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团游览宫岛，秋岗家荣先生陪我去了德山。事先和我劳动过的工厂联系，消息透露到新闻界，从广岛上火车就有电视台摄制组随行，到德山下火车又有当地新闻社迎候。厂方隆重热烈欢迎，礼貌周到接待。领导人既为不幸的过去表示了歉意，又宣布成立“邓友梅研究小组”作为友谊象征。陪同参观，举行宴会，一片喜悦气氛。传媒界很友好，站在反对侵略战争客观公正立场进行报道。可就是全部时间都用在接受采访、公开讲话、社交礼仪、题字签名等公众活动上，没得一个人自由活动、查记旧迹吟叹沧桑的机会。
接待的人全是新的一代，对早年的情况并无所知。向我道歉是父债子还的意思。他们也努力找到两位老人，但我一个也不认识。一位老工人跟我不同车间，华工不许到处乱走不同车间的人也不许接触，就没找到话说。另一位是女办事员，本也不认识，但她当年住在集体宿舍爱国寮，我给住院工人送饭到那里取过便当，就找到了相通的话题。我问：“爱国寮房子现在还有吗？住在那里的女工后来都怎么样？”她一听马上嘴唇抖了起来，低声说道：“怎么，你不知道吗？房子叫美国飞机炸平了，好多女工死在里边。爱国寮，多少年没听到这三个字了。你该跟这里的年轻人讲讲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战争……”
这人就是滨田。从这以后她每到过年都给我寄一张贺卡。她到中国旅游还专门到北京看过我。
这次我想多有点个人自由，不惊动厂方和新闻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满足了我的愿望。
中国作家代表团于11月6日下午到了福冈。
全团5人，我是30年代出生，曾镇南、何申、格非、李锦琦分别属于四、五、六十年代。按“文学十年一代”的说法，正好“四世同堂”。福冈跟中国关系密切。历史上中国文化在日本传播，有两个中转站，一个是奈良，一个就是福冈。说奈良离不开鉴真大师和唐招提寺；讲福冈少不得荣西和尚与圣福寺。荣西和尚把禅宗带到日本，在福冈建起圣福寺，“鸟羽上皇”为它写的匾额就是“扶桑最初禅窟”。禅宗弟子讲究饮茶，荣西也传播了中国茶道，他送给日本将军源实朝一本《吃茶养生记》，成了大和民族最早读到的茶道专著。从中国也传去了吃食。中国的“素面”跟“馒头”就是宋朝时留学的日本和尚带回福冈的。当时福冈还是中国的“外贸重点”，富商谢国明先生长期在此坐镇，跟带馒头回去的圣一法师交上了朋友，赞助他一座佛寺，就是保存至今的“承天寺”。福冈值得看的东西这么多，我们却只停留20小时。
一下飞机就见到从东京来接我们的横川健先生。他带来白土吾夫、佐藤纯子等老友的关切，也带来了我们在日本的日程安排。在福冈这20小时，除睡眠外要做的公事还有三件：一是当晚与当地女作家高树共进晚餐。高树是交流协会会员，代表协会为大家洗尘；二是要拜访福冈市政府；三是第二天中午赴中国总领事陆琪先生为我们准备的宴会。然后从那里就直奔火车站。
宣布完日程，作家们先说“完全赞成”，赞成完又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参观市容，游览参观名胜呢？”
我含糊地说：“上边说的只是公事，参观游览权作私事对待。也要做的，只是先公后私，公私兼顾。”
这话对我自己更适用。 中元幸广夫妻来到福冈，我必须挤出时间与其相会；我是福冈“亚细亚文化奖”的委员，既到福冈，总要到委员会打个招呼！
正思虑得头昏脑胀，突然有了个转机，原来陆琪先生在长崎也做过总领事，跟中元不仅认识，还对他有极好的评价。他多发一张请柬，我们聚会地点就定在总领事的宴会上了。
这20多个小时，我们像腿上安了加速器，动作比在国内快了数倍。结果该办的公事全办完了，逛街购物，夜市观光，河边散步。灯下饮茶，登上百米高的电视塔观看博多湾形势和福冈市全景，一样都没耽误！
四
中元太太坐6个小时火车赶到福冈，就为见我一面，把她给我家人织的毛线围脖交给我，打听一下我太太和小外孙女的近况。饭后一起到火车站，她就挥手告别，走向去长崎的站台了。我看她背着包孤零零的，过意不去，追上去问她：“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到德山走走？”她摇头说：“我没有参与你们当年的事情，不必去了。那些事听起来叫人很伤心的。”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她走远。中元为扭转气氛转移我的注意力，开玩笑说：“你还是跟我太太去长崎吧，不要去德山了。但是，山崎在德山等着你呢！”
