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学南怀瑾
“南大师的种种成就，似乎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美国驻中国的一名高阶官员曾告诉过我，按照传统，中国皇帝的顾问必须是集一切文化传统于一身的大师级人物。这位官员说：‘南先生可能是符合这种传统的最后一人。’”
——彼得·圣吉（美国学者）
南怀瑾好像很普通。他跟普通人只有一点点不同：向上走。“人往高处走”，谁不肯向上？但哪儿是上，哪儿是下，普通人分不清，南怀瑾分得清，就这一点点不同！可口可乐公司凭一点点“神秘物质”，做了二百年好生意。南怀瑾凭一点点素心慧眼，做了一世高人。
南怀瑾小传
1.少年立志，文武双修
南怀瑾于1918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乐清南宅殿后村一个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据说南氏家族世代乐善好施，并且每一代都有人出家，在历史上也出过几位高僧，这大概是他后来学佛的一个原因。他的父亲南仰周，12岁就撑起家庭重担，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不服输的精神，置下了一份家产，在地方上赢得了声誉，并娶赵氏女为妻。南怀瑾是家中独子，父母对他寄予厚望，自幼就让他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遍读经书，兼及书法等，闲时也看过不少武侠小说及文学名著，12岁时，就因天赋过人而受到地方人士的赞誉。
据说南怀瑾少年时，在家乡附近的一个道观抽过一支签；后来又在一个和尚庙抽了一支签，没想到，两支签文竟然完全一样：“脱却麻衣换绿衣，恰如杨柳遇春时。飞腾要取蟾宫桂，许折东南第一枝。”这个签语，透着他将以文才名动东南的意思，因此父母对他企盼更高。但当时的南怀瑾，对习文的兴趣还不如对习武的兴趣大。他曾回忆说：“我自幼个性就好动，并嗜读武侠小说，刚在12岁时即开始习练种种武艺。常私自贪阅武侠小说而躲在楼上书房按图瞎练，父母固不知情。因心慕飞檐走壁，自亦练学跳梁倒挂。有一天，不慎从梁上跌落到地，声震一室，家父听到巨大声响，上楼察看，才知道我在偷偷习武，当时他老人家并没有对我责怪，反而聘延武师到家教我武艺，这时起我才正式开始习武。”
南怀瑾13岁时，已念完私塾，本该到温州去上中学，但家中财力不足，供养不起一个中学生，只好让他在家里自修。考虑到他贪玩好动，在家读书容易懒散，父亲把他送到家庙去读书。南氏家庙建在附近的山上，离家约有五六里，平时人迹不至，只有逢年过节及婚丧嫁娶时，才有人到家庙去祭拜祖宗。南怀瑾被送到家庙后，平时不准他回家，家里人隔三差五地给他送一些好吃的东西。家庙里只有一个又呆又瘸的公公，南怀瑾在这里找不到玩伴，除了读书练武，就无事可干了。这里环境清幽，既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也特别适于静思。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南怀瑾不仅读了不少书，也对人生问题进行过很多思考。
经过几年自修，南怀瑾收获甚丰，他遍览经史，涉猎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多种中国功夫，对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医药卜算、天文历法诸学，亦颇有心得。更重要的是，他已立下了干一番大事业的志向，虽然身处家乡，心却早就飞到了远方。
2.壮士从军，远走他乡
南怀瑾17那年，一位在外地做事的同乡回乡度假，告诉他说，杭州浙江国术馆公费招生，非但不收学费，还管吃管住，两年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当武术教官。南怀瑾得知这一信息，大喜，当即就要去杭州报考。父母不愿他弃文就武，但拦不住他远走高飞的决心，只得筹借一笔路费，送他启程。
1935年夏天，南怀瑾跟那位同乡离开家乡，来到杭州，考入浙江国术馆。当时国术馆刚刚创办3年，学生不多，武术教师有十几位，一个个身怀绝技。南怀瑾印象最深的，一位叫刘百川，据说功力极高，用手在人家肩上拍一下，一般人根本吃不消。还有一位田老师，是教内功的，外表文质彬彬，一副文雅书生的样子，功夫却极好。教师们不仅功夫好，人品也很过硬，在传授武功的同时，也殷殷教导学生做人的道理。
国术馆除了武术课外，还开设文化课，教授国文、历史、生理卫生等等。南怀瑾正处于求知欲特别旺盛的年龄，除了认真学习学校的课程外，还抽时间到其他大学旁听。当时，杭州孤山上有个文澜阁，于乾隆年间由圣因寺改建而成，是一个很有名的藏书楼，里面珍藏着《四库全书》。南怀瑾设法弄了个借书证，每个星期天都跑到这里来读书。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这些珍贵典籍，南怀瑾以弱冠之年，得以畅览珍藏，可谓幸运。
