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把文章区分为能引人阅读之文和能引人写作之文，后者是一种复数的存在。“纯粹的复数，并非意谓有诸多意义，因为多义仍然可以居于一个统一的结构内，而纯粹的复数，却消去中心与统一性，无等级，无顺序。”“只有写作，于其自身的劳作内接纳最大可能的复数，以此，才能不借助强制力而对抗每种语言的帝国主义。”笔者认为，《小团圆》正是这种复数的存在，其中包含着各种意义，而各种意义之间并无等级。从不同角度解读《小团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张爱玲其人其作。
2009年，迟到了30余年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终于面世。虽然张爱玲表示过销毁《小团圆》原稿的意愿，但笔者十分认同宋以朗先生的出版决定。张爱玲于1975年写完《小团圆》后，便把文稿寄给宋淇，希望在港台两地同时连载。早在1944年发表的《童言无忌》中，张爱玲便表示：“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童言无忌》、《烬余录》、《私语》等文章开始，张爱玲就已经在写自传了，《小团圆》只是最后的完成篇。
一、生活的戏剧化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艺术摹仿现实，现实则摹仿理念/真理，因而，艺术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了三层。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明确表示了对艺术的贬抑态度。艺术摹仿生活的观点，经由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阐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世纪后期的王尔德却认为生活摹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摹仿生活。张爱玲认同王尔德的见解，她在《童言无忌》中自陈：“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随处可见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对照与交叠。
对于九莉而言，生活的戏剧化首先意味着艺术丰富乃至建构了对生活的理解。与此同时，生活也深化了人物对艺术的感受。正如生活是复杂的，艺术也千差万别。抗战胜利后，汉奸邵之雍逃难去了，不顾山长水远路途遥遥，九莉决定到乡下去找他。在叙述路途见闻、相见不欢之前，叙述者颇为突兀地描写了九莉在乡下祠堂看的半场戏。这半场戏是小说第九章的全部内容，这也使第九章成为全书篇幅最短的一章。九莉“十分惋惜没看到私定终身，考中一并迎娶，二美三美团圆”。这一章既是以反讽的笔法点题，“惋惜”一词又可见出九莉内在的矛盾挣扎。生活所本的戏剧也是千差万别，之雍喜欢古典戏曲里的二美三美团圆局面，九莉认同现代电影中视彼此为唯一的一夫一妻关系，二者冲突对立，九莉何尝不想成全之雍，成全自己的第一份爱情，无奈过不了自己这关。
在张爱玲笔下，生活的戏剧化往往隐含着另一重更为深刻的思考，即真实和虚幻之间是否存在清晰的界线？还是说，人生原本就是一场表演？这种思考在和《小团圆》同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色，戒》中有集中的表现。王佳芝原本是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在舞台上演慷慨激昂的爱国历史剧。她以“在台上卖命”的心态介入现实世界中以美人计暗杀汉奸的行动，计划顺利开始的心情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在珠宝店中，王佳芝游走于现实和戏剧之间，试戴六克拉的钻戒时想的是：“可惜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这么一会工夫，使人感到惆怅。”过于入戏，无法抽离，真爱的幻觉模糊了现实的残酷性，王佳芝低声说出“快走”二字。从台上到台下，王佳芝短暂的一生正是一场又一场表演的连接。
