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中国金融系统的对外开放自觉地遵循了系统演进的客观规律，因此中国金融系统的演进呈现了阶段性上升的特征，而对外金融关系的把握在其中功不可没。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的对外金融关系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1978~1991年，中国的对外金融关系是围绕着引进外资、创汇、学习外国先进的金融管理技术为主来进行的，是对外金融关系的起步阶段；二是1992~2001年“入世”之前，这一时期是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迅速扩张、成长期。金融业加快了对外开放的速度、引进外资进入新的高潮、内外金融系统间的联动效应明显、在金融动荡中，中国准确地把握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国内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地位的提高奠定了基石；三是中国“入世”以来，这是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成熟期。这一时期，中国金融系统会渐渐撤去以往的保护，以一个成熟者的姿态直面世界金融领域中的竞争者和合作者，为了系统的生存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将以外向型金融关系为主，主动谋求外部金融环境的稳定和中国在其中的可控性，中国与东亚地区，与欧美的金融关系将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
一、打开金融边界通道
就像一个初来乍到的孩子，打开国门后的中国，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渴望，却掩饰不住无名的胆怯和恐惧；又像一个久居深山的老人，学着城里人搞市场，却怎么也跳不出封闭思维的模式和计划经济的圈子。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初步展开，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脱胎换骨的初级阶段，系统演进初期出现的无序和新旧力量的较量，难免会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对外金融关系，从而出现与别的时期不同的特征。
（一）适应性的系统调整
为了在新的环境下维持系统的功能，为了在融资渠道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引入中国急需的技术和资金，国家对金融系统做了一定的适应性调整：一是思想上的调整；二是技术上、渠道上的调整。但由于这种调整仅仅是对原有系统功能的增加和扩展，对外金融关系是在原有系统功能基础上的线性发展。因此，虽然对外金融关系有了一定的质的突破和量的扩展，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系统与环境的不适应就会显现，就需要对系统进行重构和更新。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外汇储备仅有15亿美元，进出口贸易连年逆差，金融系统的萎缩，动员国内外资金的能力几乎为零，而国家要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搞经济建设，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缺口的弥补。
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无疑是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大需求，但是要满足这一需求首先要突破两个障碍：一是思想障碍———引进外资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二是技术障碍———在外部融资渠道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引进外资？
第一个障碍是由邓小平解决的。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还没有消散，引进外资首先要回答中国“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不解决这个思想上的问题，中国就没有办法迈出引资的步伐。在这个系统发展的临界点上，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并且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会保证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正是这些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打消了人们的思想顾虑，从此中国走上了对外开放的征程，系统演进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第二个障碍的跨越则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中国利用外资的整体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利用外资的规模是相对较小的，与其他国家相比也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虽然这一步迈得不太大，却代表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金融关系零的突破，具有撬动系统演进的杠杆作用。
这一时期引进外资数量不多，并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这与我国当时并不很强的外部融资能力是对称的。
1979年以前，我国外部融资只有中国银行这一条渠道，1978年，就通过中国银行在国外举借75亿美元买方信贷的方式，以现汇支付形式签订了22个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的项目；为了拓宽融资渠道，1979年10月，国家成立了专门吸收和利用外资，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席位后，当年就借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信用贷款和信托基金共9.3亿美元，借用世界银行支持中国的大学发展项目的第一笔贷款，并为此成立了专门经办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转贷款的中国投资银行。很显然，仅有几笔商业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优惠贷款，是很难满足中国的投资缺口的。随着国内“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不仅国家而且是各地方政府、各部门的投资欲都被释放出来了，满足这些投资缺口需要筹措更多的资金。于是自1982年起，国家陆续指定了中国银行、中国投资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交通银行、福建投资企业公司、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等10家金融机构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以发行债券的形式筹措资金。先是在东京市场，后来进入法兰克福、伦敦等金融市场，1983~1985年，我国外债余额年均增加30亿美元左右；1986年起，受国际债券市场低迷的影响，债券融资减少，但借入国外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明显上升。这一时期，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不如国际间接融资多，主要是因为间接融资大部分为政府担保，较易获得融资资格；而直接融资需要外商来承担风险，在对中国市场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外商当然会有些犹豫。因此，尽管在1979年国家就确定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针，并且在经济特区试点开放了外资银行业务，为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做好了准备，但是由于对国内缺乏了解和信心不足，直到1980年才有第一笔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落户。1980~1986年，以港澳地区的华人资本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在广东和福建两地落户，投资领域主要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宾馆、服务业等，投资规模不大，仅占同期利用外资比例的10%左右；1987~1991年，国家将外商投资领域从东南沿海扩展到上海浦东和渤海湾地区，并加大了“三减二在1986~1989年的4年间，国际商业银行贷款占全部外债的比重分别为35.4%、40.3%、47.5%和52.5%，而在1985年这一比例仅为10.7%。到1991年末，我国的外债余额已经达到了600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第20大借款国
