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世纪~公元8世纪）
在原始社会时期，世界文明是围绕着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几条大河展开的，这些以大河为中心的氏族部落之间最初并没有什么交往，当人类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扩张，使世界体系中这些相互隔离的“子系统”有了接触和交往，因此就有了系统间的输入和输出关系。那么这些系统间的关系最初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的呢？中国与世界是怎样产生联系的呢？我们知道中国当时与世界联系的最主要通道就是“丝绸之路”，从世界历史地图上我们能看到，“丝绸之路”像项链一样将这条通道上的几个最先发展起来的城市“串”了起来，就像串起了一串“珍珠”，自东向西有长安、敦煌、龟兹、于阗、疏勒、贵霜帝国的蓝氏城、波斯国的波斯、苏撒、塞琉西亚，到地中海沿岸的安条克、拜占庭，再经过地中海的雅典、罗马等城市，向西将西欧的主要城市连接了起来，向北又连接了北欧，向南连接了非洲。应该说这种“线性”关系与当时世界的发展水平是一致的，只有中心城市先发展了，才能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贸易连接着金融，中外金融的最初关系就是在这条通道上展开的。
一、存在“制度结构”的天然约束
从内外两大金融系统交融的点上，我们也许看不出二者的差别，但从两大系统交融的过程来看，却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由各自系统的功能和结构决定的，同时也可能是影响各自系统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体来说，中国对外金融关系展开的逻辑是“政治关系→贸易关系→金融关系”；中亚及地中海国家对中国金融关系展开的逻辑是“贸易关系→政治关系→金融关系”。
中国对外金融关系展开的逻辑源于中国的“二重制度结构”。即中国的制度结构是一种：“发达而富有控制力的上层结构，流动性强且分散化的下层结构，但在上下两层结构之间却缺乏严密有效且富于协调功能的中间结构”，这种“二重制度结构”决定了中国的贸易和金融始终是上层结构控制者的一个利益函数，中国的对外交往往往首先源于政治利益，而不是贸易利益和金融利益。而西方国家的对外战争往往是由贸易商推动的，是为了贸易利益而战，贸易商这个社会的中间层，由于掌握着巨额的财富，并给政府借贷，几乎控制了上层结构的决策。西方国家不仅具有三层结构，而且是中间强、两头弱，这种中间层次力量的强大，决定了其经济、金融演进的方向。
这种制度结构的不同特征，应该说与东西方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在人类早期，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因为人们必须使自己适应其生存的环境。东方专制主义的“二重制度结构”，与东方国家的“大河文明”有关。东方国家的经济是极度依赖于农业的，而农业又依赖于灌溉和治水，要有效地管理庞大的灌溉、治水工程，完成大规模的协作工作，就需要强有力的领导、纪律和从属关系。马克思曾说过，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广大，不可能产生资源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干预水利管理”。美国学者魏特夫研究了“东方专制主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西方文明属于“海洋文明”，土地的稀少，使其很早就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依托在了对外贸易上，贸易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向商业的转变。商业兴国主旨的确立与商人地位的提高是同时进行的，商人凭借其雄厚的财富，时而左右上层做出有利于商人利益的决策，时而利用下层来对抗上层。这种较有“弹性”而“稳定”的“三重制度结构”，为商业、民主、城市、金融最先在西方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张骞凿空“丝绸之路”是为了联络大月氏[rouzhi，音肉支]（今阿富汗北部）抵抗匈奴，汉武帝随后在丝绸之路上“设四郡、筑长城、建亭障”，是为了与中亚各国联盟，以“朝贡”关系取代“敌对”关系；班超赴西域艰苦经营三十余载，同样是为了联合西域诸国对抗匈奴的再次侵扰；北魏时期，以“怀柔”政策赢得了中亚西亚五十多个国家的遣使来华；隋朝时期，西降伏突厥和吐谷浑，东侵朝鲜，向南又起意经略流求（今台湾），目的在于“求珍异、扬国威”（《北史》卷八三《南蛮传》），而不是扩大对外贸易；唐朝以“羁縻”政策笼络了周边的许多国家和政权，对往来中国的胡商采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并“常加存间，以示绥怀”，显示大唐的泱泱大国之风。由此可见，虽然我国古代的对外贸易大部分时期是统治者实现其政治、外交、军事目的的副产品，对外贸易并未构成封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构件，但政治的强盛和稳定客观上带来了交通的畅通和贸易的繁荣，到唐代，中国已经在西边沟通了中亚交通通道，东边开辟了通往日本的4条航路，南边开辟了从广州经南海，过苏门答腊，渡印度洋，最远达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通海夷道”。贸易的繁荣又使得对外贸易关系的副产品———对外金融关系，自然地沿着“政治关系→贸易关系→金融关系”的逻辑展开了。
