吸收和接纳中国货币同样是符合国际贸易中“贵金属货币驱逐贱金属货币”规律的。
（2）金融系统竞争的表现。
系统竞争表现在中心地区竭力阻止货币外流，而外围地区在竭力吸收中心地区的货币，同时又采取措施阻止吸收到的货币继续外流。
①中国竭力阻止铜币外流。
唐朝中后期，为了应对严重的货币紧缺现象，唐朝历代皇帝都“禁造铜器”，并限制铜币的储藏，宪宗时曾下诏规定“富家积钱过五千贯者死”（《新唐书·食货志》）；到了宋代，有了明确的“禁钱外流”政策，而且是一次比一次严厉，用的办法一次比一次多。据北宋《群书索考》后集卷六《财用·铜钱》引《会要》中记载的对铜钱外流的刑法处置变化来看，处死刑的标准从十贯到五贯到一贯，其禁钱之难和禁钱之切由此可见一斑。南宋不仅对铜钱外流的处罚规定比北宋更详细，而且出台了“禁铜钱出海”的专门法律。宋朝除了颁布这些禁钱外流的惩罚措施外，还特意在其边界设立了“铁钱区”，作为铜钱外流的一道屏障。北宋时在四川、陕西同西蕃及西域诸国邻近设立“铁钱区”，后铁钱的流通扩展到陕西、河北等地；南宋时期在宋金交界的两淮路、京西路以及荆门一带，一律禁用铜钱，改用铁钱。原来在江北的铜钱，“悉以铁钱易之，或以会子一贯易铜钱一贯”，把铜铁“输送行在及建康镇江府”；在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后，元代统一和发展了纸币制度，纸币成为元的主要货币；纸币制度在明朝因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难以维持，不得不又转而以来金属货币，所以，在景泰、成化时期，明政府也开始逐渐紧缩铜钱外流。
②外围地区对铜币的极力吸收。
西夏为了防止铜币外流，在与金相交的今河套地区，仿北宋设陕西、河东二路为铁钱流通区的办法，在河套地区设置了铁钱流通区。
宋金之间的“铜币争夺战”更是被乔幼梅先生描述得绘声绘色，乔幼梅先生认为金曾采取这些措施来争夺宋钱：a。在河南发行交钞以收兑宋钱；b。抬高宋钱在金的兑换价，“以短陌吸引宋钱”；c。 “压低物价，套购宋钱”；d。 “在榷场贸易中吸引南宋商客过界，多得课税”。
日本为了满足自己对中国铜钱的需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增加从中国输入的铜钱。一是利用对中国的朝贡贸易，从回赐中获取铜钱；二是通过市易的办法换取中国的铜钱；三是仰赖于中国政府的赏赐；四是走私铜钱。
宋朝时越南便大量引入和使用中国的“小平钱”，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9载，“匿州之地，南邻交趾……逐年规利之徒，贸易金香，必以小平钱为约，而又下令其国，小平钱许入而不许出。”
亚洲贸易区内的子系统之间对货币的竞争，表现出了与区域间货币竞争的不同之处。主要区别就是这种竞争是一种有意识的、采取各种措施的主动竞争。系统间竞争的优胜者不是经济实力最强大的中心国家，而是对中心国家依赖性较强、生存条件最易满足、吸引货币流入能力最强的周边国家。
（二）金融系统失稳
1.系统稳定与失稳的含义
系统稳定与失稳是互为否定关系的两个概念，解释了一个概念的含义也就等于解释了另一个概念的含义。系统失稳的原因既可能来自于系统内部也可能来自于系统外部，因为我们所讨论的金融系统是开放系统，而且主要描述的是对外金融关系，即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因此，我们首先假定系统的初始结构是稳定的，那么系统稳定与失稳的含义就可以从环境的影响来解释，并且从两个角度去理解。
第一个角度是从一个横截面上去理解，即从系统生存所必需的“输入”和“输出”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假设S为系统和系统的结构，Es为系统S的环境，I为系统S的输入，O为系统S的输出。那么系统、环境、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
系统的生存是有条件的，即系统的输入I既不能低于系统S的最低输入量，也不能高于系统S所能接受的最高输入量；相应的系统的输出O，既不能低于系统S的最低输出量，也不能高于系统S所能忍受的最高输出量。如果输入和输出在系统生存所能忍受的范围内，那么系统的结构就不会破坏，系统就是稳定的。相反，如果输入和输出超过或低于系统所能忍受的范围，那么系统的原有结构就会被破坏，系统的稳定就会失去，处于“系统失稳”状态。