免”、“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待遇和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的力度，同时对外商投资方向进行适当的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增多，生产性项目的比重明显上升。到1991年末，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达43亿美元，占当年利用外资比例的40%左右。
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引资是成功的，对缓解我国资金紧缺、促进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使中国与国际资本市场发生了广泛的联系，但是由于政府推动的因素大于金融系统自身对外界反馈的因素，因此本期的对外金融关系难免留下一些遗憾。比如，（1）我国管理和利用外国间接融资的方式是“窗口管理”和“统借统还”的方式，在这种模式下，出现了借债渠道不一、统计口径不一的情况，虽然这种模式照顾了各地各部门的利益，但是给国家统筹管理外债造成了困难，同时在“借、用、还”三分离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三者在资金的使用上都不讲求效益，降低资金使用率的情况。（2）引资的速度和规模与投资增长的速度具有一致性，投资增长又与国内改革进程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如果改革起到了强化系统内在协同的作用，则引资的正效益会大大增强，如果改革使系统出现了无序、混乱，则引资规模越大，对这种无序和混乱的刺激作用越强。实际上，由于我国在改革初期对改革推进的整体渐进性关注不够，出现了改革过程中的相互脱节的不协同现象。自1983年起，出现了不顾客观条件和环境，一味地扩大地方和企业权限，盲目提倡把经济搞活，却放松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导致投资和消费急剧膨胀，国民经济发展失衡，国内盲目投资、争抢原料的“内耗”现象。1984~1988年，中国国民收入增长了70%，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却增长了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了200%，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所有国家的水平，但由于投资的盲目性和对国内有限资源的争抢，约有50%的工厂无法开工，工业劳动生产率居世界最低水平。在这样信号扭曲，缺乏有序竞争的国内市场环境下引进外资，必然使不论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集中于争抢国内市场而不思开拓国际市场，引起效率低下，阻挠而不是促进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我国当时融资能力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引进外资的规模不算大，对国内无序状态的强化作用也有限，因此，引资规模不大反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事实上，正因为改革过程中的混乱，导致了1988~1989年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社会动荡，并引起外资流入的急剧减少，招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联合经济制裁，不得已在1989~1991年进行了三年整顿，矫正了系统演进的方向，1992年，中国引进外资进入了新的高潮。
（二）金融领域国际化的初步探索
金融领域国际化，包括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和本国金融机构的“跨出”，以及国内外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信息交流。
1.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
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同样可以1992年为界来画线。在1992年以前，中国金融业原有的市场是不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的，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目的仅在于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服务，因此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领域的影响相对较小；1992年以后，我国金融业的市场开始有限度地对外开放，内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交流、学习的机会增加，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商业化起到了外部压力和示范的作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允诺在2006年即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中国金融系统进入全面开放阶段，金融领域国际化的程度会迅速加深。
1978年以前，中国金融体系对外封闭，机构单一，除了保留4家外资银行分行在上海开业而外，国内金融体系中无一家外资金融机构。1978年以后，外资金融机构陆续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开展金融业务。但是从国家当时的规定来看，外资金融机构欲在国内开展业务，首先要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成立代表处，3年过渡期后，才可申请成为分支机构。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仅在沿海特区城市，从事国际汇兑、贸易结算以及三资企业贷款方面的外币业务，实际上是为引进外资服务的，对我国金融业原有业务领域没有什么冲击，因此对国内金融系统的演变影响不是很大。但是从1978~1991年这10多年，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开设分支机构及设立代表处的情况演变来看，仍能看出一定的趋势。那就是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从投资来源来看，有从港澳、东南亚到欧美的演进过程，资本额也有从小企业到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过程；而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一开始就是在国际金融领域最有实力的日本、美国、英国、中国香港地区、法国等地的金融机构，无论是开设分支机构还是设立代表处，这种模式始终没有变，这一方面说明了跨国金融机构极力扩展自己全球网络的能力和野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金融业从一开始就会面临比其他投资领域更激烈的竞争。
从1979年首家外资金融机构———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和1982年首家外资金融机构———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设立营业性机构以后，到1991年底，共有29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的14个城市设立了218个代表处；有8个国家和地区的28家金融机构在我国的6个城市开设了47家业务机构。
2.本国金融机构的“跨出”
在这里，本国金融机构的“跨出”是包括本国金融机构跨出国门与国外金融机构接触、经营涉外金融业务及在国外开设金融机构三个方面。