中亚与西欧的国家常常因为争夺“丝路贸易”的控制权而不惜开战，用威廉姆斯的话说就是“所有贸易都是一场战争”，对贸易的控制又扩大了其金融的影响力。公元4世纪~公元5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打败对手，垄断了中国到中亚的丝绸贸易，大量的波斯银币在丝绸之路上流通；公元6世纪后，拜占庭帝国国力鼎盛，查士丁尼（527~565 ）皇帝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环地中海帝国，并同它东部的强大邻国波斯萨珊王朝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试图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成为这种角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拜占庭帝国胜利后，罗马金币开始在丝绸之路上流通；7世纪中叶以后，新兴起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夺取了拜占庭帝国在地中海东部和北非的领土，从东、南两方面形成了对拜占庭帝国的包围。受到沉重打击的拜占庭帝国同东方的商贸活动基本被切断，阿拉伯人成了东西贸易的霸主，中国随后出现了阿拉伯文的金币。
二、丝路贸易中的货币角逐与互补
（一）国际货币的角逐
公元8世纪以前，承载中国与中亚、西亚，即后者与欧洲诸国之间贸易的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这一时期的中外贸易关系，可以形象地描述为：中国为主要生产者，中亚、西亚国家的商人为中间商，地中海沿岸城市则为亚洲商品对欧洲销售的最终市场。也许是因为活跃在这条商路上的大部分是波斯、拜占庭、西突厥等国的商人，他们所使用的银币和金币在国际贸易中要优于中国的铜币，在这一阶段，媒介丝路贸易的是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而且它们是作为当时的“国际货币”使用的。
国际货币的流通往往遵循的是贵金属货币优于贱金属货币的规律，当时中国大量使用制钱，物物贸易还很盛行，一些游牧民族甚至没有自己的货币，而波斯萨珊朝早就使用银币，拜占庭帝国则在对外贸易中更多地使用金币，这两个大国又都是中亚与欧洲的商业贸易中心，先后在丝路贸易上称雄一时，所以贸易和货币的优势奠定了它们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而中国在当时虽然也是世界东方的大国，但在货币的国际使用上，显然没有取得这样的地位。参与丝路贸易的国家不论本国的货币制度怎样，都不约而同地在国际贸易中采用了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这正是国际货币流通中贵金属货币优于贱金属货币规律的体现。那么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是不是当时的国际货币呢？应该说是的，理由如下：
1.货币出土地点均分布在国际贸易之路———丝绸之路上
从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出土的地点分布来看，基本上在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集中点上，如固原、天水、西安、呼和浩特等，从分布上可以看出它们是主要用于国际贸易的。
另外也有许多文献资料对其国际货币的性质有过记载。《隋书·食货志》提到，后周（557~580 ）之初“河西诸郡，或用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对于这里的“金银之钱”，人们也长期不知其为何所指，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西域所用金钱即拜占庭金币，银钱则是波斯萨珊朝银币，20世纪我国境内发现的大量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已经完全证实了他的见解。科斯马斯则不无自豪地指出：“上帝赋予罗马人特权的另一标志是，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所有国家都用他们的货币进行商贸交易，所有人都以羡慕之情接受这一事实，因为他们国家没有类似的货币。”对敦煌文书深有研究的姜伯勤先生在其《敦煌与波斯》一文中谈到，“从中国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也是从波斯往东方的白银之路。”、“河西地区不仅是外国‘五色锦’的流行地区，也是西域金币和银币的流行地区”。
2.货币铸造年代具有连续性且与帝国兴衰、贸易兴衰有关
中国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不仅铸造年代上连续，而且银币量最多的年代，也是中外交往最频繁的年代。如发现最多的卑路斯（459~484 ）银币122枚，库思老二世（590~628 ）银币593枚，这与卑路斯时期中国和波斯的交往频繁（在455~521年的66年间，波斯遣使中国达10次之多），库思老二世时期丝路贸易最繁荣的历史是相吻合的。
中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4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铸造的钱币表现出很大的连续性，这一时期正是东罗马帝国与中国商贸频繁的时期，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伊斯兰阿拉伯势力的兴起，对拜占庭帝国地中海东岸和北非领土的占领及其对波斯的征服，拜占庭帝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被阻断，这与拜占庭金币在中国境内的消失和阿拉伯金币在中国的出现在时间次序上大致吻合。