他没想到这句话我听着如炸雷！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顿时从我眼前耳边消失，回到50年前的一场噩梦中。
53年前在下关、门司之间一个孤立的小岛上，一群刚从装矿石的货船上赶出来的中国人，赤身裸体蹲在太阳底下，像牲口市上的牛马，无奈地听凭命运摆布。来自军用厂矿的日本人，俩人一组，一个手持木棍，一个拿纸执笔，在人堆中走来跳去。前边人把木棍捅到哪个华人的头上，后边的就把那人拉出来，问了名字编上号，赶到一边排队。最后所有的华人被分成几队，押上不同的小木船，分头飘往了不同去处。
我乘的船深夜来到一个工厂的小码头，上岸后被带队人领着离开海边穿过一个城镇，来到围着铁丝网、开着探照灯的华工营地前，带队人下令“原地停步”！已经一天一夜没吃没喝，饥饿劳累得快要晕倒，已到目的地，以为会有顿饭吃，人们长吁了口气，振作了一下精神。这时从楼里走出个上身赤膊、下身穿着马裤马靴的日本人，站住脚看了看我们这队人。话也没话，走到队前抡起拳头就打。从排头第一名打起，一连打了五六个人，才停下手退后一步，叫喊起来。他叫喊完，带队人翻译道：“这位是山崎教官，他说这是皇土奈鸡，不是支那，站要有站的样子坐要有坐的规矩！像你们这样耷拉歪斜地站着是不允许的……
山崎发声口令，扭头先走进去。带队人喊口令整顿队形，带我们走进楼门。从楼门防空用的水缸上，看到“松竹映画”几个字，才知道这是座废弃了的电影院。走近拆掉座椅空荡荡的观众大厅，只见沿墙跪着四五名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中国同胞，每人手中举着一个板凳。正当我们进门时，有个人胳膊一软举着的凳子掉到了地上。山崎先发个命令叫我们原地立正，然后跑过去拉住那人的胳膊，大吼一声反身一背，把那人用力朝前一甩，凭空扔出去几尺远，摔到水泥地上……
山崎转过脸冲着我们说：“看见了吗？在奈鸡不守纪律就要受处罚，你们进去先别睡觉，先想想以后要怎么干活！”
这一切使我触目惊心，但没明白他说的“奈鸡”是个什么东西。直到过了数月，学会了些日语。才明白这是“内地”两字的日语发音。山崎认定中国是他们的殖民地，将扶桑三岛自称为“内地”。
中元拿山崎跟我开玩笑，无意中触到我的心病。不久前我才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年日本是为东亚人的“解放”而战，日本没有把中国、朝鲜当作殖民地的打算。这说明山崎并没有绝种！
中元看我发呆，拉着我的手问：“老弟，老弟，你怎么啦？我提起山崎叫你不高兴了？”
我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只是累了点，不要担心！”
看看走上天桥的中元大嫂，看看中元和横川，心中安定了许多。过去50余个春夏秋冬，世界在变日本也在变，究竟中元幸广、白土吾夫、横川健这样的好人是日本人的多数，所以才有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呼声，所以我才会怀着友好心愿重新登上扶桑三岛！
五
中元大嫂登车不久，我们也上了火车。
跟中元挨着坐下，他告诉我滨田找到了叫河谷安子的老太太，他问我对这人还有没有一点印象？
我说有印象。
半世纪前日本发动的那次侵略战争，在中国烧杀抢掠，罪恶滔天，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也是一场灾难。青年男人被赶到前线卖命，老人妇女在后方饥寒交迫缺衣少食。街头标语写着：“一颗粮食等于一粒子弹！节省口粮，支援圣战！”料理粮食的伙房跟料理金钱的银行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华工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干，唯独做饭做菜插不上手。山崎他们单招两个女工做炊事，一个就是河谷安子。
她是那种文化不高但很能干活的乡村女人，对中国人不太歧视，有时还透露一丝同情。
我们的劳动时间，平时是12小时工作制(加班就要连续24小时)，日夜两班倒。打夜班的人白天睡觉，山崎越看越不自在，就把打扫卫生、收拾厕所、运粮运煤等活全交给打夜班的人干，包括中午给住医院的日本人送饭。