第二个角度是从时间序列，即可持续的角度去理解。系统的稳定性是指系统的状态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也不因为有微小的涨落和随机的扰动而导致整个系统状态的改变。例如，某一处于稳定态的系统，有一个小小扰动，该扰动可能是外界环境变化所引起的，也可能是系统内部的涨落诱发的，不管起因如何，一旦这个小扰动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逐渐消失，系统便又自动恢复到原来状态，这时我们便称系统是稳定的；反之，如果小扰动随着时间的发展不但没有衰减，而是不断增大，使系统越来越偏离原来状态，那么我们就称该系统是不稳定的。
2.金融系统失稳的表现
根据“系统失稳”的含义，“系统失稳”的表现应该是环境对系统的输入不能满足系统的最低需求或超过其最高需求，或系统对环境的输出小于其最低输出量或大于其最大输出量，而且这种状态没有在短时间内恢复或消失，而是随着时间的延续继续扩大，继续远离原来的稳定状态。根据历史事实来看，这一时期的“系统失稳”的表现应该是前者，货币的输入少于其必要输入量，而货币的输出又大于其最大输出量，且这种偏离有一个持续“放大”的迹象。
从前面对“系统竞争”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贵金属的流入源主要在欧洲。对欧洲来说，由于区域内贵金属开采量的不足，已经严重依赖于非洲的黄金供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贵金属向东方的流出已使欧洲区域内的贵金属面临紧缺的局面。1348年，黑死病使整个欧洲银矿业受损，恰恰在同一时期，来自非洲的黄金供给萎缩，严重的货币供给不足，终于造成了15世纪遍布欧洲的“银荒”，同时巨大的货币压力使落后的易货贸易形势开始在欧洲一些地区扩大，盐、胡椒甚至胭脂红等商品都被当做交换媒介。金属货币的短缺还使欧洲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出口禁令，并盛行以积聚财富、防止货币流出为目的“重商主义”，到15世纪时，为了摆脱货币普遍紧缺的压力，西欧掀起了以哥伦布为首的“远洋寻金”热潮。
中国是以铜币为主的货币体系，少量的金银流入对中国的货币体系不能说没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南宋时期开始以白银纳税，其支付功能和流通功能都比隋唐有了扩大，但彭信威先生认为这不是白银货币地位上升的标志，而是为了满足周边少数民族要求南宋以金银支付“岁币”的苛求（彭信威，1958 ）；自元朝起，中国开始以白银为货币发行准备，并以白银为价值尺度，白银在民间也开始作为流通手段使用，但由于国家禁止金银流通和买卖，因此白银的货币功能并没有多大的发挥；明朝初年，曾仿照蒙古人的办法，用钞不用钱，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但不久就加以变通，钱钞兼用，以纸币为主，钱为辅。后来纸币膨胀跌价，一切都以银钱支付。（彭信威，P。429 ）
由此可见，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还没有使贵金属在货币体系中居于主要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国没有“有意识”地吸引贵金属的流入，对流入的金银也通过进口、赏赐、进奉岁币等形式流了出去，或者作为金银饰品沉淀了下来。明朝后期，白银在货币流通领域地位上升的时候，正是欧洲“银荒”发生之时，这种“时差”和“错位”降低了贵金属流入对中国货币体系结构改善的“正”效应。
真正造成中国金融系统不稳的因素是铜币的外流。从这一时期中国铜矿的开采和铜币的铸造量来看，产铜和铸造铜币最多的年份是在11世纪中后期，随后铜的开采量迅速下降，最后不得不搜刮民间的旧铜器来铸造铜币。就在铜币铸造量减少的时候，铜的外流反而有增无减。虽然国家采取了各种禁铜外流的政策，但铜或铜币还是通过对外贸易、朝贡回赐、主动赏赐、走私等几条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到了周边国家和地区。铜的外流引起了国内金融结构的紊乱，铁钱、夹锡钱、实物货币进入流通领域；交子、会子被发明，纸币制度开始确立。一方面中国货币流通领域的下层基础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对纸币的管理缺乏必要的能力，尤其是在战争或政权更替的时候，通货膨胀就愈加严重，于是，金融系统的稳定被破坏，反过来又抑制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
