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说过：“陕西历史上人才是不少的！”转引自孔从洲：《魏野畴二三事》一文，载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魏野畴》一书，1版，49页，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事实确是这样，古代是如此，近代以来更是如此，于右任先生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于右任先生原籍是陕西省泾阳县斗口村，1879年4月11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1964年11月10日病逝于台湾。他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是著名的书法家、爱国诗人。在于右任先生革命和爱国的一生中，他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积极追随者，而且长期与中国共产党有着联系，尤其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还有着一段合作共事的经历。就他们之间的印象来说，最初毛泽东是通过阅读《民立报》而建立起来的。
《民立报》是于右任先生于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办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由于右任担任社长，于右任、宋教仁、吕志伊等主编，辟有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等，1913年9月4日停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是一份在当时办得颇有影响的报纸。1911年，毛泽东在长沙上中学的时候，就被这份报纸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17—18页。由于毛泽东从《民立报》上对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受到极大的启发，并进而使他第一次发表了政见，因此于右任先生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就留下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就为于右任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然而，于右任与毛泽东的实际接触和交往，是随着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而开始的。1924年1月20日，于右任和毛泽东都参加了孙中山先生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22日，“于君右任”、“毛君泽东”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1月30日，于右任和毛泽东分别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会后，根据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的决定，在上海建立了国民党地方执行部，于右任与毛泽东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里开始了合作共事经历。毛泽东很尊重于右任。那时，于右任是工人农民部的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的秘书。档案材料表明：1924年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到会者有于右任、毛泽东等，会议由胡汉民担任主席，毛泽东担任记录。3月6日，召开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于右任、毛泽东等到会，由毛泽东担任记录。3月13日，召开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议，于右任和毛泽东均到会。3月20日，召开第四次执行委员会议，于右任、毛泽东到会，并由毛泽东担任记录。这里，需要提出的是，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后，表示拥护国民革命，分别电邀孙中山和于右任北上，共商国是。我们党在全国发起了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各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积极开展斗争，为孙中山北上作后盾。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多次赞扬孙中山1924年11月应邀北上发表《北上宣言》的重大历史意义。当时，于右任先生正是以“孙文代表”的身份，先后北上抵京的。因此，在毛泽东对这一事件的赞扬中，也就包括了于右任先生。1926年1月1日至19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于右任和毛泽东又分别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和毛泽东共同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于右任和毛泽东的友谊，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考验，并且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抗日救国，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于右任看到《八一宣言》后，表示完全拥护，衷心赞同，深感中国有了出路。于是，他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享颐、陈树人、孙科等一起签名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力促蒋介石改变反共立场，团结抗日。从此，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关头，于右任的这一正义立场，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1936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申明了我们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9月22日，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就特别提到了于右任先生。信中说：“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李石曾先生、吴稚晖先生、张溥泉先生、于右任先生……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1版，66—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于右任先生从《八一宣言》和毛泽东这封极其恳切的信中，受到鼓舞，坚定了他与共产党继续合作的决心。于是，于右任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写了许多慷慨激昂的诗篇，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而且多次痛斥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的行径，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做了许多我们党所不能做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即1945年9月，毛泽东率代表团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由周恩来，王炳南陪同，特意登门拜访了于右任先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心和问候。内心激动的于右任设宴款待毛泽东，席间，两人谈笑风生，推心置腹。于右任称赞毛泽东渊博的学识、宽阔的胸怀和政治家的风度，遂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内战，赞成和平，支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解放战争期间，于右任先生仍然怀念他同毛泽东的情谊。在李宗仁代理国民党政府总统职务以后，1949年2月上旬，在上海组织了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为代表的“上海人民代表团”。邵力子也以私人身份参加了代表团。这个代表团2月14日到北平与中共商谈了和平谈判问题后，又到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深切关怀国共两党和谈前途的于右任先生，得知代表团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后，于27日在代表团回到南京时亲自到机场去迎接。1949年4月，在国共两党正式和平谈判期间，李宗仁致电张治中说：“十六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国民党代表团和中共进行谈判。”可是，由于国民党上层内部的种种原因，致使于右任先生未能成行，成为他的终身憾事。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从这感人肺腑的诗句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深藏在于右任心中的愿望，就是他向往祖国大陆，思念曾与他风雨同舟的家乡父老、同志朋友。在中国革命史上，于右任和毛泽东的交往，为国共两党合作留下了一段佳话。
写于1985年1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