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历史研究文献回顾
对于早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8世纪）流通在我国丝绸之路上的波斯银币、罗马金币问题，我国考古学界的著名学者夏鼐先生曾做过深入的考古调查和分析，并发表了十几篇相关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波斯银币和罗马金币在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货币地位；另外还有张绪山先生对我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的研究、姜伯勤先生在其《敦煌与波斯》一文中得出的“从中国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也是从波斯往东方的白银之路”的结论，郭媛等学者对西昌地区出土货币的研究，其他学者对当时国内货币在边疆地区流通的研究，这些史料详细分析了相关货币考古和流通的情况，但没有就中外货币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
公元8世纪~公元16世纪中叶，中国边疆地区及外围国家对中国货币的极力吸收和中国采取的“禁铜”政策相对应，关于这种货币的流动和争夺的史料大量散见于有关的古籍和文献中，但这些资料都没有从货币区的角度来考虑这种货币争夺的现象，本书从货币区的视角对这些现象进行的分析，是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的一个尝试。
公元16世纪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对外金融关系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对世界白银的吸纳，对这一现象的关注见于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先生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滨下武志先生以其独特的区域研究视角观察到，当时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存在一个以“朝贡贸易”为纽带的贸易体系，而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人加入亚洲贸易体系后，便通过白银流动形成了“中、英、印”与后来的“中、英、美”三角贸易关系，这个三角贸易关系是世界贸易关系中的一个链条；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则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形象地描绘了当时世界白银向中国流动的情形；英国人马士在其著作《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 ）中更是详细地记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如何用白银购买中国产品的情形。这些研究为本书这一部分的内容奠定了雄厚的史料基础，为进一步研究白银流入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影响指引了方向。
鸦片战争后到国民革命之前，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金融关系表现为西方金融与国内金融由初步接触到逐渐进入，直至最后控制了国内金融。就已有的研究来看，还没有学者就当时实际上处于辉煌时期的国内金融的衰落原因从西方金融入侵这个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一些散落于各种文章中的观点。这一时期从内、外两个侧面对中国金融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论著有：著名学者汪敬虞先生著述的《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一书，书中对近代外国金融在中国的活动历程作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分析，但缺憾的是汪先生没有就外国金融对中国金融的影响着更多的笔墨，这是笔者认为的美中不足之处；对国内金融研究较为深刻和细致的当推《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编写的《山西票号史料》和孔祥毅先生的《金融贸易史论》，以及上海市人民银行编写的《上海钱庄史料》，这些文献资料侧重介绍和分析了国内金融业的发展、演变情况，对国内外金融的关系分析不多或不够充分。结合这两方面的分析，并在阅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本书另辟蹊径从系统演进的视角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并得出了山西票号衰亡和钱庄衰落的原因是金融系统边界破坏，即系统自组织能力下降引起的结论。
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突出特征，是政治势力对中外金融关系的左右，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动，德、俄、英、美在中国的金融势力随其政治实力一起此消彼长，德、俄两国在华的金融势力，因战争而消失，英国在华金融势力与其经济的不振一样出现了停滞，而日本和美国的对华金融关系则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表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凡是被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中国金融业便全部被其垄断和控制，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美国的对华金融关系出现了随阶段不同而有不同情况的特点，这和美国的自身利益有很大的关系，总地来说，这一时期的中美金融关系存在强烈的依附性。关于这一时期中外金融关系的研究，可以在各种版本的中国金融史、中美经济史、贸易史的文献中找到可资借鉴和参考的素材，但同样就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金融关系一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较少。
改革开放以前的对外金融关系在政治家和一般人看来，仅仅是一国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只限于中外间的官方金融交往，而没有注意其作为中外金融系统互连互动之纽带的经济意义和在金融系统、金融资源、金融信息、金融制度方面的交流和联动性，没有注意到对外金融关系对一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及经济金融发展的巨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家研究的是金融对外开放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心在国内，缺乏一种系统观；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随着中外金融接触面的增多，研究便倾向于外部金融对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的威胁，虽然较多地关注了一国的外部金融环境，但仍然局限于一种平面的、二维的研究；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学者呼吁要有大金融、大系统观的研究理念，人民银行研究局的景学成先生因其所从事的工作和所处的地位，在1996年就提出了“中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的战略设想”。目前有些设想已得到了印证，有些内容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就中国对外金融关系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当前显得更为迫切，本书正试图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和尝试。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按照中国对外金融关系演进的脉络，共分为五部分内容。