二、“铜货币区”的形成
对同一种货币资源争夺的结果，最终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铜货币区”。
“铜货币区”的范围以流通领域中主要使用中国货币的国家和地区为划分标准。大体有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如西夏、辽、金等，和南方的越南、流求等南洋地区的国家，以及日本。彭信威先生也指出，使用中国钱的地区限于那些无独立币制的国家，“有些大国，如大食，自己有独立的币制，它们的商民得到中国的铜钱，仍是用来换回金银匹帛带回去，中东曾有中国银锭出土”。由此可见受中国货币制度影响的是那些货币制度不如中国的国家和地区，而对印度的金银货币体系而言，中国的货币制度则不具备冲击力。
铜货币区形成的基础在于中外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增加以及中外贸易互补性的增强。公元8~16世纪中期，中国在北方遍设与少数民族地区交易的榷场、互市，在中国内陆及沿海的各大港口，中外贸易的繁荣更是超过了以往的程度，交易的商品数量远远超过了以前时期。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又存在贸易双方交易的互补性和依赖性，如中原的丝、瓷器、铁器换边疆的牲畜、皮货，换南洋诸国的珍珠、宝石，换日本的刀等，商品交易的这种强互补性，增加了交易各方的相互依赖。根据“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经济的互补性”和外围国对中心国的“依赖性”，是“共同货币区”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中外金融关系的这段历史恰好印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三、世界银、铜货币体系的关联
我们知道“铜货币区”的形成，正是中亚和西欧面临“银荒”的时代，那么贵金属的短缺是不是也激发了贱金属“铜”的涨价，以致在价格比上存在“引铜外流”的力量呢？这方面的资料较难找，但16世纪中期以后，西欧殖民者将白银携带到东方后，争夺铜币的现象缓解多了，说明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铜货币体系”能向外扩张成“铜货币区”是与“银货币体系”收缩有关的，但这种收缩和扩张又是有一定限度的。15世纪下半期欧洲严厉的“禁银”政策，既是“银货币体系”收缩的一个限度，又是铜货币体系扩张的限度。1433年郑和下西洋的突然停止，和西欧在同一时期白银的极度短缺有关。白银的短缺一方面使商品售价降低；另一方面也使商品难以销售出去，于成本收益上不合算。弗兰克就曾指出，在中国与马尼拉的贸易中，“当中国了解到马尼拉的钱缺乏时，这一年来的船就减下来了”。另外从国内来看，铜货币资源的有限性，也是铜货币区扩张的一个上限。一方面长期的赏赐贡使，已使明朝政府不堪重负，这从国内抱怨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的议论中可以看出；另一方面，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和对中国海外贸易上的严厉打击，也是“铜货币区”停止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李金明所述，“到15世纪末期，我国商船已绝迹于苏门答腊以西，至于隆庆元年（1567 ）部分开禁后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到万历末年亦急速地衰落”，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明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严格控制和对海外贸易商的残酷打击。”
