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旅馆。见滨田坐在中元屋中谈心，我也参加进去。她不安地说：“河谷至今也没来，打电话去她家没有人接。八成是又住进医院了。”我说：“真不巧，看来这次是见不到了。我带来一点小礼物，请你转交给她总可以吧！”滨田说：“一定办到。我明天送走你们就到她家找她。她住在另一个市，开车要走半小时左右，所以今天是没法找她了。”我把给她的礼物拿出来，郑重地双手捧到她面前，把给河谷的一份也请她代转。她拿着礼物很激动，说明天要跟大家一起参观，我们三人能够坐在一起谈心的时间，只有这个晚上，她建议我们到还远处一家咖啡屋去闲谈。
这是个很小的咖啡屋，暗淡的灯光下老板陪着一位客人，从墙角音箱传出古代的日本谣曲。低沉的三味弦，柔和的女中音混合酒香，使人进入一个似真似幻，半醉半醒的境界中。我们本是要来谈天的，坐下后抿着咖啡互相看头上白发，脸上岁痕，满肚子话又不知从何说起了。颠颠倒倒，说来说去两句话：“没想到我们又坐在一起了！……‘友谊无价，我们要为中日友好尽力。”
午夜钟鸣。滨田回家还有一段路，我们只好分手。看她走向车站方向，我和中元道过晚安，各自回房。
回到房间毫无睡意，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想看看少年时代当奴隶的这座城市还能认出几分。只见一轮明月高挂天边，路灯下的市街上空寂无人，一阵风吹过树上掉下几片枯叶，枯叶打着旋儿朝远处飘去，远处是不高的几座山峦……
此情此景确曾相识啊！
旧电影院是二层楼，我住在楼上。第40个人挤在一架双层通铺上。冬天午夜，劳累一天的人们正睡得死沉，突然铃声大作，惊醒后还没明白身在何处，只见山崎抡着木棍没头没脑朝还在躺着的人们打来，边打边喊：“起来！起来！立刻在铺位前立正站好。不许穿衣服……”
我昏沉迷糊赤身裸体在铺位前站好时，山崎已走到楼梯口，他扯着嗓子喊着：“原地立正，不许移动，不许说话，不准乱看，不许出声，违反命令格杀勿论！”整个楼寂静下来。山崎走下楼去的脚步声和我左右两边传来的喘息声显得格外响亮。
有汽车开来了。汽车在门外停住了。一片马鞭声走进了门。佩刀铁环声和山崎喊敬礼时鞋跟相撞的声音带有杀气。
山崎为首的众“教官”领着四五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上了楼。教官分散开，在各排华工面前站定，手持皮鞭瞪眼监视。警察结伙奔到一个华工面前，带队的警长问了问：“你是某某吗？”对方刚答应一个“是”，声音没落地，打人声、呻吟声和卡上手铐声就乱成一团，杂乱的脚步由楼上响往楼下，响出了楼门。警察并没走净，剩下两个在山崎陪同下，沿着铺位慢慢巡查，每走到一个人面前，山崎就下令：“报告姓名，年龄，籍贯，原来的职业……”华工大声报告，警察似听似不听，扬着脸往前走。不定在哪个人面前突然停脚，转过脸发出一串问题：“你跟刚才抓走的人是同乡吗？怎么不是！刚才你报告家乡不是临邑吗？什么，是临沂不是临邑？有三点水的沂，为什么不说清楚？故意跟警察捣蛋？什么？日语说不好？为什么不好？你不爱学日语是不是？……”问一句打一耳光，答慢了打，答快了打，答错了打，答对了也打。最后还叫你把床上所有衣物一件件抖开来供他检查。这样打了一个又一个，一直折腾到后半夜，警察走了，山崎叫人把被捕者的行李全部送进“事务室”。同时下令：“收拾好东西，准备上班。”对这一夜发生的事不作任何解释。人们看着空了的铺位，眼神流露出仇恨与悲愤。就是在那一刻，我为了转移一下心境，把脸扭向窗外。看见一轮明月高挂天边，路灯下道路上空寂无人，一阵风吹过从树上掉下几片枯叶，枯叶打着旋朝远处飘去，远处是不高的几座山峦……
山河依旧，而人事全非了！这还是那个城市吗？那到处悬挂的“一亿一心，圣战必胜”标语呢？那挎着战刀满街横行的“神风特攻队”呢？那空气中交替响着的《大东亚进行曲》和B29轰炸机的空袭声呢？……
战争狂热，侵略野心，强盗逻章，都像浮在水上的泡沫，被时代的风暴扫净，被和平的浪潮冲光了。我那噩梦般的青春也将永不回返。但我希望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切，不能忘记，忘记过去等于背叛！