送饭这事不累，但很麻烦。警察局规定华工只准上下班时间在居留营地到工厂这条路上通过，这时间以外任何道路都禁止通行。奉命而行也要持有管理部门发的通行证，证上写明持证人姓名，走的路线和通过时间，发现有与证明不符处，格杀勿论！曾有位华工送饭路上到菜田里小解，被警察抓住以逃跑论处打得死去活来。厂方并不心疼中国人挨打，但打得不能干活对厂方就是损失。为此就要派老实点的人干送饭这件事。“勤劳部”是军方专管华工的部门，老实不老实他们有记录。
我刚13岁，挨了日本工头打，痛苦难忍又无人可说，便不经心地在一张破水泥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料叫“劳动部”的人发现了，来了一高一矮两个人，把我带到车间门外树底下进行审讯。高个儿板着脸问道：“你写忍耐两字是什么意思？对内地的生活不满意吗？”
我摇摇头说：“我写着玩的，没想过这两字的意思。”
“你最不能忍耐的是什么事？”
“饿。饿了浑身哆嗦。”
高个儿靠树抽起烟来，换了矮个儿笑眯眯地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两个人谁好？”
要是现在我会说谁都不好，但那时不行，国共合作并肩抗战，蒋委员长还是中国政府的代表，而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挂牌当汉奸了。可我知道一说蒋介石好汪精卫不好我就别想活了。说汪精卫好又对不起良心。想了半天，就装出苦相说：“我的事没学好，你的话我听不懂。”
矮个儿说：“听不懂？没关系厂捡起一根树枝来，在地上写上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名字。又笑眯眯地问道：“哪一个好？随便说，没关系。”
我冲着两个名字想了半天，抬头问道：“他俩是电影吗？演什么的？”
矮个儿站起身结结实实打了我个大嘴巴，道：“你跟我装傻？混蛋！”
我说：“我不是装傻，知道他们都是明星，可就想不起他们演过什么来了。”
“放屁！”
矮个儿火了，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高个儿歪在树根上笑。他们知道我在装糊涂，我也知道他们不信我的话，反正我下定决心不再多说一个字了。结果就不了了之。他俩回去要向劳动部交代，有问题没查清得算失职。他们只好说我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随手练习写字，并没有复杂的意思。
这样的小孩倒是适合给病号送饭，便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就跟河谷有了接触。我到食堂领便当时，她总是笑脸相迎，当面点数。她不像教官教我们的那样数：“一奇，尼，桑，西……”也不是数：“喜豆子，复达子，米子，油子……”而是用农民的数法：“西、福、米、油……”我听着新鲜，就学着念，她见我在学，就叫我念给她听。念错了她为我纠正。等我念会，她看看窗外没有人，急忙捡起个饭团塞进我衣兜里，小声说：“快走，到路上没人处再拿出来吃！快走！”
新干线速度不低于飞机，山川城镇草木屋宇男人女人老者顽童倾斜着追逐着飞速从窗外划过，很像是人生缩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从福冈到德山要直往东北跑。穿过“关门海峡”，由海底进入“中国地区”(日本地区名称，与我们这个中国无关)。“关门海峡”，我第一次到日本就是在这地方登的岸。
六
经过日出日落一万九千多次，我又到了德山。
一下车就看见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妇人匆匆赶来。但直跑到我的面前，我才意识出而不是认出这就是滨田。10多年前还是个满头青丝、动作敏捷的女人，怎么一下变成了老太婆？但她认得我，跑过来抱住我用力拍我的背：“真没想到还能再见面……”说话含糊不清。中元告诉我她刚从医院做了手术出来。我看看她身后，见没有别人，就问：“河谷女士呢？”滨田说：“她没来，也许直接去旅馆等你们了。她年纪比我大，来车站不方便。”我问：“河谷君今年多大岁数？”滨田说：“80出头。”
滨田义务当向导，说旅馆不远，不用坐车。我们就在她带领下提箱携笼走上大街。穿过两条街还没到，横川健就小声跟我说：“看来还不近呢，这地方人朴素，这么远都不打车。”
