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曾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写于1943的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以其真挚、富于生活情趣的艺术个性获得了读者和同行的高度好评。张爱玲当年就说过“近代的最喜欢苏青”，作者的高超之处就在于“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觉中”。笔者认为，《结婚十年》的主要成就，在于贯穿于整部作品犹如血脉贯通躯体般的民俗文化描写及其与作品的情节安排、形象塑造等融为一体的娴熟的艺术功力，以及由此生发的作品特有的文化韵味、审美意蕴和艺术魅力。
一、民俗角度与审美需求
小说《结婚十年》是从民俗的角度写婚姻生活的。这一表现角度的选择不是任意的，它决定于作品审美表达的需要。
作品描述了一对青年夫妇的婚姻悲剧。作品的女主人公苏怀青，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行动上却困守着传统道德的现代知识女性。在多梦的少女时节，她便由母亲做主，嫁与世家弟子徐崇贤为妻。刚下花轿，竟发现自己已成为“第三者”，她只好忍痛离家，并试图找回自我，但“一女不事二夫”的俗见和将为人母的事实，迫使她返归夫家。生下女儿不久，丈夫因与情人反目回到她身边，两人一起到上海组织了小家庭。如果说，新婚时丈夫的别恋已埋下夫妻不和的种子，那么，到上海后，“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人大丈夫，女人小妻子”等古老的心意民俗则一次又一次地引发并逐渐加强了两人的矛盾。怀青满腹才华，文笔出众，她希望能以写作来体现自我的价值，也使自己无聊的生活有所寄托。丈夫却为此大动肝火，只许她当一名能当家、会打扮、爱撒娇、善于取悦丈夫的好太太。这使她时时感到难言的压抑和难堪。最终，因符合丈夫“贤妻”标准的丽英的出现，导致了两人的彻底决裂。
婚姻悲剧的造成，其原因当然不可能纯而又纯，时代的、历史的、性格的、经济的……种种冲突往往纠合为一体，而以其中的某一突出矛盾为主导因素。但无论是哪一主要矛盾引发的悲剧，大都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离不开特定时代和历史传承的约束。《结婚十年》所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基本的思想。尽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苏怀青，在受教育程度、自我意识和独立能力等方面，已根本区别于子君、蘩漪等女性，但她比之“旧式女人”蘩漪，充其量也只能算个半新半旧的现代女性。正如怀青自己所慨叹的：“我是满肚子新理论，而行动上却始终受着旧思想支配的人。就以恋爱观念来说吧，想想是应该绝对自由，做起来总觉得有些那个。一女不事二夫的念头，象鬼影般，总在我心头时时掠过。”从而更多地体现出在新文化运动退潮后，千千万万的青年男女，尤其是受过新思想洗礼的青年知识女性，虽有心与传统力争，却无力与传统抗衡的鲜明的时代特色。从中形象地表现了“在历史与自我的双重负荷下女性自身价值的寻求和失落”这一重要的主题。
作为作家倾诉生命感悟的载体，作品总要打上作者人生思考的印记，尤其是强烈地传递主体意识的自传体小说。因此，生活中一直在归宿感和女性价值间徘徊、挣扎的女作家苏青，自然也就无法潇洒地为女性同胞开出切实解决问题的良方。究竟完满婚姻的底蕴是什么？怎样看待女性的依附意识？女性的人生价值又从何体现？这些在小说中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失败的婚姻经历毕竟给了作家苏青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使她真切地感受了传统男性文化中扼杀女性自我的极不合理的一面，也使她能够比较清醒地同时又不无痛心地检视在这种文化统治下自然衍生的女性自身的种种弱点。这种由生命体验而自觉引发的审视和反省，便使她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超乎寻常的审美力量。作品中无论是对小家庭生活的细致描绘，还是对夫妇间不和谐心理的生动刻画，其中人物的一举一止、一思一念，作者均是现实主义的描写。看似信手写来，未加评说，实际已经过有意的提炼和选择。因此，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一系列具体可感的可供读者进行审美评价的完全对象化了的生活画面。令读者在沉浸于其艺术境界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或是与怀青的典型性格产生认同，或是从中获得某种人生的颖悟。而对于造成崇贤心灵异化，促成他与怀青日常牴牾并最终离异的传统文化中丑的一面，更可能有所识别，有所了解，从而作出合乎读者认识水准的判断。