1937年，南怀瑾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浙江国术馆毕业，获得武术教官的资格。不久后，抗日战争全爆发，不少爱国青年投笔从戎，投入到这场拯救国难的运动中去。当时南怀瑾刚进入金陵大学就读未久，他满怀壮志、一腔热血，决定走出校门，投身于抗日洪流。他从杭州出发，来到成都。不料，刚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遭遇了困境。当时流亡到西南大后方的人很多，找工作既不易，粮食也很紧张，南怀瑾盘缠用尽，吃饭也成了问题。
有一次，南怀瑾与表叔两人，整整三天没有吃过一顿饭，饭馆里飘出的香味、馋得他们口水直流，但他们身无分文，看得起买不起。南怀瑾饿急了，竞当了一回“小偷”，在一个馒头摊上偷拿了两个馒头。多年后，他在讲课时，谈到这段经历，曾引用古人的诗句曰：“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以此告诫学生们，要知道人生艰难，要珍惜眼前盛景。
南怀瑾在成都找不到什么机会，就来到川康边境的大小凉山地区，拉起一支队伍，办了一家“大小凉山垦殖公司”，自任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
让南怀瑾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支小小的队伍，竟然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四川一直在地方势力控制之下，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貌合神离，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非常尖锐。他这个外乡人，突然拉起一支队伍，当地的豪强以为他是国民党派来的，而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又以为他是一支地方武装，提出要收编他。南怀瑾受到两面夹击，左右掣肘，感到很难措手，所以不到一年时间，他就放弃了垦殖场，回到成都，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就读于研究班第10期。中央军校系由黄埔军校改名，当时仍由蒋介石担任校长。成都军校在成都的北校场，规模相当大，当时是总校。南怀瑾于军校毕业后，在中央军校军官教育队担任武术教官和政治指导员，他的军衔是少校，穿军服。他在成都军校的时间并不长，也没有成为蒋介石的嫡系。但这一段经历，至少在名义上把他同国民党政权连在了一起，影响了他人生的很长一段时期。
3.淡泊功名，学佛访道
南怀瑾目睹国民党官场的混乱与黑暗，已无意在军界、政界进取，倒是对学佛访道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离成都不远的灌县青城山，有灵岩寺，是一个著名的禅寺。南怀瑾的好友传西法师在此寺住持。当时不少知名学者如冯友兰、钱穆等均住在寺内闭关静修，在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个清静的去处，对这些学者来说，无异于世外桃源。一座庙里住着那么多的名人高士，自然引起了南怀瑾的极大兴趣，这里成了他经常拜访的地方。在这里，他有幸结识了大居士袁焕仙。袁先生是川北名重一时的禅宗大德，他是四川盐亭人，少年时博览群书，成年后曾在四川军阀杨森那里做过幕僚，跟日后当了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也有过交往。后来，他散尽家财，行脚天下，终于大彻大悟，晚年号称“盐亭老人”，与虚云大法师齐名，不少名流学者不惜千里跋涉来参访他。
袁焕仙当时正在灵岩寺闭关，南怀瑾假日在此盘桓时，得以和他结识，一见之下，顿觉倾心，遂拜在其门墙下。从此，他对军校武术教官的工作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专心致志地跟袁焕仙学佛参禅。1942年冬，袁焕仙出关后，到成都创办了一个禅宗道场——维摩精舍，南怀瑾辞去中央军校的教职，追随袁焕仙，成为维摩精舍开山首座弟子，法号“通禅”，据说得了袁焕仙的真传。他还陪袁老赴重庆参访过虚云大法师，悟境更进一层。
后来，追随袁焕仙的弟子越来越多，许多人的年龄比南怀瑾大，但都称他“大师兄”。袁焕仙在维摩精舍授课，内容不限于佛法，涉及儒释道诸家学问。南怀瑾和其他学生一起，把他演讲的内容记录下来，编辑成《维摩精舍丛书》。后来，南怀瑾有了自己的出版社，就把这本书出版了。使之流传，也算报答了师父的授业之恩。