3.从商人仿制罗马金币及高昌地区货币流通的变化看
在中国发现的东罗马金币中，除了真品外，还有许多仿制品。对于东方发现的7世纪以前的罗马金币仿制品，德国学者G。考格尼认为这是人们在缺乏流通钱币样本的情况下，出于竞争目的需要而制造的。在6世纪中叶，萨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国曾因争夺丝路贸易的垄断权而发生过几次战争，这期间控制东西方“丝绸之路”的实际上是中亚粟特人。粟特商团在贸易中使用的是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但因交战双方的封锁，导致流通货币奇缺，于是粟特人在5世纪初叶开始仿制萨珊银币，以后又仿造了大量的方孔圆钱（受中国货币制度的影响，用于国内使用），由于萨珊人的成功封镇，粟特人也开始仿制东罗马金币。
另外根据学者们对吐鲁番文书的考察，发现在晋代还盛行物物交换的吐鲁番高昌、楼兰一带，到隋唐之际在中国内陆盛行铜钱之时，这一地区的人民生活中却大量使用银钱来交易。郭媛在《试论隋唐之际吐鲁番地区的银钱》一文中对此现象作了深入的分析，她认为6、7世纪吐鲁番一带盛行银钱的现象，“本质上是‘丝绸之路’上过境贸易发展的一种产物，特别是胡商活动所带来的波斯、拜占庭货币影响的结果。”另外7世纪后，随着波斯帝国国力的衰弱，李唐帝国的日渐强盛，铜钱在吐鲁番地区货币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银钱的地位下降，到7世纪末，这一地区已经出现了铜钱和银钱的并用。
我们知道货币的使用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贱金属向贵金属缓慢发展的过程，吐鲁番地区货币的这种跳跃式的、不规则发展的现象正好说明了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在当时作为国际货币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二）丝路贸易中的货币互补
系统的边界往往是系统间关系体现得最为显著的地带。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和地区在中西交界地带多为游牧民族，很多地区盛行物物交换，并没有自己的货币。但因地处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并作为丝路贸易的重要集镇，必然要受到来自中原和西方国家货币的冲击，中外货币关系在这里应该演绎得更充分。
新疆地处西域东部，其商品交易的货币化始于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西汉半两、五铢、货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铜币在新疆均有出土，但当时这些货币的流通仅限于西域都护府直接管辖下的今新疆境内，至其紧邻的西域西部诸国，则并不将汉币作为流通货币。《汉书·西域传》记载汉使到达乌孙以西地界，“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西域诸国“得汉黄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由此可见汉代的铜币一旦越出其政治势力范围，便不再被作为流通货币使用，它的流通范围是有限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纷争，南北分裂，原西域都护府管辖的焉耆、龟兹等地区已经独立，并形成几个较大的区域性政权，至突厥兴起后，葱岭东西的广大地区皆并入突厥汗国及独立后的西突厥汗国，与中原王朝割断了政治纽带，但货币、经济的纽带并未割断。首先他们仿汉五铢钱铸造了自己的铜币———汉龟二体钱与汉？二体钱、汉龟二体钱，又称龟兹五铢，乃汉室衰微，龟兹独立后所铸钱币，其正面铸篆文五铢二字，背面则另铸龟兹文，质为红铜，是直接在汉五铢影响下的产物；汉？二体钱又称和田马钱，乃古于阗国所铸货币，上铸汉文与？卢文两种文字，形制分大钱、小钱两种。小钱上镌汉文六铢钱、元六铢钱，大钱上镌汉文“贝符，重二十四铢铜钱”、“元，重二十四铢铜钱。”可见亦是接受汉五铢钱的强烈影响，而用打压法铸造，则又带有浓厚的贵霜色彩。其次，在与中原的经济交往中，中原的货币也因贸易关系流入了西域地区，如六朝的对文五铢钱，北齐的常平五铢钱在西域地区都有发现。
除了自铸货币和流入的中原货币外，在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地区还流通着大量的波斯银币和罗马金币，这三种货币在使用上结合得非常巧妙：大宗贸易主要靠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但也有小部分以金银币为媒介。至于铜币的流通只限于小额零星的商品交换，并且其流通的地区性极强，不如金银币传播得远，也不适用于大额的商品交换。那么远胜于铜币的金银币的冲击波为什么没有摧垮铜币呢？薛宗正先生认为这是因为铜币的后面有“丝帛”作为后盾，使得这场有力的金、银冲击波，“至多不过同来自中原的帛冲击波相互抵消，形成正常的金帛交易而已。”我认为薛先生的说法很有道理，但民族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缓慢和国际贸易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客观地需要用于小额交易的铜钱的出现，即使没有铜钱，也会有其他的替代品的出现；另外，这里没有出现贱金属货币与贵金属货币的相互替代和排挤，还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流通，金、银币在国际贸易中流通，其流通范围为丝路贸易沿线各地的国际交易，而铜币仅在当地市场流通，且有极强的地域性，这种市场的分割客观上形成了对铜币的一种保护作用。