也许是出自这样的审美需求吧，作者才在艺术的处理上选取了并不多见的结构角度——在婚姻生活与民俗文化的交织融汇中，表现女性自身价值的寻求与失落，这委实是贴切至极的选择。
在作品中注入民俗的基因，国内并非始自苏青，现代的鲁迅、柔石、沈从文、赵树理均是这方面描写的高手。在近现代外国文学中，巴尔扎克和川端康成也以此闻名，典型的有川端康成的《古都》，这部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在描写孪生姐妹千重子和苗子的孤独命运时，成功地运用了日本民族具有民俗意蕴传统的四季感，将京都一带的山川草木、四时风物与人物的悲欢离合的描写糅合为一体，使作品不仅在民族特色的表现上，而且在民俗基因与小说艺术的融汇等方面均成为当今小说创作的典范。
与日本文学中对民俗风情的深深依恋倾向有所不同，中国现代的危机意识迫使作家们不得不更多地注重民俗文化的审美观照作用。作家们大多通过对陋俗陈规的鞭挞剖析，展示特定时代某一部分阴暗窒息的生活，以引起对不合理社会的认识和反抗，对于这些“人间风俗画”的刻画高手来说，无论其审美观照的对象如何，是美或丑，他们的小说创作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因为民俗基因的成功吸纳而在现代小说的艺术性、民族性以及审美价值等方面独树一帜。
二、民俗基因与情节设计
民俗化的生活概括之所以能为文学创作增添光彩，首先决定于民俗的普遍性。民俗作为“人类生活中普遍而特殊的一种社会存在”，既伴随着人类的生活无处不在，又最富于活色生香的生活气息。凡追求文学的真实性的作家都没有理由对民俗视而不见，而生活情趣和真实性又正是衡量作品是否具有艺术魅力的关键。其次是民俗相对的民族性、地域性。民俗实际是人类在不同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下谋求更好生存且世代传承的精神性产物，它往往从各地区、各民族的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生儿育女等物质形式上反映出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共有的文化意识、心理特质。那些能从本质上把握并从个性的角度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共同性的作品，当然就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和民族特色。与此同时，作为世代传承、相对稳定的精神性产物，民俗随着时代的进化而有所进化，就会显出其与时代不相协调的一面。而这种与时代不相协调的冲突性，往往有助于构成作品的矛盾冲突，使不少成功地描写陈规陋俗的文学作品在具有深刻的审美认识意义的同时又加强了作品的艺术吸引力。
如果说鲁迅是这方面的开山宗师，那么苏青便是一个突出的后起之秀。她既在民俗审美观照对象的选择方面与鲁迅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同时又在民俗基因与小说艺术的融汇方面走出了自己的路径。这明显地表现在《结婚十年》中对民俗生活的大量摄取并使之服务于情节的安排和人物形象的刻画等方面。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像《结婚十年》这样大量地直接地描写民俗的作品，似乎是极为罕见的。即使是鲁迅先生的名篇《祝福》，尽管在年前祝福、新年祭祖、山里抢亲、寡妇禁忌、捐门槛等江浙风俗的叙述中开始并最终完成了祥林嫂催人泪下的悲剧故事，但那与鲁迅先生一贯的简练得近乎苛刻的故事叙述融为一体的诸种习俗，更多的是用作推动人物个性转变的契机，或是为人物的悲剧命运提供一个特定的环境氛围。在作品中，以简练著称的大师完全无意于展开有关风俗的描写，虽说民俗与祥林嫂精神世界的联系清晰可见，但我们从作品中几乎看不到有关习俗的具体描写。然而，文学的创造本质决定了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作家各异的人生体验，作品不同的审美意旨更造就了艺术表现的千姿百态。