电话铃响了。服务台告诉我，本市礼品公司的公关经理前来拜会，希望我接见。一位穿着整齐的先生捧着精美的礼品盒走进门来，冲我鞠了一躬，把礼品盒高举在我前。礼品盒上放着一封信。打开来看。上边写道：“知道你今日到达德山，可惜我正在土耳其旅行，无法相会，憾甚歉甚。特委托德山礼品店呈上粗品一件，略表友情与敬意。相信会有再见机会，来日方长。”署名是：西村百合子。
七
二战后期，日本中小学校全部停课，学生到工厂“勤劳奉仕”，补充劳动力。药品场分析室(化验室)有个小姑娘叫山本百合子，每天到现场来取样供化验用。我在硝酸钾车间干活，产品有腐蚀性，见她没戴手套，有时帮忙取出样品放进她的盘里，她会很诚恳发说一声“谢谢”。有时也会站在一边跟我聊两句：“今天是大晴天，恐怕要有空袭警报，要小心了。”“中国的学生也上音乐课吗？他们都唱什么歌？”我如果给她哼两句“长城外，古道边”，她会说：“这是中国歌吗？不对，日本也有这支歌呢。”
她很善良，讲礼貌，是厂里唯一对我称呼“您”，并且主动问“早安”的日本人。分析室的头儿丢了根葱，怀疑是我偷了，把我叫到车间门外问我，我不承认，又叫我在毒太阳底下罚站。她从这里路过，看了一眼吓得马上把头低得靠着胸，连脖子都红了。经过我身边时，用极低的声音说：“真对不起……”
1945年春，希特勒完蛋，东条英机下台，美军频繁对日本空袭。海军的油库炸着了，工厂的机器炸塌了，工人蹲在防空洞的时间比开工干活的时间长。政府命令市民疏散，不走的强行拆房。日本工人下不得手华工们就变成专业的拆房队。大部分民房拆毁了推平了，华工也没事可做了。日本人不愿再供饭，因祸得福被送回中国。从此再没听到过百合子的消息。慢慢的连这个人都忘了。
事隔35年，邓小平同志领导拨乱反正，右派改正，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作家访问日本。虽到德山，却没见到一个故人，怅然返回。这天来到奈良，夜晚正和朋友们把酒论文，对月谈天，忽然电话铃声大作。日本朋友佐藤拿起话筒，问答两句，瞪大了眼睛交给我说：“是你的，没想到在日本还有人给你打长途电话。”我接过电话，对方一位女士问道：“你好。请问邓友梅先生住在这里吗？”
我说：“我就是。您是哪一位？”
“我是山本百合子，还记得吗？”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里边继续说了下去：
“您还记得我，是吧！是啊，我们有30多年不通音信了。前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在电视新闻上看见了你。我不相信。打电话问电视台，电视台说确实播放过中国作家邓友梅访问德山的新闻。我问能不能为我再重放一遍？听说我们是小时候的朋友。他们竟答应了我的要求，重新放了一遍。我一看就认出来了，你还有小时候的模样。我问电视台你现在在哪里？他们说只知你已离开了东京，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请他们打听一下你的行踪。他们为了中日友好也慷慨地答应了。今天来电话告诉我，你已到了奈良，住在这家旅馆……”
我问她分别后的情况。她沉默了一会才说：“扔原子弹时，全家都在广岛，只有我一个在德山……”她还说战后过了一段很苦的日子，现在好了，“主人”是个成功的房产企业家，姓西村，所以她现在的名字叫西村百合子。她家现在住在光市，也属山口县管。儿女都已长大，女儿刚刚生孩子，她要照顾，不然她想赶到奈良来看我……
1984年我在东京参加国际笔会，她终于赶到东京和我见了面。她和一位福井女士同来看我。福井和她一起在德山曹达“勤劳奉仕”过，现在也是位大企业的老板娘。她俩少年时的友谊保持到今天。从前一起劳动，现在一起旅游。她们说有次带着孩子去美国，走过美国二战中阵亡将士墓地时，她们进去献了一束花。孩子们不理解：是美军打败的日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献花？西村说：“不，结束战争是有功于人类的好事。不管谁胜谁负，两边的老百姓都是受害者。日本人民跟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并没有仇恨。”
一周的会议期间，她一直住在东京。有空就来看我。中间我去京都，她仍在东京等候，直等到我回东京从那里回国时，把我送到成田机场才挥手告别。
这次动身之前，我委托朋友从东京打电话通知她要去日本。她说真不巧，那段时间她正在土耳其，怕是赶不回来。我虽有点遗憾，但一忙很快就不再想它了。没想到她却打听到我到达德山的时间，让当地的礼品店准时送来了礼物。