袁焕仙一生收了很多门生弟子，唯独对南怀瑾最为器重，认为他“禅德巍然自拔，有独立振衣之概”，评价相当高。而南怀瑾也不负恩师所望，其学问道德，与恩师相比，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讲课的方式，也与恩师当年颇为相似，兼及佛道儒三家，而不是专及佛道。能传承恩师的精神，又更上一层楼，自成一家，正是报答恩师的最好方式。唐代高僧仰山灵佑曾说：见识和老师相同，会减损老师一半盛德；只有见识超越老师，才可以传授老师的遗教。南怀瑾能在师父的基础上更上层楼，堪称善报恩者。
时至今日，维摩精舍的弟子们早已飘零凋谢，健在者寥寥无几，但他们谈及南怀瑾先生时，仍称他为“大师兄”时，敬意溢于言表。
4.隐身名山，“闭关”修炼
1942年，南怀瑾为了深究佛法，一个人悄然上峨嵋山“闭关”修炼。
峨嵋山是中国佛教五大名山之一，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历史上有数不清的神话传说。南怀瑾“闭关”的大坪寺，在中峰顶上，由明末避世的得道高人松月法师开山，地处悬崖峭立的孤峰之上，只有猴子坡、蛇倒退两条崎岖的山路可通，十分险峻难行，不是一般人可以上得去的。每年农历十月以后，大雪封山，好几个月寸步难行。所以，这里很少有游人香客。山上吃水困难，只靠一个蓄水池，积存雨水和冬天的雪水。和尚们的粮食给养，全靠两位苦行僧从山下挑上来。南怀瑾在这里同出家人一样，穿僧衣，持“过午不食”的戒律。平时吃的菜，叫做“万年菜”，即辣椒、盐巴和干菜；逢初一、十五，有一点豆腐吃，就算“大开洋荤”了！
不过，正因为这里人迹罕至，正适合闭关静修。但南怀瑾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大坪寺藏藏有全套《大藏经》。《大藏经》是汉文佛教经典的总称，也叫“藏经”、“一切经”、“三藏经”，内容分经、律、论三部分，包括了印度和中国的佛教著述，南北朝开始编辑，至唐代已有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以后各代都有新译、新著入藏，堪称卷帙浩繁。在那个年代，有全套《大藏经》的寺院不多，也不是随便可以参阅的。南怀瑾并未剃度，本无资格闭关读藏，好在有当时负有盛名的普钦大法师介绍，又有许多重要人物推荐，他才得偿心愿。
当时重庆的报纸对他弃职学佛的事进行了报道：“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跃马西南边陲，部勒戎卒，殚力恳殖，组训地方，以巩固国防。迄任务达成，遂悄然单骑返蜀，执教于中央军校。只以资禀超脱，不为物羁，每逢假日闲暇，辄以芒鞋竹杖，遍历名山大川，访尽高侩奇士。复又辞去教职，弃隐青城灵岩寺，再遁迹峨嵋山中峰绝顶之大坪寺，学仙修道云云。”
在峨嵋山期间，南怀瑾独处幽室，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埋头阅读《大藏经》。这为他提升佛学修养奠定了雄厚基础。其间，袁焕仙先生曾特地上山看望这位心心相印的弟子，并在大坪寺为僧众们举行了一次“禅七”，又欣然题笔，为大坪寺作了一幅禅意隽永的对联——“此地即普贤道场，来天末雁，看岭外云，数遍色色尘尘，都是晴空一亘；何处觅秀头和尚，饮赵州茶，读慈明榜，历画山山水水，依然秋月半轮。”
后来，南怀瑾又从峨嵋山迁往五通桥多宝寺闭关潜修，由于闻讯来访者日见其多，他不胜其扰，又移至弟子张怀恕家的书楼上安居，除禅修打坐外，便埋首书丛，披阅了全套《永乐大典》等经史典籍，收获甚丰。
南怀瑾“出关”后，抗战已经胜利，在四川的外省人士纷纷东迁。当时南怀瑾已是声名鹊起，政府中不少要员都与他有过交往。四川省主席王赞绪力劝他出山为官，曾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的甘典夔想把自己在百花洲的别墅让给他住，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那时，国民党准备召开国民大全，一时间，“民主政治”搞得热热闹闹。南怀瑾有两个朋友，一位是曾担任四川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傅养恬，一位是中央军校教官、留苏出身的叶道信，他们因在报上发表和毛泽东《沁园春》的词而被蒋介石免职。他们想另组新党，参与竞选。他们很信赖南怀瑾的人品、学问、器识，诚恳地请他担任新党的党魁，南怀瑾一听，哈哈大笑道：“你们大家是我的好朋友，真想把我抬到火炉上烤啊！”
南怀瑾无意政治，对佛道的兴趣则与日俱增。1945年，他在神通俱足的风了和尚陪同下，远走西康、西藏，参访密宗各派大师。风了和尚为他护法并安排行程，满空法师为他担任藏语翻译，四川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谢子厚大居士则供养他红教、白教、黄教、花教等多种秘藏法本。其时，南怀瑾的一个朋友、国民党西康行辕主任贺国光，送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虽然国民党的将官头衔多如牛毛，并不值钱，但这个身份也给他的西行带来了很大便利。在这次行程中，南怀瑾参访了贡噶活佛、根桑活佛等大德，佛法修持更为精湛，又得到白教、黄教、红教、花教等多位上师的印证，被承认为合格的“密宗上师”。后来，贡噶活佛还在成都古刹大慈寺，特地为他传授了显密大小戒律，并亲手书写了藏文传法传戒的证书给他。
