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3卷以及十年前出版的第2卷，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它是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引导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科学指南。本文仅就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对统一战线的重大贡献，作一个简要的叙述。
一、精辟分析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内涵和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在拨乱反正中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级。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一文中就提出：上述各个方面的变化表明，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讲话中一再强调，我们要发展爱国统一线战。关于对我国爱国统一战线范围的表述，1980年8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五届政协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作出积极的贡献。这就为我国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邓小平同志这个新的重大贡献，1993年11月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同出席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代表座谈时，高度评价说：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确立的统一战线，是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又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把它发展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明确确定了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二、提出“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在论述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其他工人政党的态度时，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不同于其他工人政党，但又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应同其他工人政党采取联合行动，始终要坚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原则。并且强调：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联合。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工会运动问题决议案》中，1925年1月在《对于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中》，1926年4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中，以及中共中央在发给各地的《我们今后应该怎样工作》的小册子中，都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即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同志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指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但有没有统一战线性质呢？应该说有。又说：全国解放后，中国工会强调阶级教育，不同政治主张的差别并不大，但这里仍有统一战线性质。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种内部统一战线又应当怎样表述呢？1979年9月1日，邓小平在《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工人和农民是联盟，说明工、农是两者。1980年6月20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又一次强调：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的思想，是在我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继承、丰富和发展。
三、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问题，历来是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依靠力量。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一文中说：在这30年中，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从根本上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极大地鼓舞着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自觉地走上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的道路，对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过去把知识分子搞到另一个概念，新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又说：知识分子问题，统战部应注意。知识分子的安排、待遇，包括政治的、生活的，别的单位不能从总的方面去考虑。要研究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学位、职称评定等。把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要有制度。统战部要研究，要管，要综合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反映全貌。为此，10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一文中还说：目前，在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其他人士的积极作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还有一些困难，需要经过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各民主党派协同党和政府，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为此，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极端重要性。可见，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又一继承、丰富和发展。
四、指示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一文中，根据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的根本变化，明确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同年10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一文中进一步说：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爱国统一战线前程远大大有可为》一文中还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国的党外朋友们的合作，共同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正是在这种研究和论述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集中全党和群众的智慧，于1989年年初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着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90年2月初公开发表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五、指出中国的民族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观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维护祖国的统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各民族的团结是维护祖国统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中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同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一文中，又一次强调：当前要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有些少数民族中也有大民族主义。这是非常及时而又完全正确的。1980年8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谈话中说：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正是在这种新的认识基础上，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拿西藏来说，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西藏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1990年9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再次强调：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11亿人口。其中汉族占92%，少数民族占8%。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邓小平同志把中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高度集中概括为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六、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
199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援引邓小平同志1977年讲过的话说，林彪、“四人帮”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可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这种错误的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邓小平还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同志这一指示，为开创新时期的海外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对外开放的思路时指出：海外同胞、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同年6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1984年8月，他又发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国内外荣氏亲属时还说：这次荣家的团聚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他表示欢迎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了解我们的国家，参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同志在《振兴中华民族》一文中强调指出：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同志是开创新时期海外统战工作新局面的卓越领导人。
七、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一文中，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问题上的方针政策。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祖国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并建议国共两党举行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同年10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一文中还说，我们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一步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指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从而，“一国两制”就成为我们解决祖国和平统一问题的基本政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贡献。那么，这个构想究竟是怎样提出来的呢？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又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两年前香港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就提出“一国两制”。对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大贡献，李瑞环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把和平共处原则运用于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一大创造，也为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这一基本政策使中英、中葡政府间达成了港澳地区回归祖国的协议，为解决台湾问题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实践证明，这个评价是非常正确的。
八、提出建立新的国际统一战线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睫捷的看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同志指出，所以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所以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是我们的新方针。对于邓小平同志提出建立这种新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构想，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是这样论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接着思考的问题是，国内国际的形势和条件，是不是有利于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不是能够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进行经济建设呢？他经过全面分析认为，国内条件已经具备，“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全党正在对“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国际条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已超过战争的力量，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做到的。为此我们的对外政策应进行调整，应由过去的“一条线”(即建立一条从东面的日本，经过欧洲，一直到西面的美国的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提出改变我们过去“一条线”的战略而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新方针，这的确是一个极有远见的重大决策，为广泛开展新时期的国际统一战线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原载《学习与创新》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