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陈独秀先生这句话见证了百年来人们对鲁迅的诸多误读。由于中国特定的、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人们赋予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大师诸多社会文化意义，鲁迅已成为一个象征符号。许多非正常阅读导致“鲁迅”面目的失真，以至于鲁迅的后人不由得发出了“鲁迅是谁”的天问，希望“给青年们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
但也并非完全如此，百年鲁迅研究毕竟也留下了许多可供后来者借鉴思考的结晶，尽管其中也可能瑕瑜兼有。本节仅以李长之写于1935年的《鲁迅批判》（1936年1月北新书局初版）为中心，回顾一下文学界由傅斯年、沈雁冰等的零散评议到李长之全面批评鲁迅的过程。
一、早期的鲁迅评论
鲁迅以独立不羁的思想发飙于《新青年》，其幽默的短篇文章旋即引人注目，鲁迅研究也由之开始。早期的鲁迅研究均为零散的评论文章。在这些评论中，读评者各据一己之标准，或肯定鲁迅作品抒写人生感受、改良社会人生的思想意义，影响较大的如张定璜、傅斯年、沈雁冰、周作人、郑振铎、吴虞诸君；或用盲目自信的浪漫主义攻击鲁迅的小说世界，如创造社的成仿吾、郭沫若等；或否定鲁迅小说的叛逆思想而肯定其现代技法，如陈源（西滢）、高长虹、梁实秋。
傅斯年较早地于1919年就注意到《狂人日记》“用写实的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旨趣，诚然是中国近年第一篇好小说”，并首次注意到鲁迅杂感的含蓄与深刻的特点。沈雁冰在1922年《阿Q正传》连载后即从思想与艺术两方面评议其为杰作，随后更在论述阿Q典型性的基础上肯定鲁迅小说结构形式的革新意义：“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以极大的影响。”与沈雁冰意见有所不同的是，陈源（西滢）一方面断言阿Q这一“type”（典型）将来会“不朽”，另一方面却不能理解鲁迅小说的划时代意义，后来干脆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鲁迅“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甚至连带说《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对此，胡适在回复苏雪林贬损鲁迅的信中也不禁为之仗义执言：“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冤枉”。
随着“革命文学”的到来，始终“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的鲁迅陷入思想与创作的蛰伏期。“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在时代的文学霸权与政治霸权的新争战中，成为社会文化分裂中各方臧否的中心。不同政治立场上的人们开始重新感受和认识鲁迅。
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有失偏颇地贬抑鲁迅。梁实秋承认“鲁迅先生的杂感文字是写得极好”，但耿耿于鲁迅“只遗下了一种主义和一种党没有嘲笑过”。胡适的意见显然有所保留：“凡论一人，总须持平。”张资平则恶呼“鲁迅大爷……‘醉眼陶然’了”。向培良也凑趣道“谁知他反而学阿Q式的反抗。此老每于愤怒之余，便自己向下堕落”。此类不负责任的评论曾泛滥一时。
以“革命文学”自居的创造社、太阳社作家对鲁迅的评价则由贬而褒，历经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首先是冯乃超贬损鲁迅“醉眼陶然的……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接着是钱杏邨（阿英）断言鲁迅的创作“没有时代的意味”，如此等等。由文学批评而转向无端谩骂，或许也是这个时期的特产吧。然而，持论公允者并不会为淆乱的论战所左右。不久，冯雪峰站在革命实践者的立场上肯定鲁迅为中国的时代知识分子之代表，是追求着“五四”反封建目标的思想革命者：“鲁迅是理性主义者……鲁迅做的工作是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陈独秀也始终赞赏鲁迅的“独立的思想”和“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接着，继茅盾于20年代初在《读〈呐喊〉》等文章中对鲁迅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深刻论述之后，瞿秋白作于1933年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更将研究的目光从鲁迅的小说转向鲁迅的杂文，正式把杂感作为一种文体形式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从社会历史的角度阐释了它产生与发展的原因。这些评议预示着全面的鲁迅批判时代的来临。
二、李长之的鲁迅艺术批评
李长之作于1935年的《鲁迅批判》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自成体系、全面完整、唯一经过鲁迅披阅认可的鲁迅创作批评专著。作者以坚定的、诚实的批判精神，不因对批评对象文化身份的尊重而虚美隐恶，“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用精神分析批评法，从人生与艺术的角度辨析了鲁迅的思想性格、人生感受和作品艺术，给人以启示。
李长之《鲁迅批判》最为突出之处，在鲁迅批评史上“不可替代、不可抹杀、卓然独立”地位的确立，在于其中的作品艺术分析。李长之首次将鲁迅的小说与杂文以至散文书信全部纳入批评的视野。他在新文化运动的全局视角中审视鲁迅，知人论世是其评判原则，臧否作家作品全在实实的时代层面上为之。《鲁迅批判》撇开对于鲁迅思想的探讨，看重鲁迅小说和散文抒情的真、结构的巧、叙事的从容以及行文的调和。抒情性、行文从容和内敛的秉性是李长之评判鲁迅的三大亮点。
