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为目的步入文坛，小说是他“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手段，这已是鲁迅自己直言不讳且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为启蒙是否必定削减小说的艺术性，鲁迅小说是否“蔽于‘疗救病苦’的信条”，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般来说，海内外学者对此持不同见解。以《阿Q正传》为例，大陆学界普遍将其视为经典佳作，海外却有学者认为，该作之所以“轰动中国文坛，主要是因为中国读者在阿Q身上发现了中华民族的病态”以及鲁迅“把阿Q之死与辛亥革命的失败联系在一起”，如果“就它的艺术价值而论，这篇小说显然受到过誉”。更有学者认为“以小说论小说，《阿Q正传》有很多重大缺陷”。笔者感觉此说有失公允，故在上节专论《阿Q正传》结构艺术民族化的基础上，本节再就海外部分学者对《阿Q正传》及鲁迅小说艺术处理的质疑，有针对性地续谈其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阿Q正传》“结构很机械”的问题
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中，以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影响最为深广。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位学者，司马长风和夏志清的文学观念其实并不一致。一个倾心于“文学独立”的纯文学的批评，一个持文学创作“和‘人生’切切相关”的理念（虽然其“人生”内涵与鲁迅之倾向不同），两人间甚至曾有过笔墨官司。但开阔的中西学识视野和较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他们都能以较客观的态度坦承鲁迅在小说艺术方面出色的技巧、过人的简练以及非凡的笔力，并都曾以细读的方式在他们的著作中分别对鲁迅的《狂人日记》、《在酒楼上》、《祝福》、《肥皂》等作品进行了欣赏性的文本解读。但无独有偶，两人对国内学者好评如潮的《阿Q正传》却都不持好感，尤其不满意作品的结构处理。夏志清认为：“就它的艺术价值而言，这篇小说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司马长风也认为：“检读阿Q全文，第一篇‘序’可以完全取消，那篇序好像画人多画了一条尾巴。”“那篇序自然要砍掉。”
作品的“序”可以取消吗？《阿Q正传》的结构很机械吗？笔者的看法与其正好相反。
作品的“序”是否可以取消，我们要从作品本身来看。如上节所指出的，《阿Q正传》的“序”是从古典小说“楔子”、“入话”衍化而来，但在保留“楔子”介绍人物（阿Q的籍贯、姓氏、地位）、强化主题等作用的同时，已开始刻画阿Q性格并适当铺垫，是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其中写道：
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
穷到连“陇西天水郡”的赵姓都“不配”，阿Q却手舞足蹈地说：“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在“比秀才长三辈”的夸耀中也就显露了阿Q自傲自大的性格特征。而“序”中提到的赵太爷对阿Q“姓赵”说的呵斥打骂，作者为阿Q作传之由来，以及阿Q犯事的案卷等，则在有意无意间点出了阿Q的地位、命运，为作者描写阿Q未来的悲剧命运即情节的结局作了很好的铺垫。虽然作品的“序”只是情节的开端部分，但已对阿Q的个性特点作了初步介绍，点出了阿Q未来的命运，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已成为《阿Q正传》这个艺术整体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如果缺少了第一章“序”，不但阿Q的籍贯、姓氏、地位说不清楚，性格缺少初步的描写，人物结局缺少必要的铺垫，而且小说第三章也无法写下去。因为第三章“然而阿Q虽然常优胜，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的开头，便是接着第一章赵太爷打阿Q的片段来写的。可见，第一章“序”是作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关于《阿Q正传》“结构很机械”的批评，也是一种不切作品实际的挑剔。仅仅是《阿Q正传》的“序”中那别开生面的一、二、三、四的程式，程式中幽默风趣的叙述语和旁征博引的考证方式，外加一小段活灵活现的场面描写，其形式的新鲜活泼就说明作品的结构其实并不机械。更不必说“序”中对人物的初步介绍是那么鲜明具体、生动有趣。
至于作品的整体结构，更有着鲁迅先生独特的匠心。上一节我们曾经谈到《阿Q正传》采取了独特的先横后纵的结构方式，此处再简略论述。
所谓先横后纵，是指作品先是在前三章以若干个时空不连贯的横截面的片断集中表现阿Q的个性特征，让人首先对阿Q的精神胜利产生深刻印象；之后，从第三章第五段起，几个故事之间有关联，是时空连续的纵向发展。先是年届而立，对女人开始感兴趣的阿Q摸了小尼姑一把，到舂米时向吴妈求爱，并为此断了生计，无奈之下离开未庄另谋生计。接着，进城—返未庄—卖赃物—革命—被杀。这样的框架组织，情节完整，水到渠成，但又并非平铺直叙，而是有跳跃，有省略，从而使得作品的节奏明显加快。