九莉当然不是王佳芝，九莉不相信后者践行的国家民族主义，她认为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她不会为了所谓“真爱”放弃自己的生命。但她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同样迷惑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线。情思萌动，“她红了脸低下头去，立刻想起旧小说里那句滥调：‘怎么样也抬不起头来，有千斤重。’也是抬不起头来。是真的还是在演戏？”电光石火的瞬间，九莉不仅意识到自己的爱是第二轮的，而且困惑于这份爱的真实性，她怀疑她与他不过是在进行一场爱情表演。九莉承认自己的恋爱经验源于电影，她也发现“这次与此后他都像是电影上一样只吻嘴唇”。不仅是缺少实际经验的九莉，即便是经验丰富的邵之雍，也在按照电影提供的图式，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摹仿。这个发现动摇了九莉的信心，她必须通过语言来确认爱的真实性。于是，在接吻后，两人有这样的对话：“是真的吗？”她说。“是真的，两个人都是真的。”《色，戒》中的王佳芝，把现实当成戏剧，依然感觉到“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小团圆》里的九莉，一直怀疑自己的爱情不过是表演，并最终确认了爱情的幻灭。但正如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所说，她想表达的是“爱情的百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东西在”。如何在真实和虚幻之间理解人生，是《小团圆》的重要命题。
二、浮生若梦
《小团圆》虽然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但叙述者始终以九莉的视角聚焦，她在文本中处于超然的位置，也是唯一一个内心世界得到细致呈现的人物。通过各种梦境的描述，叙述者深入剖析了九莉的愿望和恐惧。从某种意义上说，梦在小说中有着结构性的作用，并成为重要的象征符码。作为自传性小说，张爱玲讲到自己时，仍然是一贯的坦率，内心深处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想法，也以梦的方式一一揭发。
被父亲关禁闭的九莉，生了大病却只得到一盒万金油，九莉在高烧中“梦见她父亲带她去兜风，到了郊区车夫开快车，夏夜的凉风吹得十分畅快。街灯越来越稀少，两边似乎都是田野，不禁想起阎瑞生王莲英的案子，有点寒森森的。阎瑞生带了个妓女到郊外兜风，为了她的首饰勒死了她”。生活在坐吃山空、日益败落的家庭，九莉深深体会到人性的自私，即使是有过甜蜜记忆的父亲，为了钱也可能失去人性，甚至伤害女儿的性命。这种恐惧正是九莉想方设法逃离家庭的根本原因。事实证明，九莉看似决绝的行为是明智之举，因为是儿子而被母亲放心留下的弟弟，被父亲和继母耽误了教育和婚姻。
九莉怀着崇拜之情爱上邵之雍，在对方逃难期间，依然不离不弃，不仅不顾路途险阻前去探望，而且多次寄钱接济，甚至在梦中还担心对方的生活。“她梦见站在从前楼梯口的一只朱漆小橱前——橱面上有一大道裂纹，因为太破旧，没从北边带来——在面包上抹果酱，预备带给之雍。他躲在隔壁一座空屋里。”就是这个男人，在逃难途中还要拈花惹草，期待二美三美团圆的生活。“她梦见手搁在一棵棕榈树上，突出一环一环的淡灰色树干非常长。沿着欹斜的树身一路望过去，海天一色，在耀眼的阳光里白茫茫的，睁不开眼睛。”九莉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十分擅长人物心理分析。就是自己的梦也要进行一番解析，于是有了之后极富意味的补充叙述：“这梦一望而知是茀洛依德式的，与性有关。”“她没想到也是一种愿望，棕榈没有树枝。”与其说九莉精通弗洛伊德理论，能够准确地解析梦的含义，不如说九莉是在提醒自己面对现实。九莉期待成为对方的唯一，之雍却同时爱两个人，甚至更多，自己不过是他爱情树上的一根树枝。这棵树上已经长出很多树枝，并且还将继续长出新的树枝。在和之雍的爱情中，九莉其实一直感觉到双方感情的不对等，只是她有意无意地选择盲视，沉醉于金色的永生那天长地久的感觉。这个梦代表着九莉不想面对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在惊奇于《小团圆》真实程度的同时，读者不应忘记其毕竟只是一部自传性的小说（《对照记》才是自传）。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强调《小团圆》的创作“需要加工，活用事实”。笔者认为，小说中的梦就是在活用事实，是对现实的加工，是九莉存在状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人生和人性的洞察与清醒使九莉很少有快乐的体验，即使是梦，也只有一个快乐而短暂的梦。“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非常可笑，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就在这时候醒了。”醒来之后，九莉快乐了很久很久。蓝天、阳光、木屋、孩子、爱人，九莉的梦想也是很多女人的梦想，带着几分童话色彩。童年是九莉仅有的幸福时光，童话是九莉最大的向往。即使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不过是个梦，九莉也只做过一次，对她而言，连做一个美梦都是奢侈。