我国金融机构与国外金融机构接触，包括两个层面三个内容。两个层面是指中央银行层面，即金融决策当局层面和商业金融机构层面。三个内容包括，一是与外国金融机构的联系加强对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地位的影响；二是通过融入国际金融机构对我国引进外资和向外投资的促进作用；三是通过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密切联系、相互交流和学习，对提高我国金融管理能力的影响。
从中央银行层面来看，我国在1980年就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席位，1984年与国际清算银行建立了业务联系，1985年加入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基金，1986年加入亚洲开发银行，1987年加入东南亚新澳中央银行理事会。
从商业金融机构层面看，1985年中国工商银行加入国际储蓄银行协会，1989年又加入国际住宅与储蓄协会联盟；1982年中国农业银行加入亚太地区农业信贷协会，1987年9月加入国际农业信贷联合会；中国银行1988年5月加入伦敦黄金市场协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加入亚非保险和再保险联合会，并加入第三世界保险会议，加入亚洲保险再保险联合会。
在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同时，我国金融业的国际金融业务也大大拓宽，除了传统的存、放、汇三大国际业务有较大发展外，涉外与海外保险、证券融资、国际投资等业务也有新的开拓与发展；经营国际业务机构逐渐增多，除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银行以外，成立于1979年和1981年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中国投资银行，成立之初就拥有国际业务经营权；1988年以后，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外汇业务的迅速增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及几家区域性银行也拥有国际业务经营权。
从在国外建立代理关系和开设分支机构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海外金融机构以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主，90年代大部分有国际业务经营权的金融机构都在国外设立了自己的机构，而中国银行的海外机构设置，则从重点布局逐步转向全球式布局。
正是通过这种逐渐扩大规模的“内引外联”作用，中国在国际金融业务的开展、国内金融改革、利用加入区域金融组织的机会拓展对外合作业务、增加融资渠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以出口创汇为目的的汇率调节
在系统边界进行有目的的调节和控制，是把握系统演进方向的一个重要手段。
改革开放前的外汇管理是计划经济的一个配套安排，其特征是外贸由国家外贸公司垄断，外汇收入全部上缴国家，外汇需求由国家审批使用，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一家统管，相当于国家的外汇出纳机构。汇率杠杆对进出口没有任何调节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调动进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和鼓励引进外资，增加出口和创汇，国家开始通过汇率杠杆的调节来达到这个目的，同时汇率杠杆的调节又是和外贸体制的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1979~1984年外贸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打破外贸垄断制，对外贸企业实行放权让利和承包制，以激励外贸企业之间的竞争和自我融资机制的形成，并引导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与这一改革相配套，1979年，国家出台了外汇留成办法，在留成额度以内可以按国家牌价购买外汇用于支付国家允许的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付款。1980年10月，中国银行在几个主要的城市，如广州、北京、上海和天津建立了外汇额度交易的体系，外汇额度的持有者可以将他们的额度转让给允许购买他们额度的国内企业。权力下放和高估的汇率，使许多独立的出口公司不能沿用过去盈亏相抵的办法，出口商亏损的问题浮出水面。为了矫正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国务院决定于1979年8月引入人民币内部结算价，即官方汇率用于非贸易结算，而内部结算价用于贸易结算，内部结算价根据出口企业的平均换汇成本加10%的利润来确定，这个内部结算价从1981年1月1日起生效。
内部结算价的引入，是自1953年以来国家第一次根据国内价格调整汇率的第一步。但是，内部结算价的实行并不能解决国内通货膨胀和价格扭曲造成的出口换汇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国家不得不给予出口企业越来越多的补助。另外，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劝说中国政府放弃双重汇率体系，美国政府则指责中国当局用这种汇率体系对出口部门实行补贴。再次，对个人持有外汇的限制和外汇额度买卖价格的限制，导致外汇黑市猖獗，必须采用更有效的办法来进行管理。198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7个政府部门，宣布自1985年1月废除内部结算价的规定，双重汇率体系就此正式废除，官方汇率贬值为1美元=2.80元人民币。
1985年中国进行了第二轮外贸体制改革，一是吸引外商的地域从特区扩大到了沿海领域；二是对外贸进出口企业的管理由承包制向自负盈亏制过渡，外汇留成比例进一步扩大，外汇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增加。这两方面的改革都需要外汇管理有更灵活的措施。因此，国家在取消内部结算价的同时，也逐渐放开了外汇调剂价格。到1991年末，国内居民正式被允许参与外汇调剂业务，国内居民在外汇调剂市场买卖外汇的限制被取消。这样，在1991年12月以后，外汇调剂市场的外汇交易事实上已不存在什么限制，外汇调剂市场的交易量大增，在1991年后外汇调剂市场的交易额就占到总外汇交易额的80%左右，市场在调整中外货币关系上的力量得以显示。
二、把握金融系统演进方向
（一）构建非线性相干的系统结构
中国的对外金融关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起步和一定的线性发展阶段后，与外部金融环境的接触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更大的范围，但是由于没有对自己的内部结构进行更新，没有对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进行调整，因此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从系统内部来看，发展了的旧的线性模式系统，与引入的外部资源相结合，引起了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矛盾和争夺，需要重新调整内部关系和对各个部件进行重新组合；从系统外部来看，由于计划经济模式下只重规模不重效益的惯性思维，使我国在利用外部资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人为损失，如果不及时地加以调整和修复，就会危及系统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
对旧系统的更新是系统在新的环境下的一个“自重组”过程，系统的构建目标不再是过去的便于国家行政控制的“线性”模式，而是发挥系统自身功能的“非线性相干”模式。即系统内各要素间及系统与环境间相互制约、相互耦合、合理分工、差异协同、互为因果的相互作用关系。非线性作用是系统存在和演化的内在根据。从宏观上看，如果一个系统不存在内在的非线性作用，那么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就缺乏一种相互维系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力量，系统就不会出现整体性、结构性的特征，系统的演化便无从谈起。从微观上看，一方面非线性是系统本身所固有的、不断协调各子系统的一种内在机制；另一方面，非线性作用也是系统与外界环境相互协调、促进系统演化的主要根据。正是在系统内部与外部的非线性作用中，才能提供给自组织有序系统所必需的有物质和能量所体现的“负熵流”，才能维持有序系统的存在和演化。
1.非线性相干关系的系统构建