我高兴地跑到中元屋中把这事告诉他。他冷静地说：“是我把你来德山的时间告诉她的。当然是冲着你。”
我对中元说不出的感谢。我知道在他眼里西村是富裕阶级的人，依他的信仰是不跟富人往来的，只是为了我打破了他的戒律。
但我很珍重西村这份友情。那是在不幸的时代、特殊的环境中少年人之间纯真的友谊，纯朴善良，天真无邪，不分民族，没有国界。正如佛家言：“山川虽异，日月同天，凡我佛子，共结善缘！阿弥陀佛。”
八
到德山的第二天，一早滨田就赶到旅馆，领着我寻找旧日的足迹。我们看了我住过的地方(现在已是一座高级住宅，没有一丝旧日痕迹)，看了当年日本人出入的宏大的厂门和中国人进出的侧门(如今一个是更加宏大壮观的正门，一个是只供运货的侧门)，隔着一条河看了工厂内我劳动的旧址(那厂日本战败后就废弃了，现在成了空旷的存货场)，还看了被炸平的女宿舍的旧址(现在是一座办公楼)。每到一地我和滨田、中元凑在一块回忆往事，要锦琦和横川先生替我们把话翻译给我的中国同行们听。他们有时愤慨，有时感叹，有时称奇。我时时担心的无聊和心烦的脸色，却一直没有出现。我明白这样的参观除当事人外，谁也看不出所以然，谁也不会发生兴趣的。我由衷地感谢同行们对我的宽容和迁就。
其实我确也有点打算。一是趁我力所能及回味一下三灾八难，会使剩下的岁月活得更加心平气和，乐天知命；二是同行的伙伴文学上都很有成就，年龄上却分属不同几个年代。我感到不同年龄段的同行间增进理解的重要性。请他们陪我重访旧地，百闻不如一见，会有助于我们之间的沟通。
我幸运地发现，这两个目的都超预计达到了。
这天早晨我们出门之前，就结算了旅馆费，带着行李去参观。该看的地方看完，也到了我们去车站的时间。在德山曹达的侧门(就是当年专供华工出入的那道门)，我们跟滨田握手道别，滨田却缩回手说：“不行，最后我还有个要求，没有满足之前我不告别。”我问她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她说：“让我请大家吃顿午饭。吃完我们再分手。”
一个只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要请我们全团吃饭，这实在有点离谱了。我先表示谢绝，随后横川健先生也表示反对。等我把她的要求说给中国同行们后，大家感动，却没有人赞同。滨田却早已打好主意，既不生气也不改口，只是坚决不走。跟大家一起去了车站还一同进了站台。她只是跟我说：“我是你的朋友，你要替我说服大家满足我的要求。能和这么多朋友聚会不容易，很难有下一次了。让我尽一下心吧。我请不起豪华大宴，但尽点心意还是花得起的……”
没办法。我只得又转回头来替她说话，说服大家接受她的盛情，并说给我朋友面子也是抬举我了。大家见我如此，便进了车站内的饭馆。我对滨田说：“我把大家说服，接受你的款待了，你也要听我的主张。由大家自己点菜，你不能干预。”她连声说：“好，好，好。我既然要请大家，当然以大家满意为上。大家随便要，我带的钱足够！”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把大家各自点的饭菜送了上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咦”了一声。谁也没跟谁商量，点的东西却有个共同特点一都是最便宜的一种。最便宜的面，最便宜的饭，加上最便宜的菜。滨田看了大叫不行，坚持要大家各自再要一样好点儿的菜肴。我告诉她，心意大家领了，可没有时间再等菜了。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向大家鞠了一躬说：“谢谢，谢谢，你们的心意我全都明白……”
吃完饭告别时，她跟大家握手，跟我拥抱，一路鞠着躬退出站台。
我们跟中元一起顺站台往更里边走，他只是埋头走路什么也没说。到了天桥前要分手了。他抬起头来，我才看见他已是泪流满面。他擦擦泪，跟每个人都拥抱了一下，呜咽着喊道：“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爱中国！老弟，我爱你们……”