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原的铜币和波斯、罗马的金、银币都对西域地区有影响，但其影响的范围，前者限于某一地区，后者限于某些线路；影响的方式也仅仅是对其货币文化的感染，并没有取代其自铸货币的地位。
三、内外协调的货币体系结构
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国内实行的是黄金与铜钱并存的双重货币体系结构，且这一结构的特点是“上小、下大”。“上小”的意思是，秦汉时期，虽然中国是以黄金为上币以铜为下币的，但黄金并没有铸成铸币的形式，流通中很少使用黄金，它的作用仅停留在储藏、赏赐、对外支付的功能上，汉到隋唐黄金的使用虽然不多，但其在货币体系中仍然保持着秦汉时的地位。“上小”就“小”在黄金的流通量、货币职能的不充分、货币形态的原始上。而作为下币的“铜币”，不仅流通广泛，而且行使着货币的各种职能，货币形制也非常先进，是货币流通领域的“主角”，我们谓之“大”。
这种奇特的“上小、下大”的“金、铜”货币体系结构，与国外的金银币体系有关吗？事实表明这种关联是存在的。据彭信威先生（彭信威，1962 ）的考证，西汉时期黄金被大量地用来购买外国的珍宝、奇石，甚至大宛的马，他还推测东汉黄金的减少与西汉时黄金的流出有关，唐代也有大量用金银平衡国际收支的例子。黄金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实际上与波斯及罗马等国的金银币体系有关。晋到隋唐时期，金银的使用又较为盛行，尤其集中于中外贸易频繁的交广和河西地区，它们分别是中外贸易的海上大门和陆上大门，金银在这两个地区的使用，应该和大量接触来自拜占庭和波斯的商旅有关。
事实上当时的波斯、罗马等帝国在其国内大量流通的也是铜币，只有在国际贸易上才频繁地使用金、银币。但西方国家的这种“二重货币结构”与中国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是“上大、下小”，“上大”的表现在于黄金和白银流通范围的广大、币制形式的现金和货币职能的完善，铜币“下小”的地位，是与黄金的“上大”相对而言的，从流通范围没有跨出国门来看，铜币的重要性远不如黄金和白银。
虽然货币体系结构中上币、下币的重要性不同，但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时具有这样的货币体系，应该是由对外金融关系牵动的内外金融体系协调的一种表现。
四、货币制度与经济实力反差的根源
中国是最早使用金币的国家，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即春秋末年盛产黄金的楚国便开始使用楚爰金，而公元前3世纪罗马才开始铸造金银币。处于同时代的中国和罗马，在公元前二三世纪都是人类文明的中心，经济实力应该是不相上下的，况且公元4世纪到8世纪出现的自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使欧洲战乱不堪，而东方印度和中国文化却达到了顶峰（孔祥毅），彭信威和弗兰克先生的研究也表明，当时亚欧大陆的经济重心在亚洲而不在欧洲，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要远胜于流通金币的罗马和使用银币的波斯国家，那么经济实力强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使用金、银币，而是在使用了2000年铜币后才勉强转向银币呢？
波斯、罗马等帝国能将自己的金、银币作为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大量使用，而中国即使是对发生在国内的国际贸易也不能使用本国货币，没有内生出黄金的铸币形式，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3点。首先，它们的金、银矿储量比中国丰富，国家比中国小，较易满足流通需要；其次，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国际贸易几乎是其经济生活的全部，大额的国际贸易需要更贵重的金属作为交易媒介，这也许是它们使用金、银币的重要原因吧。而中国自古金银储量就少，再加上地大物博，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看，都不存在金、银币大量流通的条件；最后，在丝绸之路上，中国几乎是净输出国，客观上不需要花费巨额的金银进行国际贸易，输入的黄金、白银用来赏赐和进口奢侈品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由此看来，先进的货币制度不一定来自于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而是受国际贸易需求的影响更大，国际贸易是高效和先进的货币制度的一种诱发因素。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先后雄踞在欧亚丝绸之路上的几个帝国，不论是波斯、罗马还是后来的印度，在对外贸易中采用的都是金银币货币体系，那么是不是这种货币体系在一定时期内巩固了其对国际贸易的霸权，同时后起者也只有在这样的体系下才能取代先前的早期霸权国家呢？中国不存在争夺国际贸易霸权的压力，也就不存在采用更高级的货币制度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