抒情性是李长之感受鲁迅作品的切入点。他认为，鲁迅是一个诗人，是“情绪的”、“被动的”、有具体感官印象的“反映了时代呼声的”诗人。鲁迅的笔“是抒情的，大凡他抒情的文章特别好”，“含蓄、凝练、意味深长”，情感“丰盈充溢”，但又和“实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可视为鲁迅研究史上鲁迅小说诗化研究的滥觞。
李长之认为，鲁迅以他真切的理解力，“凭情感所摄到的印象”，绘制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真面目，并寄予了无限的同情。鲁迅描绘了礼教、文化、宗教、民俗、习惯势力等多重挤压下农民的真实境遇：闰土、七斤、祥林嫂、爱姑、阿Q等，但也“承认自己和农民有一层隔膜”，这大约因为鲁迅与农民的接触只是缘于小时候有限的农村生活经历；而他对于“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了解，则是不隔不离的明晰自剖了。鲁迅始终是一个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又对于社会有着最清醒、最深刻的认识，这使他能将自己最擅长的抒情的笔，用之于那些在时代阵痛中欲逃无路的知识分子。不农不官的孔乙己身上寄寓着作家的创痛，这是易见的。李长之评《伤逝》中涓生“就是作者自己，因为，那个性，是明确的鲁迅的个性”，而子君，“其中有对于女性最深切的了解”。李长之不熟悉鲁迅的婚姻悲苦，然作此书时，也正处于“常常失了理智的恋爱的旋涡中”，或许这正是有助于他理解涓生，理解鲁迅的因素吧。
法郎士有言，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熟悉的生活确是每个作家的首选。鲁迅散文、小说所表现的，也多有着自己的创痛的迹象，用弗洛伊德式的观察法，是深印着作者的童年记忆的。《鲁迅批判》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指出，由于“早年情感上受了损伤”的影响，“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但家国衰落的环境与执拗的反抗性格的选择和斗争的结果，使他同情受压迫者，反抗强暴，为女人、弱者辩，反抗群愚、奴性、卑怯，鼓励战斗和前进，因而“人格上全然无缺”，即在道德、思想上是健康的。鲁迅在表现对于愚昧、执拗、冷酷、奴性的农民的极大的憎恶和同情中寄托着求生存的信念和思想，在揭示痛处的时候没有忘记总结经验教训，甚至试图给出药方，使出“听将令”的曲笔法。但李长之宁愿偏重艺术的纯净，所以看不惯《药》里那个凭空出现的花环。
从容是李长之总结鲁迅作品艺术的最简洁、最准确的评判。他看重鲁迅文笔的抒情性，其实是着重于其中的“和实生活有一点距离”的“从容的笔墨”，这是他选择人生感受来评论文章的偏爱之处，他同意“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是一种不用之用，“这确乎是一切艺术的审美的性质和审美的价值的所在”。
李长之论鲁迅小说，认定《阿Q正传》“其特色在从容”，《风波》、《孔乙己》等成功之作也均是“以从容胜”。鲁迅“在简单和从容的笔底下”的幽默、亲切和悲哀、荒凉、创痛，在绰有余裕的叙写中凸现“奴性和愚蠢，造成了农民特有的精神上的伤疤”。鲁迅用他“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在《祝福》中，作家对于“被人奚落着，讽嘲着，咀嚼着灵魂的弱者”祥林嫂的叙说，也正是在舒畅的文字中延展着的。这些评议都切实触到了鲁迅小说艺术的精髓，而以叙事之从容论鲁迅，则李长之实为首位。
重审美而轻功用的李长之论鲁迅的杂文，在深刻的内容中也特别强调深刻的技巧——行文的从容。就情感的表达方面，他指出《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雍雅、清晰而深沉的文章”，《牺牲谟》与《战士和苍蝇》刻画细微，《为了忘却的纪念》从容流畅，《狗，猫，鼠》简短而调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说得巧，即暗讽、反讽。鲁迅的文章“造语自然，而含义不尽”，“他的笔常是扩张而又收缩的，仿佛放风筝”，这种从容叙写的优雅，是笔随心转的适意。
李长之注意到情感的内敛在鲁迅作品中的明显表现，外冷内热的文风亦是鲁迅留给人们的印象。情感的深切、沉重的悲哀是鲁迅埋藏心底的隐痛，“愤恨是掩藏了，伤感也隐忍着，可是抒情的气息，却弥漫于每一个似乎不带情感的字面上”。鲁迅之于阿Q、孔乙己、祥林嫂辈，是心记念之而又无从帮扯的。思想与环境的压迫见证着“穷人的苦楚”，在物质上毫无保障的族类自然不免渡向寂灭，有理想、有勇气如涓生、子君者也终于破灭了幻想。鲁迅笔下被损害被侮辱的人物身上，闲散、从容的行文中，有作家随意点染的无处不在的关怀，内敛的热情如运行着的地火。
因为情感的内敛，许多人以为鲁迅世故，映之于文风，便是冷峻。李长之从鲁迅作品内容的体验，确定“鲁迅虽然多疑，然而他的心肠是好的，他是一个再良善也没有的人”，“他的为人极真，在文字中表现的尤觉诚实无伪”，只是环境的隔膜，使鲁迅的笔墨偏擅抒写寂寞和哀感，呈现出含蓄、凝重多于直叙、通畅的面貌。如礼赞斗争的《野草》和回忆过往的《朝花夕拾》，寂寞的哀感中深蕴浓烈的、理性的热情。
情感的内敛是许多鲁迅评者的看法。与鲁迅交好的曹靖华特意转述喜讥评鲁迅的苏雪林的话，说鲁迅的文字“好像谏果似的，愈咀嚼愈有回味。这样的风格，便非那些提倡‘鲁迅风’的作家们所能及的了”。
三、李长之的“思想家的鲁迅”话题
在《鲁迅批判》中，李长之还评论了“思想家的鲁迅”这一聚焦了广泛争议的话题。李长之认为，鲁迅够不上有一个思想家的称号，只配做诗人、短篇小说家、杂文家、战士。他反复强调说“鲁迅在许多机会是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了，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他在思想上，只是一个战士，对旧制度旧文明施以猛烈攻击的战士”，“他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没有什么深邃的哲学思想”。在李长之看来，一个思想家应有思想的清晰和理论上的明确建设，而鲁迅是没有明确的思想方面的表述的。这表面看来是不错的，却是从流行的西方哲学标准出发，未能观照中国思想家的特殊表现，因而难免拘泥之嫌。
