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目前为止，就笔者所见到的各种材料看，多数同志主张：共进社是在1922年10月10日成立的。因此，它是五四时期出现较晚的一个进步社团。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共进》半月刊是以在北京大学求学的旅京陕西青年为中心，于1921年10月10日创办的。笔者认为，《共进》半月刊的出版，就已经声明共进社的创立。其主要理由和依据如下：
第一，《共进》半月刊不是个别人办的私人刊物，在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中国，它的诞生代表了一个进步的社会团体的新生。
第二，《共进》半月刊创刊号在《刊行的原因》中公开宣布：“我们自己热腾腾的良心，迫的我们不得不把所谓‘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的千斤重担担在肩上”。《共进》发表的这个宗旨和目标，就是“共进社”的宗旨和目标。当然，这个宗旨和目标在实践中也将不断完善。
第三，《共进》半月刊出版不久，就立即打出了“共进社”的旗号。1921年11月25日，《共进》半月刊第4号，在第四版中缝最后第一次发出了“共进社鸣谢启事”。1921年12月10日，《共进》半月刊第5号就以“本社同仁”的名义发表了《去刘篇》的重要文章。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清楚地看到：从1922年1月10日《共进》半月刊第7号开始，就把刊名右边的“月出两次”正式改为“共进社出版”，直到1923年9月25日第46期为止。与此同时，即分别用“共进社”和“本刊编辑室”的名义，发表各种有关的启事。
第四，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发起组织共进社的人们，未能召开成立大会，但是，凡参加共进社的人，已一律被称为“社员”。我们从1922年3月25日，《共进》半月刊第12号第二版上发表的《本社社员注意》的启事中，可以得到证明。
第五，《共进》半月刊，就是共进社这个团体的机关报。关于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影印《共进》半月刊时所写的《影印者说明》中的看法。《说明》指出：《共进》半月刊，是共进社的机关报，在1921年10月创办的。
第六，共进社的直接发起人、《共进》半月刊的前期主编杨钟健，始终认为“共进社”是在1921年10月创立的。1979年4月，三联书店出版的《五四时期的社团》(三)一书中，在介绍共进社时，最后附有杨钟健1960年6月25日写的《关于共进社的回忆》一篇专文。文章明确地写道：“共进社的名称虽然于1921年10月出现，它的刊物也在这时和读者见面，但它的酝酿和活动却早在以前就开始了。”文章第二部分，在“共进社的机关刊物——《共进》半月刊”题目下进一步写道：反对郭希仁尊孔的事结束以后，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一方面是这些反郭的骨干分子，由于组织了一个伙食团，经常在一起说东道西，意气更加相投；另一方面，有些陕西学生走的是郭的路线，蝇营苟苟，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再加上陕西黑暗的情况，有增无已，也就更引起人们的不满。1921年已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两年，北京乃至各地的刊物此伏彼起，出版得很多，也鼓舞了大家的信心。于是大家决定出一个以陕西为主要对象的《共进》半月刊。接着，他又一次地强调：“《共进》半月刊出版后不久，在北京和陕西起了很大的影响，共进社也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社团组织。”文章在谈到“共进社的进一步发展”时，阐述了1923年的改版，以及1924年4月和1925年7月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通篇未提1922年10月10日开会一事，这是值得注意研究的。关于加入共进社的人一律称为社员的事，杨钟健在文章中是完全肯定的。他写道：“共进社的社员也各有其特殊的活动。当时北大的团体很多，共进社社员本其自己选择，也加入了这些团体中若干组织进行活动。最多的为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凡是北京大学学生有什么活动，如非宗教大同盟，驱彭挽蔡运动等，共进社的成员都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共进社的部分社员也积极投入了当时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和北大当时的各项活动。这是好的一面。但是至少在共进社初期几年中，由于共进社社员有上述的那些思想，就总想多保留些地方色彩，多保持些独立性。”除此以外，1983年7月地质出版社出版的《杨钟健回忆录》一书中说共进社最初的同人有李子洲、刘天章、杨晓初、呼震东、王震东等人。后来加入而工作较多的有王子休、刘尚达、魏绪言等。
载《学术动态》198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