于是，采撷自作家铭心刻骨的情感历程的《结婚十年》，给我们带来的便是一种艺术的新奇：作品大量地描写民俗。仅仅是开头两章从女主人公苏怀青上轿前后到拜堂成亲，环绕着“成亲”这一中心事件细细写来的婚嫁习俗便不下20种之多。几乎民国时期流行于作者故乡宁波一带的婚嫁习俗，如出嫁前夕与母同睡、花轿进门前新娘不准下地、处女乘花轿、寡妇坐彩轿、轿神考察新娘贞洁、饮合卺酒、讨喜包，乃至新娘下厨、戴珠冠端坐等均应有悉有。其所占篇幅之多，实际已构成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当然不是为了炫耀或猎奇，其用意之深，完全出自整体艺术构思之需要。尤其是在情节的安排设计上，几乎从故事的发端到情节演进的每一步，都由民俗事象或心意民俗充当着铺垫，起到激化矛盾，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故事是从怀青上轿前夕开篇的。怀青就要告别浪漫的少女时代成为新嫁娘了。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她尽管对旧习俗不完全在意，但为着不违拂母意，仍半认真半敷衍地循旧例行事，直到被弟弟抱上了花轿。作品这样写道：
说起这花轿的规矩来，母亲倒是教过我的，她说坐定后便绝不能动，动一动便须改嫁一次。我一直不敢动，直到后来伴娘把一只滚烫的铜炉放在我脚下了，灼得我小腿都快焦掉，不禁左挪右挪的，把屁股不知颠动了多少次。至于我将来是否会再嫁三嫁而至于多次嫁呢，那是有待事实证明了。
这里怀青对古老习俗的违逆，虽然出自无可奈何的境况，但已暗示了她婚姻后来的不幸。
怀青下了花轿后，新郎崇贤却迟迟不见踪影，这本是宁波一带新郎躲避的习俗，但怀青旁边崇贤的情妇瑞仙的一番悄悄话，却使不明就里的怀青本能地感到新郎是有意的躲避。作品又一次预示了今后夫妇感情的危机。
由于有了这开头的一幕，接踵而来的喜筵、闹房、捧茶、下厨等在一般新娘子心目中本当视为幸事的仪式，却成了对怀青精神的折磨。她简直弄不清是瑞仙“在事实上占夺了我的丈夫呢？还是我在名义上攫取了她的情人”。可见，作品前两章中有关婚礼习俗的种种描写，实际已是悲剧的起始。那紧紧结合着情节的需要无处不在的民俗描写，已成为故事情节中理所应有而又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它既为怀青倔强自主的个性提供了各种表现的机会，也使故事的叙述、情节的开端显得极其自然、真实而不露丝毫斧凿之迹。张爱玲所赞赏苏青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觉中”，显然与作品对民俗生活的吸纳有很大的关系。以后各章中的民俗事象和心意民俗的描述，也紧紧地与情节的发展融汇为一体，成为激化矛盾，推动情节发展的有机因素。
民俗的描写之所以能起到激化矛盾，推动情节的作用，与部分民俗所具有的与时代不相协调的冲突性不无关系。“一女不事二夫”、“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有着明显的儒家思想印迹的心意性民俗，本身就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仍然有极大市场的传统男权文化，与女主人公的自我、独立、平等的意识产生冲突是必定无疑的。何况怀青虽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但其心灵深处特定民族的文化印记却无法抹去。因此她内心的冲突实际从未止息过。她与崇贤的矛盾冲突，她自己内心的困惑、压抑、痛苦，都一步步地将她与崇贤的婚姻关系推向绝路。正因为这样，作品虽无意于像《祝福》那样写陋习以引起疗救，但女主人公怀青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却能引起读者对女性自我价值问题的深深思考，并对传统的男权文化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意识。
三、民俗描写与形象塑造