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金融体系表现为一种线性扩展模式。即原来由人民银行一家独有的金融支持功能，在内通过国有专业银行的建立，迅速扩展到了全国；在外则增加了国有产权控制的“融资窗口”，这些金融机构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各自有自己的经营范围和对象，经营活动受行政控制的特征较为明显，因此仍然是一种“线性”关系的扩展，这种“线性”模式对系统生存和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进入90年代以后，国家着力构建非线性的系统关系。
1992年中国出现股票市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开始有了竞争；1994年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过去存在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开始从国有银行剥离；1995年，国有银行商业化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工行下乡、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破墙”，国有银行间有了竞争和融合；大量的股份制银行、城市银行纷纷涌现，开始与国有金融争夺市场；保险、信托、基金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日益增加；国家在行政控制渐退的同时，金融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管理方式渐渐确立。中国的金融系统渐渐出现了多元化、市场化、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的非线性相干格局。
2.以“正反馈”促进新系统结构的形成
“正反馈”就是指系统朝着某个方向偏离的趋势得以加强的反馈机制，这对于打破旧的结构是必不可少的。在非线性系统构建的过程中，“正反馈”机制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系统的构建中，充分利用外部的法律资源、智力资源、制度资源，将这些资源融入到系统构建的过程中，以使系统缩小与外部环境的差异，培育系统与外部环境交流的能力。如在我国金融系统的构建过程中，经常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金融组织商讨、交换金融改革思路和模式；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度模式，往往就是我国构建金融系统的蓝本；巴塞尔银行委员会对银行的资本金要求、风险衡量、比例管理要求，被纳入我国的《商业银行法》。系统构建中对这些外部资源的利用，保证了国内外金融体系之间在交流的语言和方式上的一致性，为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非线性相干机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是引入外资金融机构，通过“示范效应”强化“正反馈”机制的运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外资银行在我国开设的机构更多了，截至2001年末，外资银行在我国有代表处214家、营业机构190家，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58家，外资银行总资产452亿美元，外汇贷款总额约140亿美元。但对大部分外资金融机构来说，还只能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经营外资金融业务，除了在个别地区与中国银行业的外汇业务有竞争外，对国内金融体系还不构成威胁，因此也仅起到示范的作用；1996年12月和1998年8月，我国又先后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和深圳经济特区试点办理人民币业务，1999年7月将上海、深圳外资银行试点办理人民币业务的范围扩大到临近省（区），目前已批准33家外资银行从事人民币业务的试点。这些外资银行在开办初期业务量都不大，还没有对国内的金融机构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是它们的先进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无疑对国内金融机构产生了影响，上海外资银行最多，上海国内金融机构的经营作风与国外金融机构不相上下，这不能不说是这种“示范”带来的“正反馈”机制作用的结果。
（二）融入国际资金循环的轨道
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金循环的特点是大量超过经常项目逆差的过剩资金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流动，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又以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的形式将流入的资金“倒流”入美国，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这一循环。
20世纪90年代，由于日欧各国经济的相对萧条和美国股市及银行利息的上涨，使得美国尽管在90年代存在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情况下，仍吸收了来自日欧的大量过剩资本，从1995~1998年间，流入美国的资本是其经常收支赤字的约2.8倍。利用这部分资本，美国在90年代中期实现了信息革命和经济的高增长，随后美国的投资者又通过证券投资及直接投资的形式，将过剩资本的大部分以短期资本形式转而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为了在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发展经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形成了一种资金技术及商品出口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使新兴市场国家不仅采取各种措施引进外资，同时必须保有一定的外汇储备以维持这种循环模式。这种需求也吸引了大批获利资本的流入。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的1994~1996年的3年间，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规模是其经常收支赤字的3倍。而新兴市场国家在以较高的利率从美国引进对其市场跃跃欲试的过剩资本后，又以购买美国国债、证券投资、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等低回报率形式把借来的过剩资本倒流入美国，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中国的对外资本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卷入了这种怪圈。自1992年起，我国不仅加大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使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而且拉开了企业到国际市场直接融资的序幕。1993年7月，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成功地发行了347亿股普通股票，1993年11月，中纺机在瑞士发行了35 002万瑞士法郎的B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成为第一家在海外直接发行债券的中国公司，1994年8月，山东华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华能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纽约成功地以ADR方式发行普通股股票，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功上市。海外融资渠道的增加，拓宽了外国资本流入中国的规模和速度，对我国在90年代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但是与外资流入相伴随的是，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其他形式的外资流出也不在小数，这说明我国同样没有摆脱国际资金循环的怪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投资和储蓄逐年递增，但储蓄增长超过投资，储蓄缺口逐年增大，除1993年为负数外，储蓄大于投资的缺口由1992年的259亿元增至2001年的1 727亿元，在1997年达到最高值2 621亿元，年均储蓄净差额为1 081亿元。经常收支与储蓄缺口的变动方向一致，除1993年外，经常收支持续保持顺差，年均经常收支顺差为1 041亿元。由于经常收支顺差的逐年增长，外汇储备余额也由1992年的194亿美元增至2001年的2 122亿美元。因此在中国并不存在发展中国家常受到困扰的储蓄与外汇不足的双重约束。