曾镇南，何申，格非……这些专门研究人情人性的人，居然眼睛都闪出了泪光。又围过去跟他握手，祝他健康。然后看着他一步一回头地走向去长崎的候车处。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格非才叹口气说：“没想到，真没想到，我本来还以为他是邓先生的个人朋友。其实他是咱们大家的朋友……”何申说：“我都懵了，我的礼品打在包里都忘了拿出来！”曾镇南只是说：“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火车来了。今天上车跟昨天上车相隔20多个小时，人们少了点新奇、陌生和拘谨神情，增加了些咀嚼、沉思和感慨的意味。
车开出很远人们才开始聊天。
我对朋友们说：“对不起，叫大家陪我参加一趟拉练。好了，明天开始就可以进行真正的文学交流了。”
朋友们对我说：“谢谢老邓叫我们体验一下生活，进行了入学交流。”
我对我自己说：“再到扶桑，了却一桩心愿。”
又到巴黎
正当德法两国咬紧牙关反对向伊拉克开战，美国有人把他们叫做“旧欧洲”的时刻，我碰巧去了巴黎。15年前和李瀚祥兄为拍电影《烟壶》，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我国有些地方正在破坏古建筑大盖摩天楼。所以看到巴黎反对破旧立新，力保老模老样，我既佩服又感动。打听一下后才知道原来也曾有人赶时髦在塞纳河左边建起一座59层纽约、东京式的大楼，叫“蒙巴娜斯”大厦。建起后巴黎人一看就急了，大叫：“石屎成林，照这样还像巴黎吗？”还由此流传起一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来巴黎旅游，问一位偶然相识的法国人：“你住在巴黎什么地方？”那位法国人说：“我住在蒙巴娜斯大厦楼顶上。”美国人说：“啊，你也喜欢这样的大楼。”法国人说：“不，因为只有住在那顶上我才能看不见它！”
从那不久，似乎官方有了一项决策：建高楼只能在塞纳河左岸，右岸从罗浮宫、香榭丽舍大道、共和广场起，大小街道一律保持原状。老楼坏了，只能照老样重修。若有哪块石头原来砌错了，修复时也不准改正，要照原样错着砌！当时我们住的日本现代派酒店“日光”就在河左岸，每天都要从铁塔附近绕着过塞纳河才能到巴黎市中心。如今美国人骂他们是“旧欧洲”，我还担心巴黎因此要翻新呢。下飞机一看，上帝保佑，还是老样子。市中心区倒也有地方在动工，我问他们在建什么，他们说：“有些房子结构太老化了，重新改建，但里边改完后沿街外貌，仍要按原样修复。换上新材料的还要作旧，要跟雨果、大仲马他们当年看到的街景一样！”
怎么开口一说就是雨果呢？因为2002年法国定为“雨果年”，整整一年都是纪念雨果的日子，还趁这个年把大仲马的墓由郊外移灵到巴黎专安葬历代英烈的“国家陵园”。体现对历史文化名人的尊重。
“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是“雨果年”活动的一个项目。我上次到巴黎拍片，虽也受到法国外交界朋友帮助和款待，但属私人活动，参观游览随意而行并无重点。这次专为纪念雨果而去，有了主题。由此也较深刻地体会到法国人对传统文化，对文人作家是多么看重。在保护有关文物方面又有多种方法。多了不说，只举两个例子。
一是参观了巴黎市政厅。这幢典型中世纪建筑，既是文物保护单位，又仍是市政办公地。一般不对外开放。我以前只在塞纳河桥上远远瞻望过它的建筑外形，那钟楼之下是1848年巴黎人民庆祝革命胜利的“市政广场”。这次因受到“副市长接见”，才观赏到内部的宏伟瑰丽，美轮美奂。看到它就联想到我们的府衙古建筑，明显感到东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艺术绝活。世界上少了谁都不完整。
最引人注意的是壁画。那座建筑内的大厅是长形的，比篮球场大，四壁和拱形屋顶上画满色彩浓重、构图典雅的壁画。内容有宗教典故，也有历史场面。进门后我们刚要按中国习惯从左侧墙壁开始观赏，引导我们的女士却站住了脚，回过头来冲我们一笑，手往头顶上一指说：“请先抬头看看屋顶这幅画像，我想你们认得他。”我们这才站住脚仰起脸朝上看，不看则已一看大惊。这市政厅迎门而坐的头一幅人像，不是皇帝，也不是公爵元帅，却正是我们的同行——雨果！
怪不得来参加“雨果年”活动的客人，副市长要出面接见，原来从一百年前他们就把雨果视为巴黎市的荣誉代表，他的地位在各路诸侯之上，画在市府屋顶第一把交椅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