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深入学习《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现将笔者接触到的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提出“争人权”、“争生存权”的有关资料介绍如下，供大家研究时参考。
关于“争人权”
1915年，早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科学与人权并重”。1916年11月1日，他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又提出“应发挥人权平等之精神”，树立“平等人权之新信仰。”《独秀文存》，1版，9、75—79页，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1917年1月30日，李大钊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要制定一种新的“解放人权之宪法”的主张。1919年4月27日，他在《废娼问题》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凡是侮辱人权背及人道的制度风俗，我们都认作仇敌，要尽量大的努力去攻讨他，征伐他，非至扑灭他不止。”《李大钊文集》，上册，1版，258—259、6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伟大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更加重视对人权口号的运用和宣传。1919年6月6日，当北京政府对学生进行大逮捕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给各省的有关团体发出的通电中就揭露说：此次军警蹂躏教育，破坏司法，侵犯人权，蔑弃人道。1920年4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提出：“盖历史上世界各国民权、人权之取得，未有不从积极之奋斗与运动而来者也。”《毛泽东早期文稿》，682页。1920年8月17日，李大钊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一文中进一步提出要本着劳工神圣的大精神，“发布一种神圣的民权宣言”，来代替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工人运动中明确地提出了“争人权”的口号。1923年2月初，在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的领导下，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通过的总罢工决议上明确地提出：“我们为抗争人格与自由起见，谨决于4号午刻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大罢工。”“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的。”2月6日，当罢工坚持到第三天时，京汉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在江岸举行的盛大慰问集会上，代表总工会致答谢词中还强调：“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劳工运动会、全国工人工团自救会、北京学生联合会、旅沪湖北自治协会，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出通电，强烈谴责反动当局“蹂躏人权”、“蔑视人权”，要求“保障人权”、“拥护人权”、“尊重人权”。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京汉铁路工人发起的争自由、争人权的罢工运动，一变而为全国工人乃至全国人民反对军阀的政治运动了。“争人权”的口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最初的一页。
关于“争生存权”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就提出了“争生存权”的口号。1919年12月28日，他在《大联合》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生存权，有所运动。”②《李大钊文集》，下册，1版，174、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20年4月30日，李大钊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相信人类都有劳动权，都有生存权，只要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世界上的地方都许世界上的人劳动生存。”②1921年2月11日，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在寄给陈独秀的一封《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的信中，也明确地提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在计划上讲起来，殊有于未革命以前，做一个大大的经济变化运动之必要。这个运动怎样做呢？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社会党，应亟于各大都会组织同阶级之失业者、最下层的贫困无告者，第一步公然起来向政府论南北要求‘生存权’和‘劳动权’，迫令政府即向五国银行团大借实业外债。第二步要求监督实业借款的用途。第三步要求产业及政治管理权。”《蔡和森文集》，上册，1版，54页，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积极地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为“争生存权”而斗争。1922年9月9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和湖南分部的共同领导下，粤汉路武长段工人举行了罢工。罢工工人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我们完全为我们切身利害而奋斗，我们为生存而奋斗，为人格而奋斗。不达到目的，誓死不止！当时，湖南分部在联合湖南各工团通电国会的请愿书中，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俾我劳动者不致沦为无法之人民，致酿法外之行动，……否则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体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誓不认公等得代表民意制定宪法也。同年10月27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何孟雄的领导下，京绥铁路全路车务工人举行了大罢工，11月9日，开滦煤矿大罢工都集中体现了争取生存权。与此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在为开滦矿工和上海日华纺织工人的呼吁书中还强调指出：“亲爱的工友们，请看这两桩事体是不是军阀与外国资本家勾结，所以我们工友为生存计、为自由结社计，为民族人格计，要一齐起来援助，或以金钱，或以实力呀。我们这五万穷苦同胞呀，我们要高呼，为生存而战，为自由而战，打倒军阀警阀，打倒外国资本家。”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版，17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1923年1月11日，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汉口花厂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他们在《汉口花厂三千余人被杀罢工宣言》中指出：现在我花厂全体工人为争国体，为争工人人格和生存，为中国人民免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决意与外国资本家抗争。同年2月5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在宣言中还指出：援助我们京汉路的劳苦同胞，即是为我们全体同胞争生存争自由，即是打倒我们共同的仇人，解除我们共同的压迫，求得我们共同的幸福呵。2月8日，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为声援京汉路工，在发出的通电中强调说：“年来兵祸匪乱，相继迭起，捐税公债，日见增加，吾民之生业资财，既已损失无算，今则咄咄逼人，即吾民之自由与生存，亦有不能保持之势。士农工商俱属守业良民，休戚相关，奚啻一体。今日可以剥夺工界之自由及生存，明日即不妨转战他界，言念前途，令人寒战。”②《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298、528页。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通电中号召：“不打倒军阀，工人则不能生存呵。”②
尤其重要的是，五卅惨案之后，陈独秀公开号召人民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为争取全民族的生存与自由而斗争。1925年6月20日，陈独秀在《向导》第118期上发表的《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懂得此次争斗的性质，乃是全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决不是那一个地方那一部份人对某一事件某一国家之争斗；换言之，此次争斗应该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
原载《学术动态》199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