之所以如此布局，与《阿Q正传》所要达到的目标——刻画阿Q形象、表现阿Q的命运有关。同样是通过情节刻画人物，《阿Q正传》并不像一般现代小说那样斤斤于“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高尔基语），而是意在写出人物命运变化的历史，而人物的命运又跟人物的性格、地位直接相关。因为只有阿Q这样地位卑下却又妄自尊大、个性粗疏、稀里糊涂的人才可能走向这样的结局。而为我们所熟悉的作品，如《骆驼祥子》是写祥子性格的变化发展，在情节三起三伏的纵向发展中，写出祥子美好的人性怎样被毁灭。《边城》也是写翠翠的心理变化和性格变化。通过叙述时间的巧妙设计（现在—两年前—一年前—现在—后来），写出了翠翠爱的觉醒和爱的曲折。这种爱的觉醒和曲折使得一个原本天真单纯的小姑娘慢慢变得内心常感悲凉，并逐渐变得坚强。这两个作品都是描写性格发展变化的历史，人物的性格先后有很大的区别。《阿Q正传》则不一样，小说从头至尾，阿Q的性格并无更大的变化，变化的是阿Q的命运。因此从第三章起其纵向的情节发展，就非常合理地写出人物为何要走向最后的“大团圆”结局，是一种命运变化的历史。而这种命运变化的合理性、情节的水到渠成以及适当的快节奏，都说明《阿Q正传》的结构不但不机械，相反是自然合理而又新颖巧妙的。
二、关于《阿Q正传》格调上“插科打诨”的问题
夏志清、司马长风两位先生对《阿Q正传》的另一批评是作品的格调。夏志清的看法是，《阿Q正传》“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司马长风也说：“其中两段插科打诨的话，尤其违反小说的要求。”
司马长风批评的根据是鲁迅自己很少提《阿Q正传》。1922年鲁迅写《呐喊》自序不提《阿Q正传》；1936年负责《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编选不选《阿Q正传》；另有一本选集也不选。即使1926年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提到，也是说这一作品的缺点：“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
鲁迅自己关于第一章“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和司马长风先生所说的“两段插科打诨的话”，第一段应该是指“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第二段则是“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认真阅读作品的序，我们应当承认，鲁迅自己的反省和司马长风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若是就整部作品来看，格调是否“近似插科打诨”，笔者却不能表示赞同。
其实，如果以我们正常人的眼光看，这部中篇的人物有好些都是不够正常的，人物有些夸张变形，尤其是阿Q，生活中怎么可能有这样荒唐可笑的人？而且，不但阿Q的言行可笑，未庄的有些人和事也很可笑。如果是以写实的标准去看，当然是“近似插科打诨”的。
比如下面一段：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
“嚓！”
王胡惊得一跳，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缩了头，而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边；别的人也一样。
但在小说中，我们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部讽刺小说。讽刺小说类似美术中的漫画，往往要以夸张的手法去描绘人物的言与行。讽刺小说与一般小说所不同的就在于它滑稽的语调，夸张的描写，甚至有些变形的人物形象刻画。因此，《阿Q正传》以滑稽的语调去讲述故事，人物形象刻画有些夸张变形和“近似插科打诨”的描写，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更何况，鲁迅在刻画阿Q这一形象时，还采用了一些荒诞派的手法。所以，阿Q的行为才可能那么搞笑，那么不可思议。夏先生的批评令笔者想起了十几年前严家炎先生对有些学者的批评。当时有些学者对金庸作品的流行不以为然，认为金庸作品的人物刻画和一些描写很虚假。严家炎先生为此专门指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作品，不能以现实主义的标准去作评价。而夏志清先生持一般写实作品的标准去评价讽刺小说《阿Q正传》，应该是有欠妥当的。
三、关于阿Q形象刻画的问题
对于作品中的阿Q形象，夏志清、司马长风两位先生的看法也与国内许多学者有所不同。夏志清给阿Q的定性是“清末时中国乡下最低贱的一个地痞”。而司马长风则在指出阿Q形象的刻画缺陷时说：“主人公阿Q无统一的个性，他被写成既胆大妄为又卑微懦弱，既投机取巧又痴呆糊涂，既是被迫害者又是迫害者，既狡猾又麻木……。在小说技巧上这是明显和严重的错误。”
首先，两位先生关于阿Q是“一个地痞”和“既是被迫害者又是迫害者”的形象定性就值得商榷。何谓地痞？一般的解释是指地方上的流氓、无赖，甚至某一地方的恶霸，不讲道理的人，一定区域内性格霸道蛮不讲理且欺压弱势群体的人。可读过《阿Q正传》的人都很明白，阿Q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地位卑下的有精神胜利和封建意识，有些痞气和小偷小摸缺点的贫困雇农的形象。至于说阿Q是一个“迫害者”更是不着边际的评价。因为无论怎么说，阿Q顶多也只是性格上有些欺软怕硬而已。