南怀瑾并未正式出家，却获得了“禅宗大师”、“密宗上师”的印可，堪称奇缘。
5.大开讲席，传道授业
南怀瑾结束西藏之行后，在云南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讲学于四川大学。1947年，他返回浙江乐清故里。旋即归隐于杭州天竺寺，披阅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继而在江西庐山天池寺附近，结茅庐清修。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屡战屡败，已呈江河日下之势。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急于招揽人才。李宗仁的“军师”白崇禧久闻南怀瑾的才名，托人传话给他，请他出山担任政治参议兼秘书。对此，南怀瑾一笑置之。当国民党气势正盛时，他尚且不愿人其“彀中”，在这种江河日下的时刻，他怎么会自人“囚笼”呢？
但南怀瑾自忖：自己虽然一直置身政治圈外，毕竟曾在军校任教，又挂过少将参议的空衔，到时候未必能过得了共产党的审查关。于是，他决定离开家乡，远赴台湾。当时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以及巨商名贾，虽然有钱有势，在拖家带口出逃台湾时，也难免十分狼狈，南怀瑾并无钱、权两项，想携带家眷就太难了。于是，他只好忍痛离别父母、妻儿，只身一人来到台湾。
南怀瑾初到台湾，因为人缘好，很多朋友、同乡都信任他，而且大家都想找出路，于是各自出资，推举他成立一家“义利行”，做海上贩运生意。未几，因为船只被国民党军征用，货物也被烧毁，顿时血本无归，“义利行”于是倒闭，南怀瑾也变成了一个穷光蛋。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起初，他跟新娶的妻子穷居于基隆海边的一处陋巷中，生活很是艰苦。但南怀瑾不愧是一个超然物外的人，他依旧保持了积极乐观的心态，并在贫寒困厄中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禅海蠡测》。
后来，南怀瑾迁居于台北龙泉街一个菜市场中，这里环境喧闹，污秽堆积。而且，他跟新婚妻子又有了孩子，家事顿然烦琐起来。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工作劲头与精神状态，他每天身居陋室，右手执笔疾书，左手抱着大一点的孩子，双脚还要不停地蹬着摇篮，照料更小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又完成了《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两部著作。关于他的这一段生活状况，他的学生张尚德教授曾这样描述：“一家六口挤在一个小屋内，‘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他的穷，因为他连‘四壁’都没有。然而，和他谈话，他满面春风，不但穷而不愁，潦而不倒，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他，他就是这个世界，富有极了！”
到了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经济逐步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对于文化也重视起来。1963年，“中国文化学院”聘请南怀瑾担任教授，这是他在台湾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后来，辅仁大学也邀请他担任教授，讲授哲学课程。辅仁大学和“中国文化学院”都是私立大学，规模和名气都相当大。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大学及社会团体邀请他授课，因此，他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
1966年，南怀瑾配合台湾当局，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倡导“伦理道德”。他和钱穆、胡适、林语堂、牟宗三、唐君毅等著名学者，往来于台、港两地，大力宣讲传统文化。后来，他又在台湾创办“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十方书院”等文教机构，传播文、史、哲及佛学等。