《小团圆》的开头和结尾写到：“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以一段完全相同的话，叙述者实现了首尾的呼应和对接，并建构了一种稳定恒常的状态。绝望等待时那惨淡的心情，正是九莉的日常存在状态。“一直做梦梦见大考，总是噩梦”，以绝望的等待开始，又以绝望的等待结束。在噩梦和噩梦的循环往复中，“犹疑在波涛，怵惕梦成魇”，九莉的人生真相相当惨淡。
浮生若梦，九莉有时会产生错觉，把事实当成梦境。每当记忆闪回到岁月静好的童年时，九莉总有恍如隔世之感。“有时候她想，会不会这都是个梦，会忽然醒过来，发现自己是另一个人，也许是公园里池边放小帆船的外国小孩。当然这日子已经过了很久了，但是有时候梦中的时间也好像很长。”到底是怎样的生存状态，使得一个女人竟然不敢相信自己也拥有过短暂的美好时光？
三、自觉的反高潮
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到《花凋》、《封锁》，以及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张爱玲娴熟自如地实践了反高潮的叙事艺术。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名为《传奇》，用意却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所写的故事大多是反传奇。张爱玲在《谈跳舞》中表白：“我喜欢反高潮——艳异的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可以觉得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小团圆》不仅继续游刃有余地反高潮，而且把“自觉的反高潮”用为叙述过程中的修饰限定短语，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
楚娣一直想知道人家求婚怎么说。“有一次绪哥哥说：‘你怎么没结婚？’那时候躺在床上，我没听清楚，以为他说‘你怎么不跟我结婚？’我说‘你没跟我说。’”转述的几句对白全用英文，声口轻快，仿佛好莱坞喜剧的俏皮话，但是下一句显然是自觉的反高潮：“他说‘不是，我是说你怎么没结婚。’”在这段叙述中，最有意味的还不是话语或情节从美好梦幻向荒谬残忍的跌落，而是当事人楚娣自我抽离的旁观立场。楚娣通过特定的语言（非母语的英文）、语气（轻快）、方式（好莱坞喜剧的俏皮话），成功地把切身之痛转化为传闻轶事，把悲情故事的女主角转化为喜剧故事的叙述者，从而有效地自我隔离，减弱了事件的感伤色彩。值得一提的是，楚娣的方式正是九莉的方式，乃至张爱玲的方式。
在张爱玲笔下，反高潮与其说是一种叙事手法，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和人性的洞见。人生不是完美无缺，人性也不是尽善尽美。《小团圆》中，余妈经常讲阴司地狱的事，九莉便想：“她要无穷无尽一次次投胎，过各种各样的生活，总也有时候是美貌阔气的。但是无论怎样想相信，总是不信，因为太称心了。”小小年纪的九莉已经了悟，不会有完全称心如意的人生。从根本上说，张爱玲的写作原则往往不是（或不仅仅是）出于艺术效果的考虑，而是基于她对人生、人性、爱情、亲情、生活、生命的体悟和理解。亲情不浪漫，爱情也未见得快乐。“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就在九莉确定之雍感情的瞬间，叙事仍然由高潮滑向反高潮，“但是一只方方的舌尖立刻伸到她嘴唇里，一个干燥的软木塞，因为话说多了口干”。简直大煞风景，根本不是言情故事的路数。恋爱中的九莉写了一首诗：“他的过去里没有我，/寂寂的流年，/深深的庭院，/空房里晒着太阳，/已经是古代的太阳了。/我要一直跑进去，/大喊‘我这这儿，/我在这儿呀！’”诗写得稚拙可爱，表现出九莉对爱情的喜悦，对自我的期许。她希望自己的出现对于他而言是重要而独特的，她将带给他活力、色彩和美好的一切。然而，张爱玲以惯常的方式，接着写道：“他没说，但是显然不喜欢。他的过去有声有色，不是那么空虚，在等着她来。”或许爱情悲剧的症结不仅在于他的过去有声有色，更在于她太清醒，太聪明。
《小团圆》的总体风格趋向素朴、散淡、老到，但其中所体现的张爱玲对人性的洞察，对文艺的审美取向，与早年并无太大差异，其后期创作仍在实践早年确立的艺术哲学。这种现象应该解释为后期创作的停滞，还是证明她的确是早慧的天才作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