其次，是阿Q形象的刻画是否“无统一的个性”？笔者的看法是，作品并不存在“无统一个性”的问题，阿Q既有着其精神胜利的主导性格，但又有着与其主导性格并不矛盾的多面的个性表现，其实正说明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从这一人物的刻画来说，阿Q给我们的感觉应该主要是他的自傲自大、安于现状的精神胜利，这是他的主导性格。至于他有封建意识、畏强凌弱，则与他妄自尊大的主导性格并不矛盾。不仅如此，鲁迅笔下的阿Q还具有对一切满不在乎、粗疏、无所谓的个性。比如，他的对话总是简短的、不假思索的、不讲道理的，如：“没了”；“你叫得动它么？”他的心理活动也是极其简单、闪烁式的，从不多想，一躺下便打鼾。他买东西不数钱：“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往柜台上一扔。”细心的人怎么可能拿成把的钱去买东西？只有性格粗疏的阿Q才可能如此。他向吴妈求爱也直奔主题：“我跟你困觉。”他唱的总是“手持钢鞭将你打，锵、锵、锵”的简单的几句唱词。正是一个对一切满不在乎、大大咧咧、粗疏、无所谓的人，才可能妄自尊大、安于现状。由此可见，主人公阿Q并不是无统一的个性，而是既有妄自尊大、安于现状的主导性格，又有自己独特的满不在乎、大大咧咧、糊里糊涂的个性表现。正是这性格的多面性，加上人物外貌神情的生动勾勒，才使阿Q成为现代文学世界里一个令人难忘的、有着独特内涵的、成功的艺术形象。
除了以上几方面关于《阿Q正传》的评议外，夏志清还曾谈到鲁迅“不能从自己故乡以外的经验来滋育他的创作”问题。其意思是说，鲁迅取材很窄，只能描写他的故乡。张爱玲曾在《写什么》一文中说：“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那到底是艰难的事。”因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写起来得心应手，每个作家又都有自己的局限，写别的生活，“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但要“另生出一棵树”，“到底是艰难的事”。因为你不熟悉生活，没有感受，就无法联想、想象，无法细致地描写事物，更不可能深刻地、出色地刻画人物。所以，后来到了美国的张爱玲所写的也都是她青少年时所经历、所熟悉的生活，如《同学少年都不贱》，如《小团圆》，或者是将《金锁记》的素材再写成《怨女》。后者尽管也是一篇好小说，而且风格上体现了一种与《金锁记》所不同的有更深长回味的苍凉，但即使是改写，她也只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由此可见，夏志清对鲁迅的责备未免有失恰当。
可能读者会有疑问，为何海外的个别学者对鲁迅的部分作品尤其是《阿Q正传》的评价如此失当？为何海内外的学者批评鲁迅有如此大的分歧？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是特殊年代造成的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差别所使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内流行的简单化的社会研究法及相当部分学者对鲁迅的过度诠释，于是带来海外学者在鲁迅研究甚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纠偏。在许多方面，海外学者多样的方法和重于审美的文学本体的解读，给当时国内重于社会批评的学界带来许多冲击，他们的许多见解都令人耳目一新，相信今后仍会予以研究者许多启迪。但在某些方面，他们的批评也值得商榷。以鲁迅的小说为例，“纯文学”批评的司马长风先生就认为，鲁迅的小说之所以存在如此缺陷，是因为鲁迅“把小说（也可以说是文学）看成了‘改良社会’的工具，在他看来，小说并不是为了表现艺术的美，而是利用小说形式，艺术装饰来传达‘改良社会’的思想，来激动人们去改良社会。只要能达这个目的，他便不再多做艺术加工，因此艺术之肉每每包不住‘改良社会’之骨，作品未免太寒素，有时太简陋了”，他甚至认为，“鲁迅蔽于‘疗救病苦’的信条，所写则多是没有布景，缺乏彩色的概念世界”。
对于这样的批评，笔者是不能苟同的。笔者认为，“心事浩茫连广宇”的鲁迅确实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小说是他“疗救病苦”、启蒙民众的手段，这是笔者在本节开头已指出的事实。然而，有两个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第一，鲁迅的文学为启蒙、为改良并无任何不妥。从文学功能的多元性来看，文学作用本来就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家重道义审美，有的偏娱乐消遣，有的重人性探索，还有的重艺术美感，不能说偏重哪一点就不允许，关键只在于作家的艺术处理。而且，从当时民族的危机来看，文学思想启蒙的需求尤其迫切。第二，为人生的鲁迅并不忽视艺术的美，相反，他在小说的结构艺术、形象刻画、表现手法、叙述角度等方面都取得极高的成就。虽然鲁迅的小说并非篇篇皆佳构精品，正如李白、杜甫写出的并不都是佳作一样，甚至《阿Q正传》也存在微瑕，但是，他的小说大多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孔乙己》、《伤逝》、《祝福》、《阿Q正传》等名篇是现代小说园地中的奇葩，孔乙己、涓生、祥林嫂、阿Q、闰土更成为读者心中永不湮灭的形象，鲁迅也以他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作家。即使是鲁迅的论敌苏雪林，到了1966年，在她的《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收入《文坛话旧》）一文中仍直言不讳地回顾了她对《阿Q正传》的高度评价：“《阿Q正传》可真把我们闹疯狂了，大家抱着读这一篇，读后又互相批评。当时我们欢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与风趣……我读了周作人的评价，对《阿Q正传》始获得深一层的看法，更觉得这篇小说的价值之高。”
文章至此，关于“鲁迅蔽于‘疗救病苦’的信条”以及“《阿Q正传》有很多重大缺陷”等论述，相信已是足可明确否定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