从资金流入看，在国内净储蓄额逐年增大的同时，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国外资金流入量亦是大规模连续增长，10年间流入中国的国际资金总额为41 631亿元。从资金流出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资金流出也保持了逐年递增的趋势，在2000年高达4 643亿元。10年间中国资金流出总额达到25 494亿元。资金净流入变化较大，从1992年的-14亿元，上升到1996年的最高值3 313亿元。但在东亚金融危机后资金净流入急剧降至-454亿元，在2001年恢复到东亚金融危机前的规模，资金净流入很不稳定。从整体看，10年间通过直接投资及银行信贷等形式的资金净流入规模达到16 036亿元，年均净流入量为1 604亿元。国外资金净流入一方面使国际储备增加；另一方面通过误差遗漏项目，使得净金融投资多为负数（1993年除外）。国外部门净金融投资为负数意味着我国对外资金供给的净增，出现了资金净流出的结果。从整体看，10年间中国资金净流出规模迅速扩大了4倍。资金净流出总量达到10 355亿元，年均净流储量为1 035亿元。特别是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资金净外流呈大规模的增长趋势。
由此可见，大规模的不稳定的资金流入与流出与新兴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资本流动怪圈一样，同样存在于中国的对外资金循环中。加入这种国际资金循环模式，意味着中国对外部的依赖和受外部资金流动的干扰程度较大，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受到影响。事实上，1994年、1995年的通货膨胀就是由外资过渡流入造成的，这是1996年紧缩政策的诱因；1997年以来的资本巨额流出，又使国家加大了对非法外汇流出的打击力度，付出了较大的管理和监督成本。从中国来看，目前正处于利用外资的矛盾中，如果不加入这个循环，将难以吸引到经济建设所需的外资和外国技术，如果加入这个循环，则面临受制于人的金融风险，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关系到我国能否把握对外金融关系前途的问题。
（三）跨越对外金融关系中的障碍
中国是一个迅速成长中的大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其中包括一些人为的阻力，这些阻力来自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的国家，尤其是有能力给中国制造阻力的大国，如何避免和应对这些阻力是中国对外金融关系发展中的大事。在这一阶段，中国坦然地应对了两次阻力，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与中国申请“复关”有关的“中国威胁论”；另一个就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为区域金融稳定“挺身而出”，承担了本不该由中国来承担的责任。
1.坦然应对“中国威胁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迅速增加，从1980年居全球贸易的第31位迅速上升到了1993年的第11位，这难免令久居世界大国地位的某些国家感到恐惧和不安，因此处处给中国的发展制造障碍，是它们这种扭曲思维的本能反应。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享受世界自由贸易的利益，我国在1986年就提出了“入关”申请，到1993年，人们普遍预期中国进入了“入关”倒计时。但是自1992年以来，国际社会突然刮起了一股“中国威胁论”风，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如果中国的制成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会冲击西方的制造业，甚至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西方国家一反长期把中国看做贫穷落后国家的态度，他们不顾中国双轨制价格体系的现实，认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应排名世界第三，到201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因此，他们提出中国可以入关，但条件是以经济大国的身份入关。这意味着中国要放弃世界贸易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单边优惠待遇，而以与美英等大国平等的地位入关，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入关无异于“自杀”。由此可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企图显而易见，美国某报刊也直言不讳地对这一问题做出过评论，如《亚洲华尔街日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就认为，“如果认为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其他国家就不应该挡道，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可以肯定，比较好的做法是设法改变它，而不是等它变得更强大。”
1993年，国内经济政策的变化和中国将于1993年底复关的心理预期，强化了外汇调剂市场的投机活动，出现了4次20%以上波幅的市场波动。面对市场的动荡和个别国家要求中国以发达国家身份入关的言论，中国政府果断决定，宁可不复关，也不拿原则作交易，同时宣布了外汇额度的限期使用，并在经济上采取了紧缩的措施，这些措施一宣布，外汇调剂市场的价格便趋于理性，而官方汇率也几乎接近外汇调剂市场价格。为了扭转外汇通过行政和市场两条渠道供给的不合理性和事实上存在双重的、分割的外汇市场的低效资源配置，决策者果断地抓住这一价格上的有利时机，宣布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外汇管理制度，中国外汇管理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因此，可以说中国当时不复关的决定，不仅平抑了外汇市场的动荡，并使中国汇率制度有了一次质的飞跃；而且，以当时中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如果真的复关，中国的金融业将不堪一击，即使拿2001年入世来看，虽然比1993年推迟了近8年，但是从中外金融实力的对比上，我们仍处于劣势，在2006年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后，如果不辅以相应的策略调控，中外金融力量的强弱还是很难平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迟复关，给了中国金融业一个成长的机会，在当时看好像是失去了一次机会，但是现在看，则是赢得了时间和更大的机遇。
2.承担区域金融稳定的责任
1997年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国际资本自由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与各国体系之间不能协调的表现。东南亚国家在国内银行体系不健全、政府干预严重的情况下，贸然开放了资本账户，致使本国对出口和外资流入产生畸形依赖，当美元升值，出口下降，内外均衡难以实现时，开放的资本账户就给了投机资本以可乘之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蔓延到韩国、印度尼西亚等经济情况相似的国家，也蔓延到了香港、新加坡这些经济金融状况较为良好的地区，对中国的人民币也形成了冲击。
但是由于我国在1994~1996年已经提前对因投资膨胀导致的国内经济过热进行了整顿，强化了金融监管，国内潜在的金融风险已经得到提前释放。另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资本账户还没有开放，这相当于为外国投机资本的流入设置了一面“防火墙”，这两个条件使中国虽然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并没有变为现实。