如何理解“思想家”这个概念，涉及中外思想家的哲学与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不同的问题。中国的哲学思想更多的是从一个人或团体的行事中体现出来，并非专要明晰的理论条款，这是中国的特色，如孔、孟、荀、墨、老庄等的哲学和思想多是从言行的作用层面上表现出来。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谈到“道家在作用层上表现本体”。徐复观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论集·代序》中论道：“中国的思想家，系出自内外生活的体验，因而具体性多于抽象性……是以潜伏的状态而存在。”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理论真理的事实真理，事实即根基。离开人生体验的“事实”，任何理论与思想都可能陷入“玄学”的境地。刘坤生先生指出：“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一般来说有着明显的中心与主题，使用明确的概念，结构严密、逻辑性强，使读者易于把握。而中国古代先哲们，他们著书立说首先是基于内外生活的体验，所以其思想是随处显发，论点往往分散多处；他们所用的概念，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往往蕴藏着不同的内涵，使后人很难把握。”李长之用西方思想家的观念来衡量外部环境迥然不同的中国思想，自然难以服众。
如孙郁所言，鲁迅是当时中国最忧患的灵魂。他在成长与生活的挣扎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他的思想深刻性和复杂性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要走进他思想的深处是相当困难的。近年来陈思和、朱寿桐等学者在肯定鲁迅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思想以及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基础上，还注意到斯巴达思想对于青年鲁迅的影响，这不仅合理解答了鲁迅弃医从文以启蒙民众、疗救病苦的多种原因，也更为深入地走进了鲁迅思想的内在层面。但这毕竟已是经过了众多学者近百年的思考历程。
应该肯定的是，李长之其实也了解鲁迅的全部作品所呈现出的对于苦难的国民和国家的关注与期望。但其《鲁迅批判》未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评判。事实上，与李长之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如刘大杰、许杰、许钦文、梁实秋等，也大多只从人生与艺术的视角，肯定鲁迅的文学艺术价值而否定其思想家的身份。就算视鲁迅为思想家的人们也未必能明白鲁迅思想的中国表现方式。如1938年10月，平心据15位上海文化孤军人士“关于鲁迅思想的研究”之讨论而整理成的《思想家的鲁迅》，“把他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来研究”，“他无疑的是照耀中国现代史的杰出的思想家”，但并未涉及其思想家的表现特点，而是将鲁迅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的文艺特色当作思想特点来论述。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李长之所作出的鲁迅“不够一个思想家”的判断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较早肯定鲁迅思想家地位的是冯雪峰和瞿秋白。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冯雪峰赞赏鲁迅“攻击国民性”、“攻击传统的思想”，瞿秋白则称赞鲁迅是所剩无几的“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的战士”。他们把鲁迅当作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代表，追求着“五四”反封建目标的思想革命者。鲁迅逝世，万民皆恸，激发了人们对这位时代伟人进一步的思考与认识。毛泽东推鲁迅为“新中国的圣人”，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近百年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变革中，没有一个文化先驱像鲁迅那样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民族性，那样自觉地、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文化革命，并对中国社会病根进行了深层的揭露和抨击，因此，其思想家的的称号如其文学家称号一样当之无愧。
概言之，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对鲁迅作品艺术风格和思想的评判多有灼见，有深度，有着许多个人解读的独到心得，更为可贵的是其不因对鲁迅的热爱而虚美隐恶的真实的批评精神，当然，其中也难免有欠成熟之论。鲁迅及其作品是一种客观存在，李长之以及早年的评判者们各依自己的文艺观或政治观作出了他们的阐释，至于对这种种阐释的体认，却又有待当下读评者们的仁智之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