当然，作品中所描写的民俗，并不全是冲突性习俗，其中占篇幅不少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生活习俗，如催生、满月、归宁、过节等习俗以及我们上边提到的形形色色的婚嫁习俗。孤立地看，这些生活中处处可见的习俗，一般并不具备冲突性，从某一角度讲，其“存在”还有着相当的“合理性”。但当作者将其汇入特定的生活事件中，则能起到激发人物的内心冲突、促进情节的转折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也许是以第一人称写作的缘故，作品并不像一般的情节小说那样重故事，重悬念，而是更多地把笔墨放在人物的言行举止和内心世界的具体描绘上，通过女主人公从新婚到离婚整整十年间其所思所虑所作所为来展示她痛苦的心路历程。这些饱含着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并通过民俗事象引发出来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大都写得精彩出色，从中可见人物独特的性格及其发展过程。
出嫁时的怀青，单纯而稚气未脱。循旧例新娘上轿当天不得下地，她尿急忍无可忍，竟孩子般地用枕头当作尿具。待弟弟抱她上轿时，见小弟气喘吁吁，索性下地自个儿走进花轿，全不顾亲友们在一旁虎视眈眈……几个与民俗仪式结合为一体的细节描写，将怀青单纯而略带任性的个性表露无遗。然而，当怀青带着她18岁少女的梦嫁到夫家后，仅一年工夫，她的稚气、单纯便消失殆尽。这明显地表现在满月仪式的描写上。
孩子满月时，外婆送满月礼，是吴语地区普遍的习俗，只是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或丰盛或简单而已。怀青生了个女孩，公公婆婆皆大失所望。满月时，经济并不宽裕的母亲为了不让婆家委屈了心爱的女儿，想方设法备齐了满月礼，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其中仅穿的便有360件，而且件件花色样式互不重复。见到母亲如此煞费苦心，怀青不禁感慨万分：“生女儿本是件没光彩的事，女儿生了外孙女又是一番没光彩，我可怜母亲一世碰到不如心的事情真是太多了，这番又何必强给我装体面。”可是寡母的一片苦心依然落了空，连喝杯满月酒都要遭亲家冷落，受小姑子冷嘲热讽。此情此景，使“我的脸上在发烧，心中的怒火更犯燃着，心想你们这批不自尊的女人呀……我偏要做些事业给你们看”。仅此一例，我们便可想见怀青生下女儿后，其所受的精神重创和她对重男轻女思想的极度愤慨。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自尊自重的她最终与崇贤走向决裂的必然。
形形色色民俗仪式的描写，除了作为生活的重要因素加强了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的魅力，真实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及其发展外，还能为人物的个性表现提供足够的依据。作品中各种繁文缛节的描写，其目的之一，便在创造特定的环境氛围，为人物的活动提供独特的生活环境。作品中的徐家和苏家——两个时近民国30年仍拘守礼节，对传统婚育习俗循规蹈矩的江南书香世家，便分别是男女主人公生活成长的典型环境。然而两个家庭又是如此的不同：前者双亲健在，家境富足，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在这个家庭中仍根深蒂固；后者父亲去世，家庭虽不贫寒但已在破败之中，寡母为维护面子不得不在俗礼上做足工夫。作者通过徐、苏两家在民俗礼仪上的些微区别，写出了人物性格得以形成的特定环境。因此，从这样的两个家庭中走出来的必然是两个在观念和作为上都有所不同的人物形象。而怀青嫁到夫家后时时处处感到的束缚和崇贤浓厚的男权意识也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了。
本来，通过民俗的描写来创造独特的环境氛围，这一点我们在现当代小说中也经常可以见到，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创造环境氛围的同时，还注意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与典型环境的内在的联系，从而在深层次写出了主宰人物行动的不同的“魂”。对崇贤形象的刻画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与怀青一样，崇贤也是在大都市里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学生，但自小受旧家庭的熏陶，加之身兼长子、独子的双重身份，使他早已被传统宗法思想主宰了灵魂。他学的是最具现代意味且专门维护人权的法律专业，但对于他来说，这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已。