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系统对开放的需求
系统的开放度对其进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描述系统熵值变化的公式ds=dis des中,必须保证des<;0,即输入足够的负熵,抵消dis,确保ds取负值。若系统开放度为0或开放度很小,则des=0或des≈0,系统不能从外部引入足够的负熵,向无序、混乱退化,只有开放度足够大,系统才能从外部引入足够的负熵。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实力已无法支撑其全球军事霸权战略的维持,长期的冷战阻碍了国家之间的正常经济交往,冷战两大阵营的经济都因严格的管理受到了影响,经济发展本身有突破管制的强烈要求。一方面,冷战不仅没有实现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反而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不仅没有在军事上压倒前苏联,反而刺激了前苏联大搞军备竞赛,并成为美国的主要军事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欧洲经济共同体实力的增强,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美国意识到如果不变冷战为合作,变军备竞赛为经济竞争,美国的世界地位将难以维持,因此,美国改变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特别是对在国际上影响日益广泛的中国的态度。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越南之后的亚洲》一文中提到,“从长远观点看,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各国的大家庭之外……”他在1970年对外政策报告中又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而中国也因长期的外部封锁和自我封闭处于经济停滞,物资奇缺的状态。不论是长期与中国敌对的国家还是中国自己,都需要打破这种僵局,增加交往以发展经济。
世界两大体系间的“冷战”局面打破,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及随后紧跟的世界范围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从世界范围来看,一方面西方国家长期被压抑的金融能量得到迅速的释放,急需寻求新的市场获取更高的利润;另一方面,中国和其他长期被西方世界经济封锁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严重的金融饥渴,急需从外部引入金融资源。世界金融系统内部又一次形成了“对称性破缺”,系统开放是中外金融系统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金融渐进开放策略的选择
开放是系统生存的必然选择,但系统能否吸收负熵及吸收多少是足够的量,则取决于系统内在协同机制。当系统内在协同机制尚不能有效运作时,应保持适当的开放度。即系统的开放应遵循适度开放原则和适时开放原则,并不是系统开放度越大,就越有利于进化。中国金融系统的对外开放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
内在协同作用是系统进化的决定因素。内在协同作用是指系统内部诸要素的合作与竞争,为争取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诸要素会主动吸收外部的负熵流,并在一致利益的基础上,对负熵流进行有效的整合。因此,内在协同作用是系统吸收外部负熵流的微观机制,是系统进步的内在动力。但是内在协同作用不是系统诸多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非线性相互作用。表现为相互制约、相互耦合、合理分工、差异协同、互为因果等。非线性的概念,表现了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的微观机制,我们可以对非线性作用机制做有利于进化的微调。
随机涨落是系统进化的直接诱因。随机涨落是系统内诸要素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使系统偏离其既定的宏观结构状态,加上外部因素的随机扰动双重作用的结果。随机涨落对系统进化的决定作用体现在远离平衡态的进化临界点上。在这点上,许多外界随机因素与系统内部因素共同作用,分别构成若干对系统进化有决定性作用的分支,系统最终将进入哪一个进化分支,要靠随机涨落来诱发。在某种程度上,系统可以对随机涨落进行主动选择,对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涨落,可以予以放大,形成正反馈机制;对于不利于自身发展的反涨落或负涨落,则必须排除,以形成负反馈循环机制。
中国金融系统采取了渐进开放的对外策略,一方面,国家通过不断推进国内经济、金融体制的配套改革,营造有利于更好地吸收外部资源,利用外部环境,抵抗外部冲击的内在协同机制;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延伸和扩展对外金融关系、提高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灵活应对世界金融系统的复杂变化,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金融环境。综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金融关系,我国正是坚持了:(1)适时适度的渐进开放;(2)强化内在非线性的协同作用;(3)通过有选择地控制涨落达到期望的临界分支;(4)抓住临界点的关键时机促成系统演进这四个原则,实现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升级和发展,并通过金融效应,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