第一章“导论”，首先对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内涵及研究范围和内容作出了逻辑上的规范。其次，对论文理论基础和历史基础做了介绍，为本书的后续研究做了铺垫。
第二章“中国古代对外金融关系”，分析了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中国金融系统在对外金融关系的影响下，出现了第一次“稳态→失稳→趋稳”的转变。这一时期的对外金融关系从单纯的货币关系发展到了初步的汇兑结算关系、信贷关系、金融机构关系、金融市场关系，而对外金融关系展开的渠道由丝绸之路的“线状关系”过渡到了与全世界互联互通的多重复合的“中心—外围”的“伞”状关系，经过这一轮转变，中国的金融系统由农业金融过渡到了商业金融，而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则由原先的平等地位，过渡到了次级地位；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金融关系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展开的，是在中国经济实力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展开的，而最终却出现了中国金融系统居世界金融系统之“次级地位”的意外结果。由此我们得出了“经济实力与金融实力并不匹配”、“国际贸易的参与度对一国金融制度先进程度的影响更大”、“循环演进模式形成了世界金融系统中的层级关系”等重要研究结论。
第三章“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对外金融关系”，这一章分析的内容是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前，中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对外金融关系。在这一时期，中国一方面没有“系统边界”的有力“保护”；另一方面没有系统内部迅捷的“反馈机制”，清朝末年中国金融系统因此趋于“涣散”；民国时期中国金融系统则出现了“裂变”；到了南京政府时期，中国金融系统的“半壁江山”几乎被日本“吞食”，另“半壁江山”则无法摆脱美英的控制。通过对这一时期对外金融关系的分析，我们发现“系统边界”、“内在协同”、“反馈机制”等是影响一国在对外金融关系中地位高下的重要因素。
第四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金融关系”，分析了中国从半封闭→近乎全封闭→渐进开放过程中对外金融关系的演变。在从半封闭→近乎全封闭的过程中，中国对外金融关系逐步萎缩，中国金融系统因缺乏“负熵流”的调节而陷于瘫痪；改革开放后，中国坚持了：（1）适时适度的渐进开放；（2）强化内在非线性的协同作用；（3）通过有选择地控制涨落达到期望的临界分支；（4）抓住临界点的关键时机促成系统演进这四个原则，实现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升级和发展，并通过金融效应，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五章“中国对外金融战略”，通过分析中国对外金融关系演进的轨迹及规律，对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趋势作出了合理的预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主动协调”的对外金融战略及具体措施：（1）要有历史观、系统观和全球谋略观；（2）对国内金融系统进行“合目的”控制；（3）通过边界控制维护金融安全；（4）推动区域金融“规则秩序”的建立；（5）推动建立金融外部性内部化的国际金融新秩序；（6）人民币汇率不宜大幅波动；（7）构建外向型的国际金融网络；（8）探讨金融机遇理论。
§§第二章 中国古代对外金融关系
（公元前2世纪~公元16世纪中期）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判断一个系统是否开放的标志是观察系统是否与外界有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根据这一标准，中国的金融系统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且通过“对外金融关系”，这个内外系统间输出、输入的渠道，中国金融“小系统”与世界金融“大系统”间存在“协同演进”的轨迹。萨特说“由于运动，空间在时间中产生”，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又译普里戈金）说“演化组成实体”，恩格斯在阐明黑格尔的“伟大的基本思想”时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也就是说，“系统”乃是“进化”的结果。宇宙之共时的系统层次的存在，不过是其历时的进化系列的集合。换言之，空间的杂多的存在，统一于时间的动态机制。这就告诉我们，要理解当前中国金融系统与世界金融系统相互联系的状态、机制和规律，就必须从其演化的源头去观察，探索其演进的规律，寻求解开现在之谜和开启未来之门的“金钥匙”，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从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源头———“西汉时期”开始研究的道理。
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是中国金融系统在对外金融关系的影响下，第一次“稳态”到“失稳”再到“趋稳”转变的时期，这种转变一方面是世界金融系统演进通过对外金融关系对国内金融系统发生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受国内金融制度结构的制约，演进过程有明显的自然的、无意识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对外金融关系从单纯的货币关系发展到了初步的汇兑结算关系、信贷关系、金融机构关系、金融市场关系，而对外金融关系展开的渠道由丝绸之路的“线状关系”过渡到了与全世界互联互通的多重复合的“中心—外围”的“伞”状关系，经过这一轮转变，中国的金融系统由农业金融过渡到了商业金融，而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则由原先的平等地位，过渡到了次级地位；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金融关系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展开的，是在中国经济实力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展开的，而最终却出现了中国金融系统居世界金融系统之“次级地位”的意外结果，从此中国金融系统便始终受制于“上层系统”，这个命运到现在仍没有改变，这个“谜团”及其巨大的连锁效应，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诱使我们去探求背后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