旅馆楼房很小，设备陈旧，面积和设备赶不上中国县城级宾馆。迎门有个长长的柜台，柜台前摆了两对沙发，靠墙再加一排木椅就算是营业大厅。我们几个人放下行李就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横川先生抱歉说：“真对不起，我没想到这里条件这样差。现换也来不及了。”我说：“只怕要换也没地方换。大家是因为我吃瓜酪，该我道歉。”横川说：“我倒要感谢你，不然我没机会到这里来。”中国作家也说：“别的代表团来只走东京、京都等大城市，哪有这个好机会。”屋子里没有河谷。滨田带着焦急的脸色跟柜台上的人打听，营业员说没有人来过。
横川办大家办住宿手续，中元声明他的手续自己办，房费也自己出，只要求和我挨着住。办好后横川一边分发钥匙一边说：“安顿好请马上回到这里集合，我们赶快吃饭去，已经快7点了。”
我洗过脸再下楼来，横川健和中元正站在当地争论。横川说：“你参加接待工作，是帮我们的忙呀，怎么可以不吃饭？”中元说：“参加接待工作我向来白尽义务，不能打破我自己定的规则。我要跟滨田女士一块去吃饭，请你们自便吧。”横川说：“没有滨田女士带路，我们连饭店也找不到！”中元说：“邓先生认识路，虽然房子另建过，但街道名称并没变。方位也没变。老弟，你领他们到银座大街去好了，就是当年那里有个游戏场的地方……”横川过意不去，请我帮助做动员。我问他俩到底能不能去？滨田说：“我们还要在等候河谷，她到现在没来，我怕她出什么事！”
我们只好自己去。
同伴们听不懂日语，出门后就问两位老人为什么不一块吃饭？李锦琦把刚才谈话内容告诉他们。大家很为这种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作风惊讶。格非说他这是第一次接触普通日本老百姓，跟想象中的日本人颇为不同。我说多跟日本人民接触一些，会发现他们许多优点。国土不大，资源不多，人口密度却不在中国之下，既受过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还走过军国主义的错路。能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其国民素质起了很大作用。
横川说：“我们也有不足的一面。表面发展，内里也有泡沫经济，多呆几天你们就会有所发现。”
没等多呆几天，几分钟后我们就看到了另一番景色！
这时刚7点钟，上海、北京正是热闹时刻。我家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只能算是二三流商业区，每天看过电视新闻我到街上散步，都要穿过万头攒动的人海。路过商店门口，称得上步履维艰。德山街上这时却商店落锁，路旷人稀，一派萧条景象。一所漂亮的高楼却灯火全暗，细一看门口贴了封条，原来是刚宣布破产的“野村证券”。有家“千元商店”开着门，堆积如山的货物之间只有一位客人闲看。大家议论说：“这是廉价商品店，日本人收入高，怕是更愿去高档商店。”说时迟那时快，转过街角就到了一家高档服装公司门前。它也还没打烊，窗前门内，摆着既有几十万元一套的西装，也有上百万元一身的和服，从店容到设备都比刚才那家店豪华得多，但比那边还惨，竟连一个顾客也没有！见我们到来，女老板和售货员远接高迎。问我们想看些什么？横川先生介绍说，我们是中国客人，来参观的。她们满脸含笑说：“欢迎欢迎，可以买一件和服作纪念啊。”横川问她们怎么生意这么清淡？她的笑容变成苦笑，说道：“我们主要做外地客人的生意。这是个工业城市，以前来谈生意的外地人多，我们的生意也好做。现在外地来谈生意的人少了，工厂产品积压，我们的生意也清淡。没办法。”
我们来到一家食品料理店。偌大一个店堂只有一位客人在闷声不响喝啤酒。我们几个一进去，立刻显得热闹了许多。老板一边鞠躬一边让座。李锦琦翻译着菜单要在家自己点菜。价目比中国日本菜馆便宜多了。大家点完后横川先生觉得太简单太节约了，不好意思，他又给大家增加了些食品。这是到日本后第一次在街上自由就餐，大家吃得高兴谈得热烈。整整吃了一个多小时，除我们外只来了两个客人，还都是吃非常简单最省钱的饭菜。我们问老板：“白天你这里客人要比晚上多一些吧？”他叹口气说：“都差不多。本来我们这里生意蛮不错，近两年不行了。外来谈生意的客人少，本地工厂又减产裁人。没几个上街来吃饭了。生意很难维持呢……”
吃完饭出来，不过8点多钟，大街之上不仅没有行人，连车辆也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