为了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1969年，南怀瑾在一些外籍学者、专家和弟子门生的筹划下，在美国加州成立了“东西精华协会”。同年，又在台北创立了“东西精华协会”总部，南怀瑾自任会长。这个协会的主要宗旨是促进社会福利和教育，南怀瑾还亲自为协会订下了三大目标：一是唤醒近世东方各国恢复自信，珍惜固有文化宝藏，而不盲目西化；二是重振中国人文精神，纠正西方物质文明带来的偏差；三是沟通东西文化，谋求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南怀瑾计划在协会之下筹建“安颐别业”和“青少年辅导院”，以帮助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和有心理障碍的青少年。同时计划筹建“国际文哲学院”、“禅学进修班”、“西洋哲学进修班”、“美术进修班”、“国乐进修班”、“语文进修班”、“国医进修班”等。不过，“东西精华协会”初创时，人力、财力都有限，这么多计划只能一步步来。经过几年发展，总算初具规模，学员增加到六七十人，开设了国乐、国画、书法、太极拳等课程，还从社会上聘请专业人士来授课，一时间，协会办得生机勃勃，声誉颇佳。
在此期间，南怀瑾还出版了他的名著《论语别裁》，该书一问世，即在台湾出版界引起了轰动，一版再版，畅销不衰。
1976年，南怀瑾把一切俗务交给学生管理，自己则闭关修炼。这次闭关，跟他三十多年前那次闭关一样，也历时三年之久，直到1979年底才出关。此时，他的声望更高，各方慕名求教者日益增多。他讲学的范围极广，除深入浅出讲述儒、释、道三家之学外，对历代谋略学、中华医药、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企业管理以及诗词、书画、星相、堪舆、卜易之学，无所不包。前往听讲者极为踊跃，讲堂内外，均人满为患。
另外，每周四晚上，南怀瑾还开设了一个特别班，参加者多为党、政、军各界的政要，以及财经、传媒、教育等各方面的高层人士，内中有少将、中将多人，还有众多“党国重臣”，陈诚的女婿、中央大学校长余传韬也是学员之一。讲课内容为《史记》、《长短经》、《战国策》、《素书》和《阴符经》等，持续了四年多时间。南怀瑾的一副联语，恰能表明他这段时间开设讲席的盛况：“白屋让王侯，座上千杯多名士；黄金如粪土，席前百辈数英雄。”南怀瑾本人的声望也与日俱增，在台湾，人们尊称他为“教授”、“大居士”、“宗教家”、“哲学家”、“禅宗大师”和“国学大师”，一度名列“台湾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
南怀瑾先生的名声，不仅著于岛内，也传扬海外。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比利时、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纷纷登门拜访、学习。南先生并无内外门户之见，不论哪国来的人，都是接之以诚、待之以礼，倾心传授。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既让学员们感动，也使他们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真心喜爱。一位德国学生回国时，向南怀瑾先生行跪拜大礼，然后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告别。一位加拿大学生，学了不到一年，似乎比不少中国人还中国化。他谦恭有礼、敬业乐群、文质彬彬，颇有儒者风度。他回国后，在加拿大政府部门任职，工作之余，他将南先生的《论语别裁》译为法文，使之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南怀瑾先生的雄才馨德，还折服了众多国外的著名人士。比如出身名记者、法号“大心净圆”的美国禅宗巨子卡普勒，弟子遍及五大洲。他跟南怀瑾先生两夕长谈后，心悦诚服，辞行时，紧紧地拥抱着南先生，激动地说：“我不能不再来。”后来，他盛赞南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禅宗大师，并经常介绍自己门下的弟子来向南先生参修。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创作他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曾专诚来台湾，在陈立夫的陪同下，向南怀瑾先生请教道家之学。
由于南怀瑾在台湾的名声和影响力太大，引起了台湾最高当局的不安，尤其是他办的那个特别班，聚集了众多高层人士，更是招来当局的猜忌。不愿涉猎政治的南怀瑾，一叶知秋，预感日后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做出了一个重大抉择——去美国。