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却由20世纪80年代的“不屑一顾”，90年代初的“中国威胁论”，突然变为对中国前景产生怀疑的“怀疑论”。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宣布人民币不会贬值，但许多人怀疑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97年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12%~50%，台湾当局在有9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情况下突然贬值台币，意在压迫港币；日本也采取“以邻为壑”的态度，任日元狂跌不止。在这种情况下，如人民币和港币贬值，全世界就只剩一个美元坚挺，如果美元再贬值，就可能引起更大范围的货币贬值，全世界将会进入“三十年代大萧条”。因此人民币稳定与否，实质上是这样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在1998年是被中国所消化，就此结束，还是转移出去，发展成为世界性大萧条？
其实，不仅中国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就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极力鼓励人民币不贬值，鼓励的背后是有美国自己的“小算盘”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金融稳定的最后“托盘者”，不仅没有提供及时的资金援助，反而隔岸观火，任美元继续升值从东亚“吸走”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另一方面却又坚持主张人民币不贬值，以期通过增加中国的进口，缩小中美之间近400亿美元的顺差，同时让中国过早地承担起区域金融稳定的责任，以降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不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如何，中国从自身发展和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承担区域金融稳定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是对中国和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利的事情，因此，虽然我们在随后的1998~2000年的3年间，出现了出口下降，外汇储备增速放缓的现象，但是人民币和港币仍保持了稳定，最终使东亚国家顺利走出低谷。
可以说，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提前承担了区域金融稳定的责任，虽然我们也做出了一定的牺牲，但是却赢得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各国对中国的信任，为后来的亚洲金融合作树立了典范，也确立了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大国”地位，同时危机期间中国出口下降的压力也使我国出口商提高了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科技含量较高的制成品出口开始占据较高的比重。
三、陷入金融关系“漩涡”
目前中国的对外金融关系无论从金融机构关系还是资金循环关系来看，都进入了一个各方压力增大，既不能停下脚步，又不得不随时作出选择的金融关系“漩涡”阶段，是在“漩涡”中前功尽弃，还是从“漩涡”中飞升，中国的抉择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激战”前的硝烟
随着2006年对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最后时刻的临近，中外金融机构之间为争夺市场、人才等而展开的竞争准备，已令人们感到了某种“大战”前的紧张，闻到了淡淡的“硝烟”味。
1.实力悬殊的竞争对手
尽管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中国金融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相比仍存在较大的距离，从目前中外金融竞争的态势来看，我认为是实力悬殊、性质不同的两类金融企业的竞争，即前工业时代的金融与后工业时代的金融之间的竞争。
进入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日本、美国、英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德国、新加坡等世界金融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同时来自这些国家的金融企业，也是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巨头”，它们的金融网络遍布世界各地，在世界金融领域占有较高的份额。因此，不论我们在国内与之竞争还是到国际金融领域竞争，遇到的都是同样的对手。而这些“对手”已经从前工业时代的“粗放式”经营，发展到了后工业时代的“精细式”经营阶段。它们与中国金融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中国金融业仍处在靠扩大贷款规模，以利息收入为主要利润来源的“粗放式”经营阶段。而西方金融业则随着企业自有资金的增多、直接融资市场的发达，投资、理财、结算等高层次、精细化金融需求日益增多的市场环境而发展到了以中间金融服务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精细”化经营阶段。（2）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经验不多，开展业务多局限于本国的范围，即使涉外业务也以中资企业为主，而西方金融业因为有丰富的国际金融经验，客户遍及全球主要地区，因此其在华金融战略的开展多从全球的角度去着眼、去运作，不论从出发点还是从业务内外协调、相互支持的角度来说，都胜中国金融业一筹。（3）西方金融机构开展混业经营多年，并且其电子化程度较高，在中国金融业越来越向混业经营时代迈进的时刻，西方金融业当然会占尽先机，在金融功能、服务水平、风险防范等方面略胜一筹。
从这些鲜明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外金融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金融实力基础上的竞争，这种情形我们曾在鸦片战争后面临过一次，结果是中国金融业的全面溃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对中国金融业的一次重大考验。
2.紧张的“备战”
面对即将到来的这场争战，交战双方都积极投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
从中国方面来说，一方面在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的基础上，继续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条件，如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范围在2004年12月1日起，已经扩大到了昆明、北京、厦门、西安、沈阳等18个城市，目前已有100多家外资银行拿到了办理人民币业务的执照；另一方面，中国加紧了打造我国金融业的主力———国有商业银行，以提高它们的国际竞争力的步伐。事实上这一过程早就开始了：1998年8月，财政部发行了30年期的2 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以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1999年，财政出资400亿元成立了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一次性剥离了4家国有商业银行14 000亿元左右的不良资产。同一年，4家国有银行开始精简机构，撤并了一些长期亏损的县支行级营业网点；2004~2005年，政府又先后拿出60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改善了3家银行的财务状况；积极为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的上市做准备，鼓励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鼓励国有银行到海外开设分支机构，截至2003年底，中资银行在海外设立的营业性机构有670多家。另外，在业务开展和政策扶持上，都体现了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倾斜的倾向，国家强力打造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使其成为中外金融竞争中的强者的政策意图非常明显。