在他的心目中，根本没有半点男女平等的人权意识。他娶怀青，并不是出自对她的爱，而是因为她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从以后“我们的子孙一定是贤而聪明”的目的出发的。他不愿意有才华的怀青显示才干，认为“女人读书原也不是件坏事情，只是不该一味想写文章赚钱来与丈夫争短长呀，我相信有志气的男人都是宁可辛辛苦苦设法弄钱来给太太花，甚至给她拿去搓麻将也好，没有一个愿意让太太爬在自己头上显本领的”。出于这一心理，他对怀青的读书、写作等作为极为反感，认为妻子是存心要爬在他头上显本领，因此，从最初禁止妻子读书看报、写信写文章，到大发雷霆、酗酒使气。在他身上，“女子无才便是德”、“重男轻女”等落后的观念可谓刻画得淋漓尽致。
公允地说，崇贤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男人。虽然他有着自古以来男权社会所默允的公子哥儿恶癖，家有娇妻却在外与寡妇要好，但一旦收心也想与怀青好好过日子。他虽然反感怀青的作为，但觉得委屈了怀青却又能稍作容忍。他不爱他认为不像贤妻良母的怀青，但另寻新欢时，又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他要面子，讲虚荣，为人庸俗浅薄，但也孝敬父母，爱孩子，尽自己之所能赚钱养家。尽管他的这种努力是出自一个大男人的自尊，但毕竟比某些无能无耻又毫无责任感的男人尚能为人所接受。正因为作者注意了人物身上传统文化的约束与传承，又注意挖掘了人物性格的多侧面，从而将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真实可信又有相当的历史厚重感。相比之下，当代的某些长篇小说，尽管也用一定的篇幅描绘了形形色色的民俗风情和传统文化，但由于整体艺术构思不周或作家功力之故，并未写出主要人物的主导性格与某种文化间应有的联系，人物的个性表现既缺少深层主宰的“魂”，形象的深刻真实也无从谈起，于是乎，作品也就减弱了应有的魅力。
《结婚十年》在民俗基因与小说艺术的融汇上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止这些。作品通过民俗的摄入，大大地加强了小说的可读性，这一点，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不同层次的读者对作品的可读性往往有不同的要求，因此，不同风格的作者也尽可以在可读性方面作出自己独特的建树。但一般来说，如何做到描写富于情趣、引人入胜并不忍释卷，是一部小说具有可读性的起码要求。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还能让读者从中得到某种经验的补偿，或知识的拓展，抑或体验的印证，无疑就会具有更强的可读性。《结婚十年》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其中，民俗的描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俗的描写能够加强小说的可读性，与民俗所具有的趣味性、知识性有直接的关系。民俗的形成，大多伴随着一定的历史掌故，而民俗文化的流传既有相当的普遍性，又带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特色；当作家将其糅进大大小小的生活事件中，并以她雅洁含情的文笔写来，作品读来就饶有情趣且充满了知识和兴味。作品中宋康王（高宗）泥马渡江获救与花轿的来历，轿神与处女贞节的故事，新旧合璧的婚礼，归宁过夏的八色礼品和三道茶，外婆的催生礼和满月礼等均是如此。这些描叙，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从中获得的是某一知识层面的开拓和人生经验的补偿，能够满足鉴赏主体的补偿需求；对于有过类似阅历，谙熟这些文化的读者来说，则能产生一种重复体验的愉悦，获得一份张爱玲所称赞的“‘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如此种种，便是《结婚十年》一书具有较强可读性的体现，也是这一作品能够吸引众多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许是熟悉读者心理的女作家苏青在卖文为生的生涯中被迫练就的本领，但对于我们今天的许多作者来说，却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