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是很大的。这里，笔者根据有关文献资料，简要介绍一下苏联顾问在陕西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一些史实，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抵达莫斯科。几天后，就到查理村去住。在那里，苏联政府为了冯玉祥参观和考察的方便，特派乌斯诺曼夫做他的顾问。乌顾问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曾任过加伦将军的参谋长。从此，乌顾问每天给冯玉祥讲一个小时的辩证法唯物论课，使冯玉祥大受教益。8月17日，冯玉祥接到国民军在南口被帝国主义支持的直、奉军阀所打退的痛心消息后，遂秘密离开莫斯科回国，随行的就有苏联政府特派的政治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和赛福林。
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抵达五原。即与于右任、方振武、孙岳等共同组织国民军联军，聘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为政治军事顾问。据了解，以乌斯曼诺夫为首的苏联顾问团有一百多名，分布在国民军联军的各部队中。赛福林同孙良诚率领的国民军联军首先于11月28日进入西安。接着，1927年1月16日冯玉祥同乌斯曼诺夫一起，率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进驻西安。国民军联军胜利解围西安之后，苏联顾问盛赞国民军联军是“世界上优秀的步兵”。当时，国民军联军中有许多青年大唱《国际歌》。乌顾问发现后，立即告诉冯玉祥说：“我是第三国际代表，我来中国，上面给我的命令是帮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阶级斗争，亦与第三国际无关。”并一再要冯玉祥查明事实真相，禁唱此类歌曲，免得对他起误会。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1版，553页，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乌顾问的话，使冯玉祥极其佩服。于是，冯玉祥将乌顾问讲的这番意思一再地告诉了大家，但都无效。
1927年1月20日，国民党陕西全省代表大会预备会在省图书馆后院开会，决定21日在西安红城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及举行大会开幕典礼。会上，通过了省执委提请赛福林为代表大会顾问的决议。同时21日，国民党陕西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列席者就有赛顾问及其翻译。会议程序之六，就是欢迎赛顾问。首先由大会主席于右任报告欢迎之意义(略谓)：我们欢迎赛福林同志做顾问，是因为赛福林是秉承第三国际的使命而来的，我们何以要欢迎他来做顾问呢？蒋介石屡次讲演常引总理的手札上一句话，说我得力于鲍罗廷很多，同志以后看鲍罗廷须如看我一样。我们今日看赛福林也应如看鲍罗廷一样。接着会议议程之七由赛福林致答词。赛顾问的答词很长，大意谓：同志们欢迎我，我是列宁党人，列宁常说，世界革命要联合东方民族，他是注意东方革命运动的，我们来帮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就是实行列宁遗嘱，也就是实行孙中山遗嘱，因为在东方革命，列宁和孙中山遗嘱是一样的。目下老百姓在革命政府之下，还觉得痛苦不能免，这是在革命过程中必走之路，同志应向老百姓解释的。大会以后，对于农民问题，还应详细讨论出办法来。1月31日，冯玉祥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军事扩大会议，决定统一国民军联军的建制问题。乌斯曼诺夫和赛福林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1927年2月25日，中共陕甘区委正式成立。陈乔年曾经指示：陕甘区委成立后，要兼陕西省委的工作。因此，中共陕甘区委成立后，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就立即指示陕西省委要与苏联顾问联系，要派交通人员为顾问团与北京苏联大使馆传送文件。陕西省委据此，立即和苏联顾问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派李应良同志作为交通员为苏联顾问团送文件。同时苏联顾问团也经常派专人与省委联系工作，有时乌斯曼诺夫还找中共陕甘区委书记耿炳光谈话，主要是要求省委供给他们各方面的情报。
1927年3月5日，长安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西安莲花池广场举行。到会共有区农协五个，村农协三百六十多个，会员两万人，武装农民一万人。苏联顾问赛福林参加了这个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3月10日，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创办的专门培训党的政治、军事、农民运动工作人才的的中山学院，在西安举行成立大会。苏联顾问赛福林出席并发表了演说。开学后，结合课外教学，学院还邀请乌斯曼诺夫和赛福林到中山学院作专题报告。他们的报告深受欢迎，学员们听后大开眼界。报载，乌斯曼诺夫在中山学院第二次讲演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党的国际组织，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
1927年3月11日，冯玉祥在西安发出《讨奉布告》。4月26日，武汉国民革命政府举行再次北伐誓师大会以后，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红城广场宣誓就职，并按武汉国民革命政府的统一编制，将国民军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5月6日，冯玉祥将总部移驻潼关，准备挥师东进，与北伐军会战中原。5月26日，国民军联军攻克洛阳，5月30日，又占领郑州。6月1日，武汉北伐军与国民军联军会师郑州。
冯玉祥组织国民军联军，从五原誓师到解西安之围，直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胜利，是和苏联政府的大力帮助分不开的。
可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1927年6月20日，冯玉祥和蒋介石却达成了反动协议，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接着，冯玉祥就在国民军联军中进行“清党”。于是，长期陪同冯玉祥的苏联政治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等均被“礼送”回国。历史已经证明，冯玉祥政治态度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而且也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原载《学术动态》199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