而对外资金融机构来说，虽然它们目前在业务经营范围、地域上还有限制，且外资金融机构只占中国金融领域一个很小的份额，但这不能阻止它们为“入世过渡期”过后，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做准备。如一些知名的外资金融机构，已经利用自己的优势，拿下了中国几家拟上市的国有银行的股票承销、资金托管业务；为了弥补自身在国内缺乏营业网点和“水土不服”的缺陷，它们已经动用上百亿美元，购买了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及其他优秀的地方银行的股份，如果不是银监会对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有最多不超过两家，外资股在中资银行中的份额不得超过20%等规定，这一“购买”规模还会继续扩大。为了保护并利用自己在金融服务上的优势获取收益，美国花旗银行从1996年开始，已经向我国国家专利局申请了19项金融产品“商业方法类”发明专利，大都为基于新兴网络技术或电子技术的金融服务与系统方法，而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申请的发明专利加起来只有11项，而且全部集中在以现金交易为基础的金融服务模式上，这无疑意味着中资银行在未来网络金融服务的提供上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争取中国的高端客户、从中资银行挖走优秀的人才，也是外资金融机构备战的一个主要方面，南京爱立信“倒戈”花旗银行就是关键的一例。
在证券、保险领域中，中外金融机构业已进入短兵相接状态。入世以来我国一方面加强了对证券业的治理整顿；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外资金融进入中国证券业的门槛。2002年1月8日，中国证监会明确规定境外机构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中外合营证券公司；2002年6月4日，又允许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2002年11月8日，出台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允许境外和各机构投资者在境内从事证券交易活动。到目前为止，已有30多家外资金融机构获准了QFII资格。在保险领域，中外保险也同样在资金规模和经营能力上存在很大差别，为了迅速提升中资保险业在这两方面的能力，2003~2004年，中国保监会先后允许中国人寿、人保、平安三大保险公司在境外上市，共募集资金100亿美元，2005年6月，又为中资保险外汇资金在境外投资开了绿灯，拓宽了中资保险业的投资渠道。按照入世承诺，从2004年底开始，保监会取消了对外资设立分支公司的地域限制，并开放了团险业务。目前，大约有近40家外资和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在中国主要城市，如上海及北京，设有营业机构。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保险市场上，外资保险业加紧了“圈地运动”，保险竞争已悄然升级，在上海，外资保险的市场份额已经占到14%~15%，广州占到10%~12%，均呈增长的趋势，外资保险的整体竞争实力开始显现。
从中外金融的竞争关系来看，二者已经从“和平共处”转为“激烈竞争”，这意味着中外金融关系将进入新的转折点。
（二）人民币升值———系统裂变的开始
1.不可持续的对称性破缺
一般而言，由于系统内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使系统内部结构及其功能始终保持某种程度的对称性破缺，系统结构只能处于某种亚稳态。这种对称性破缺又使子系统之间出现相互作用的势与流，即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当这种势与流通过涨落作用随机地干扰了系统的稳定结构时，系统就会由稳定状态进入失稳状态，并出现新的演化分歧，各种因素在分歧点的合作与竞争，将决定系统对分歧点的选择，进而决定系统是进入新的相对有序状态还是处于更加无序之中。中国融入国际资金循环的轨道，实际上是由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对称性破缺”相互支撑而决定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大都如此，在此基础上又决定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结构。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前提下，金融结构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柔韧性，可以超过一个国家自身的预算约束，而使一个在封闭情况下无法实现的失衡结构得以维持，并且可以把这种失衡推向更远，直到金融支持的成本大于收益而不得不反向调节为止。
美国的经济增长是靠消费拉动的，而借贷消费的比例在消费增长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借贷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格局。政府和居民借贷消费的结果是财政和贸易出现“双赤字”，并且不断恶化，巨额的外资流入是支撑这一不平衡的重要支柱。对中国来说，投资增长日益成为经济强劲增长的主动力，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逐渐积累了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和高出口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性失衡。以上的失衡又通过国际贸易形成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支撑这一失衡的是国际资本的流动，通过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中国和亚洲的巨额贸易盈余以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形式重新流入美国，不仅弥补了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而且使美国有更多的美元来购买中国和亚洲的产品。
国际资本的流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和美国的“对称性破缺”的经济增长结构，但是各种迹象表明，这种支撑已经到了它的极限，到了系统调整的关键时刻。从美国来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水平目前占GDP的5%左右，美国外债占GDP的25%左右，都已经到了临界点。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予以改变，在未来5年内，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分别会继续恶化到超过GDP的8%~10%，美国外债占GDP的比重会超过40%，这时美国的偿债能力、美元和美国资产的投资性就会受到挑战，投资者会怀疑美国的偿债能力和美元的价值，不愿继续持有美国的资产，资金流入减少会引起美元贬值、利率上升和通货膨胀，美元危机会引起全球灾难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因此美国会采取明智的措施制止这种不平衡的进一步发展。从中国来说，以高消耗、高投资为代价换来的对美国销售市场和资金市场的严重依赖，同时又使大量国内储蓄闲置，巨额外汇储备无用武之地。从中国经济、金融的长远发展来看，这种模式是极为不利的，中国必须尽早地从这种模式中脱身。
2.人民币汇率升值意味着什么
对美国来说，迫使人民币升值是其经济增长模式调整战略中重要的一步棋。美国要改变目前这种增长模式，必须从三个方面下手，一是减少财政赤字，但在布什政府推行的低税率和增加开支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减少财政赤字几乎不可能；二是减少经常账户赤字，要减少5 000多亿美元的经常账户赤字，短期内只有美元贬值这一种途径。在市场决定汇率的情况下，美元贬值意味着其他货币的升值。那么哪个货币升值呢？从2002年以来的市场走势来看，美元走弱的时候，欧元都会走强，但是由于欧洲经济近几年增长疲软，欧元升值的空间不大。日元汇率波动较大，但日本经济仍没有走出低谷，日本政府又多次干预汇市，以维持日元弱势刺激日本出口，因此日元大幅度升值也不可能。而人民币以及其他亚洲货币，都几乎采取了同样的与美元挂钩的形式，如果美元贬值，而这些国家的汇率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将会使目前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因此，要实现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战略，人民币和其他国家的货币一样，必须与美元脱钩，并对美元升值，美国的调整一定要和中国的调整同步进行；三是提高利率，以增加储蓄和稳定调整期间的资本流。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美国社会各界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压，逼迫人民币升值，甚至以关税报复为武器来施压。