四、稳定策略与金融制度落差
系统的不稳定自然会内生出国家对造成系统不稳诸因素的干预。对货币流入少、流出多的干预有两个方面：一是限制系统内货币的流出；二是增加系统外货币的流入。通过这两方面的策略使系统恢复稳定。我们发现西欧与中国在面临同样通货紧缩压力的时候，西欧采取的是限制流出和扩大流入的措施，而且重点在于扩大流入；而中国除了采取限制流出措施外，更采取了替代措施，如铁钱对铜钱的替代，纸币对金属货币的替代，着重从系统内部解决问题，而不是从系统外部寻求解决的途径。西欧和中国采取了不同的系统稳定策略，这一策略加大了中国金融制度与西欧的落差。
西欧在14~15世纪，由于黑死病的影响和银矿开采量的降低，忍受着与中国一样越来越大的“银荒”的压力，这种压力的结果是15世纪末美洲黄金的发现；中国面临“钱荒”要早于西欧，为什么没有去寻求贵金属来补充呢？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像西欧那样，通过寻求贵金属来解救“钱荒”，是因为中国不像西欧那样必须付出白银才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方产品，才能在中西贸易中占据优胜地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对外贸易又居于出超地位。更重要的是中国自认为是一个大国，是需要别的国家进奉和朝贡的国家，中国的压力在于外部的稳定和内部的安定，而不是国家地位的巨大起伏，因此它不需要改变现有的制度。对外通过历朝历代精心编织的朝贡贸易体系维持着外部环境的稳定，甚至不惜以“厚往薄来”、大量赏赐铜钱来维持这种体系的稳定，对不归顺者，如日本，就通过限制朝贡次数甚至拒绝前来朝贡作为惩罚；对内更关注的是下层安定，而不是中层的大商贾，这才有“铁钱”的出现，“铁钱”之极弊又催生了“纸币”的诞生，但因缺乏管理能力，纸币出现后经济中的紧缩变成了膨胀，货币领域变得越发不稳定。
中国在解决货币短缺问题上，采取了与西欧完全不同的方式，明朝时又通过纳贡贸易体系导致铜钱大量外流，说明了大国意识既是金融体系向高层演进的障碍，又是消耗自身金融实力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铜货币区”的形成和系统稳定策略的选择对中国金融是不利的。这种不利不仅体现在流通领域因绢帛（唐时曾大量使用）、铁钱、铅钱（宋时大量使用）、规范和不规范的纸币（交子、会子、元的正统钞、大明宝钞）及白银的使用（15世纪30年代后明政府放开用银禁令）所造成的混乱，和铜钱缺乏纸币滥发所引起的紧缩和通胀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金融发展的滞后上。公元12~13世纪，欧洲一些大的国际集市，因处理交易各国的不同货币而产生了兑换店、放款团、典质等金融机构，12世纪末意大利已经开始使用汇票。唐朝时期，中国的金融业在外商云集的刺激下，在长安西市出现了最早的金融市场，质库、僦柜、公廨、柜坊、寄附铺、生金银兑换店等早期金融机构就已出现。但到了宋元时期，由于纸币的使用，中国的兑换业反而落后了，其他业务也没有发展起来。公元15~16世纪时，欧洲已经在兑换业的基础上产生了钱柜，并进而出现了经营存放款业务的大的信用机关，欧洲早期的利亚图银行（1587 ）、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 ）、汉堡银行（1619 ）、纽伦堡银行（1621）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而中国在明朝末年，政府驰用银之禁后才出现了以兑换业为主的钱庄，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小规模的放款业务，但并没有衍生出存款业务来，钱庄的规模也比欧洲的银行要小得多。（彭信威，1958 ）金融发展的滞后，限制了商人将聚集起来的巨额资本向工业的转移，也许这就是中国在对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工业萌芽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