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先生的一生，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密切而长期的交往。他不仅与李大钊笔者曾写《李大钊与于右任》一文，刊登在《陕西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6期上，后又收入《李大钊研究论札》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毛泽东有过许多重要的来往，而且与周恩来有着更深的友谊。
周恩来与于右任的交往，是建立在国共两党真诚合作的基础之上的。众所周知，于右任一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终生积极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3年，在国共两党将要合作的情况下，周恩来在法国得到孙中山的命令，在欧洲组织中国国民党。1924年秋，周恩来回国后，立即投入到国共合作的重要部门工作。尤其是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创刊号上写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题词后，同年10月，于右任就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由武汉迁重庆，亲笔题写了报头“新华日报”。这就为于右任与周恩来之间的合作和交往，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和于右任的直接交往，大约是在1939年。据屈武回忆说，1939年上半年的一天夜间，王炳南找到他，说周恩来在新华书店楼上约去谈话。周恩来着重对他讲：“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又说：“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对两党合作团结抗战问题立场要坚定。在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周恩来的这些话，给于右任先生以深刻的影响，而于右任先生对周恩来的这种爱护和关怀表示感激。1939年冬，周恩来通过屈武向于右任先生说：“汪精卫已由重庆逃跑，投降日本去了。他虽然走了，目前重庆还有更重要更危险的投降派，他们直接间接地和敌人勾勾搭搭，请于先生注意。他是国民党元老，应该在国民党内仗义执言，做扶倾救危的工作。”当屈武把周恩来的这个指示转告给于右任先生后，他当即表示：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调查清楚，决不能听任一些人进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勾当。此后，于右任先生几次在作广播讲话时，都痛斥汪精卫等人的叛国罪行。
1941年1月上旬，蒋介石为了破坏抗战，有预谋地制造了皖南事变(茂林事件)。周恩来愤怒地说：皖南事变是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重大阴谋，我们不要为反动派的阴谋吓倒，要坚决粉碎他的进攻，继续斗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沉痛地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和诗，刊登在《新华日报》第2版和第3版上。周恩来的这25个字，不仅揭露了皖南事变的实质，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而且也向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当于右任先生得知这次事件的真相以后，非常气愤，他拍着桌子大声地说：“这样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并盛赞道：“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之后，周恩来还多次支持于右任先生同蒋介石的独裁专横和国民党上层贪污腐化现象所进行的斗争。周恩来曾对屈武说：于先生的姿态很好，这是对老蒋独裁作风一个有力的揭露。又说：你要请于先生鼓起勇气，对老蒋该顶的还是要顶。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于右任先生非常赞成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主张，表示反对内战，支持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周恩来对于右任先生这种积极而坚定的态度，不仅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而且非常细心地进行了许多具体而有重大意义的部署和安排。
其一，1945年9月，当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由周恩来陪同特意登门拜访了于右任先生。
其二，1949年4月16日，当屈武向周恩来汇报了国民党代表团对于右任暂缓来北平的意见后，周恩来说：我都完全知道了。张文白自己向我谈过。我曾对他说，于先生现在能来北平很好嘛。我们欢迎他来。文白说明了他不同意于先生此时北来的意见，我也不便遇事干涉。接着，周恩来又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将来决裂了，如果于先生在北平，那就请他留在这里，不再返回南京。现在他既然不能来平，你到南京后马上告诉于先生，如果南京拒绝批准这个协定，我们解放军决定本月二十日渡江占领南京，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人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其三，当于右任先生被胁迫去了台湾以后，1961年3月中旬，他给香港的老朋友吴季玉写信说：今年是我妻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清，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得知这一情况后，回到北京即将于右任先生的这种悲伤心情写信告诉给周恩来总理。一向关心于右任先生的周恩来，立即委托罗青长告诉屈武，亲自去西安以女婿名义为于夫人祝八十大寿。当于右任先生在台湾收到为夫人祝寿的照片和寿礼后，他喜出望外，真是高兴到了极点。特别是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使他非常感动。他要吴季玉告诉屈武，向周恩来表达他诚挚的谢悃。周总理听了很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
周恩来的这些活动和言论，是代表党中央的。“我们欢迎于右任先生来北平！”“我们现在就希望于右任先生能来北平！”“我们会派飞机接于右任先生来北平！”“我们更期望着于右任先生和我们一起组织新政协，一同合作！”从周恩来的这些话语里，我们深深感到：中国的革命工作需要于右任，祖国的建设事业更需要于右任。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光辉历史上，这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于右任先生在临终的前两年，即1962年1月24日写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的悲歌，其怀念家乡亲人、不忘大陆、热爱祖国之情，真是感人至深。屈武认为，于右任先生在逝世以前，之所以能够发出这样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哀音，“这固然与于先生一贯的为人和思想有关，也是周总理长期工作的结果”。笔者感到，这话说得十分贴切，毫无夸张之处。
1985年12月13日初稿
1989年5月补充修改
作者附记
本文引用的材料，主要依据屈武写的《于右任与国共合作》(《陕西地方志》1988年第2期)等文以及朱凯写的《于右任与国共合作》一文(《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特作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