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人民币的独立性增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指中国可以借助这股力量，重新确立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战略和地位，在事实上的“美元霸权”体系中争得一块“人民币”的领地。挑战是指近期内虽然表现为人民币升值，但长期来看人民币是向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制演进，这对习惯于生活在固定汇率下的国内各界以及中国金融体系，都是一个挑战。从外部环境来说，美国的战略调整会减少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导致中国外汇收入减少；美国提高利率，又会使国际资金流动速度下降，增加中国吸引外资的难度，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人民币升值既是一次机遇又是一次挑战，中国将在一个并不乐观的环境中完成系统的调整和定位。
对国际金融体系来说，则意味着继欧元区在美元霸权体系下获得更多的独立性后的又一次“系统裂变”的开始。事实上，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就是一次最大的美元体系“裂变”，在这次“裂变”中，欧洲货币体系赢得了相对的独立。20世纪80年代美国逼迫日元升值是又一次裂变，但随着日本经济走入低谷，调整后的美元又重新取得了霸主地位；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不得不与美元脱钩，但是它们并没有取得相应的独立性，对美元及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并没有减弱；这一次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裂变”能否成功，中国能否最终在世界金融体系中获得较为稳定的独立性，取决于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在经济、金融上的合力，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美国调整速度的快慢。那么，中国准备好了吗？
3.中国是否做好了准备
在系统演进的分歧点上，哪个或哪些分歧可以被选择，并且可以放大成为决定系统演进方向、方式和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往往会受到与数学上大数定律相类似的一定统计规律的制约。即在众多的、有限的分歧作用因素相互合作与竞争过程中，一些较能适应内外部条件变化并能保持某种协调关系的分歧作用因素，在与其他作用因素的合作与竞争中往往占主导地位，是其所对应的某种演化方式、方向和速度具有较多的、以致最大的被选择的可能性。
单单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取得在体系中相对稳定的独立性，东亚金融一体化是东亚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后的主动选择，也是被系统演进所选定的一个分歧点，但这个分歧能否发展成为决定国际金融体系演进的一支主要力量，则取决于东亚国家的共同努力，中国的行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1）推动东亚经济金融一体化。
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都成了加快亚洲金融一体化的障碍，金融的协调需要政治和经济的协调为基础，认识到这一点，中国不仅积极推动《清迈协定》、亚洲债券基金框架下的金融合作，还谋求与东盟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协调。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意味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实质推进阶段。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信任发展到了新水平”。在增加与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方面，目前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东盟已连续10年成为中国的第5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东盟的第6大贸易伙伴。10年来双边贸易增长速度年均增幅达19.1%，2002年更是高达31.7%。在区域内直接投资方面，日本和“四小龙”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投资者。到2003年5月底，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投资金额超过6 233亿美元，其中的前5名除美国外，全部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区域内不断发展的贸易合作和投资、相互依赖性的日益增强，是东亚货币合作最根本的动力。
（2）推动次区域金融合作进程。
鉴于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大的进展，中国转而谋求次区域金融紧密合作的战略，即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三个地区首先实现金融紧密合作，继而实现次区域的货币一体化。这种安排有三点好处，一是与其期待东亚货币合作长远目标的实现，不如构建自己能够控制的、可行性更强的次区域金融合作；二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要给予外资金融机构国民待遇，那么先行降低门槛，让港澳等地区的金融机构取得这样的地位，把港澳作为中国金融业走向国际的第一个平台，无疑会起到一个试验场的作用，同时还能提高港澳等地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三是利用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与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相呼应，一个在外，一个在内，可以迅速提升中国在亚洲和世界金融领域中的地位。为此，2003年6月29日和2003年10月17日，中央政府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分别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协议》（简称CEPA）。协议降低了港澳银行在内地开设分支行的最低资本额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最低年限，便于港澳与内地金融融合的进程加快。
（3）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中的广泛使用。
人民币目前还不具备国际货币的能力和职能，但由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人民币的相对稳定，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对人民币有了一个不小的需求。为顺应这一趋势，我国屡次提高了居民出国购汇的限额，允许人民币银联卡在香港使用，允许香港银行开办人民币存款业务，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签订人民币结算的双边协定，并逐渐建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清算系统。在国内，则逐渐放开人民币利率，逐渐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限制等。这些措施都顺应了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需求，不仅有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还有利于东亚金融一体化的实质进程。
尽管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始终在不懈地努力，以促进东亚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但是系统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仍然影响着这一进程的进行，东亚国家的内在协同、来自美国和欧洲阻碍或推动作用，这三方的力量哪个将占优势，目前还很难判断，系统演进的前景仍处于“雾里看花”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