6.以文会友，以德养身
1985年夏，南怀瑾离台赴美，在华盛顿创办“东西学院”，旨在推进东、西文化交流。旅美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不少客人来拜访他，不仅有美国人，也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埃及人以及美籍华人……他们多数为学者、教授，也有将军、政要及工商巨子，他们请教的话题，涉及佛学、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其中也有一些倾慕南先生常识、修养的小职员、小老板，不论来者是什么人，南先生一视同仁，热情接待。他谦和之德，经常令人感动。
旅美三年，南怀瑾先生未尝一日不思念中华故土，他曾赋诗一首，以慰思乡之情：“江山今古一轮浑，海外中秋月在门。百万龙天齐问讯，何时回首照中原。”
1987年，南先生结束旅美生活，移居香港，致力于各项建设事业及文化教育事业。他住在半山寓所，每日讲学不辍，慕名而来求教的学生络绎不绝，除了在台、在美时的门生故旧外，大陆政界、商界的重量级人物也不时来访。他一如既往，以诚敬心接待各方访客，毫无“贡高我慢”之态。
除此之外，南怀瑾还相继成立了光华教育基金会、国际文教基金会，自1989年以来，先后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二十多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文教机构等捐款200余万元，为推进中国文化科技事业贡献力量。他还投资2000多万美元创建了十几家合资企业，又在故乡温州成立南氏医药科技基金会、农业科技基金会等，还将乐清故居重建，移交地方政府作为老幼文康中心，并捐资为厦门南普陀寺修建禅堂。20世纪90年代初，他还投资1700万美元，助建金温铁路（金华至温州）。虽然他年事已高，但出世的雄风，不减当年。
在此期间，南怀瑾先生的多种著作也在大陆成为热销书。继北京团结出版社于1989年率先推出他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之后，1990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他的三部权威著作《论语别裁》、《禅与道概论》与《历史的经验》。这几部著作后来一版再版，畅销不衰。
1990年，上海佛学书局又推出他的五部佛学专著：《如何修证佛法》、《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这几部书也非常畅销，尤其是《如何修证佛法》一书，更受大陆僧俗大众的欢迎。此后，他的其他著作陆续在大陆推出，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南怀瑾热”，其旺势至今未衰。
南怀瑾自1955年出版第一部著作《禅海蠡测》至今，共有专著30余种，被翻译成英、法、荷、西、葡、罗马文等多国文字，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当世者希，不愧为一代大师。
如今，南怀瑾已年届九十，仍讲学不辍。他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身体力行，以利益天下众生，其弘法度人的精神，确实令人感佩。
在南怀瑾先生的客厅里，有一条幅，上有一诗：“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这大概是他数十年学养和追求的真实写照吧！
南怀瑾为什么不出家
南怀瑾先生既是“禅宗大师”，又是“密宗上师”，有此修为，何不出家为僧呢？难道他尚有眷恋，看不破吗？对这个问题，南怀瑾曾有诗作答：“前因后果问如何，眼阔心空且放歌。浮海十年家国事，闲情留取付梨涡。不二门中有发僧，聪明绝顶是无能。此身不上如来座，收拾河山亦要人。”此诗表明，他虽然不入佛门，但也不离佛门，要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
南怀瑾先生在《金刚经说什么》一书中，将此意说得更详尽：“法华经》上也说：‘一切世间法，皆是佛法。’世间的一切皆是佛法。《法华经》上又讲‘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并不一定说脱离人世间，脱离家庭，跑到深山冷庙里专修，才是佛法。治生产业就是大家谋生！或做生意等，各种生活的方式，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同那个基本的形而上道，并没有违背，并没有两样。”
这就是说，一个喜好佛法的人，虽然不出家，在俗世间，以佛家“自度度人”的精神，从事“自利利他”的事业，仍然是行佛道。
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不出家而行佛道的道理：有一次，无相禅师出外行脚，看到一个年轻人在池塘里打水车，就走过去，向他讨水喝。年轻人见他是和尚，羡慕地说：“如果有一天我看破红尘，我肯定会跟您一样出家学道。不过，我出家后不会像您这样到处行脚，我会找一个地方隐居，好好参禅打坐。”
无相禅师含笑问：“哦！那你什么时候会看破红尘呢？”
年轻人说：“这一带就数我最会打水车了，全村的人的水源都在这里，如果有人能接替我的工作，我就无牵无挂，可以出家了。”
无相禅师问：“你最会打水车，请问，水车全部浸在水里，或完全离开水面，会是什么样子呢？”
年轻人说：水车必须下半部浸在水里，上半部露出水面，这样才能灵活转动，打上水来。如果全部浸在水里，就无法转动了。完全离开水面，哪能打上水来。
无相禅师说：“水车跟水的关系，就如人与世间的关系，一个人完全入世，难免被五欲红尘挤压得动弹不得；倘若全然出世，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呢？”
年轻人顿悟，打消了出家的念头，决定继续打水车。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你擅长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好了。带着善良的愿望，做利人利己的工作，也是菩萨的事业，何必追求出家这种形式呢？
况且，出家也不等于割断跟世间的关系，只是从事世间一项比较特殊的工作而已。当时没有心理医生，僧人实际上承担着心理医生的角色，同时还从事道德教师、慈善工作者、风景区管理者、殡葬工作者等多种事务，他们的出世，只是心超然世外，不恋慕世间荣华，并不是与世隔绝。明白了这个道理，每个人都可以用超然的心态做自己喜欢而又有价值的工作，不出家也可做世间一尊“活菩萨”。
在历史上，不出家的“活菩萨”，不在少数，梁朝的傅大士即是一例。所谓“大士”，是梵文“菩萨”一词的汉译缩称，傅大士虽未出家，却证得了菩萨果位。
傅大士本名傅翕（497-569），浙江义乌县人，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16岁时娶留妙光为妻，生育了两个儿子。他的言谈举止常有异人之处，比如，他跟同伴一起在河中捕鱼时，他总是将鱼笼沉入水中，祈祷说：“要离开的就离开，愿留的就留下来。”所以他捕到的鱼往往要跑掉一大半，卖的钱比别人少很多。大家都笑他是傻瓜。
傅翕24岁时，中国禅宗第一代祖师达摩找到了他。当时达摩住在嵩山，因常作行脚的头陀打扮，人们都称他为“嵩头陀”。那天，“嵩头陀”在河边一把拽住正在捕鱼的傅翕，问道：“你不记得我啦？我与你一同在毗婆尸佛（释迦牟尼佛之前的六佛之首）面前发过誓，现在兜率天宫还存有你我的衣钵，你到哪一天才回头啊？”
傅翕被他说得一头雾水。嵩头陀将他拉到水边，教他临水自照。傅翕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水中倒影的头上竟然有圆光、宝盖等瑞象。
嵩头陀问他：“你何时重返天宫？”意思是问他何时出家。
傅翕笑道：“熔炉之所钝铁多，良医门前病人多。度化众生，才是我的当务之急，何必一心向往天堂佛国之乐呢？”
他决定在红尘中修行，而不走遁世之路。随后，他举家迁居河南嵩山，在山中结庐隐修，白天带着家人开荒种地，晚上打坐修行。有一天，傅大士发现自家的地里有动静，以为是野猪来糟蹋庄稼，便与妻子留妙光赶过去。不料，那不是野猪，而一个偷菽麦、瓜果的小贼。那人见了傅大士，既惭愧，又害怕，站在那里，不敢动弹。傅大士让妻子回去拿一只大竹篓来。小贼吓坏了，因为当地有将盗贼装入竹笼沉江的风俗。但竹篓拿来后，傅大士却对小贼说：“你这个篮子太小了，装不下多少东西。我送你一个大竹篓，省得你多跑路。”说着，夫妻二人替那人装满蔬菜与瓜果，让他拿回家。
傅大士苦修7年后，终于开悟，从此回到南方的家乡，开始讲经说法。
粱武帝大同二年，江南大灾，饥民遍地。傅大士与妻子大发善心，变卖田地家业，施斋救助灾民。几天后，他的家产、粮食便施舍一空。于是，傅大士劝妻子发愿卖身为奴，以救饥民。妻子留妙光也已悟道，发愿说：“但愿一切众生，因此同得解脱。”
傅大士也发愿说：“弟子善慧，稽首释迦世尊与三世诸佛，今舍妻子，普为三界众生消灾集福。”
同乡大财主傅重昌的母亲，出钱五万，买下留妙光。不过，仅过了一个月，老人家被傅大士的义举所感动，又将留妙光送回来了。
在傅大士的感召下，佛教徒们纷纷捐献财物，共赈饥荒。傅大士的善名从此传遍天下。梁武帝也曾请他去说法讲经。
历史上既有傅大士等众多俗家大德在前，南怀瑾先生从之于后，又有什么奇怪呢？他阐发佛学的精微，参合中西诸学的精华，以正法启导后学，做的也是世间一大善事业。他的功业，跟他是否出家，一点关系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