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如死了呢！蜕化变质，成了个二流子。集体劳动不参加，整天背个土炮打兔子！听说队里分东西，比谁去得都快，粮也好，菜也好，那怕分两个生瓜蛋子，没他的也不行。给少了他还拄着拐杖骂，拍着那条瘸腿说：‘老子这腿是狗咬的？我看谁敢少给我！’他儿子儿媳嫌他丢人，跟他分开，前几年下丁关东了。他女人陪着他受不住挨饿，也找儿子去了。现在就是他妈跟他在一块穷混！”
我惊异地问：“他娘还活着？”
“活着，也不是好东西，当过卖包子女资本家，现在剥削本性不改。不参加队里干活，缝盖帘，编筐，还上城里摆摊卖茶，专搞资主义这一套，前些天我们把她揪出来斗了！”
我说：“唔，斗了又怎么样？”
“她老实点了，不敢再发展资本主义了。可陈金河天天上队里来要救济粮了。支农的军宣队有派性，偏着他，说他是残废军人，没有饿死的罪过。叫队里给他粮！他当的是陈毅的兵！为错误路线卖命的饿死了不就臭块地吗？凭什么给他救济？”
那正是人与人之间老死不敢往来的时代，这消息我无法向别的老战友专递，只能自己悄悄地感慨一番。过了几年，“四人帮”倒了，我还未回到工作岗位，有一段比较自由又无所事事的时期。于是就找一些从牛棚、狗洞、大墙、干校出来的老同志，互相走访起来。我和丁世雄结伴去草桥看花，路上说了陈金河的事。他叹口气说：“这些年我们都自身难保，谁也顾不上谁，他还能跳着脚骂，还有要求救的勇气，看来比你我还强点呢！看以后吧！以后我们状况若有进一步的改善，应当关心关心他，到底是一个战壕里趴过的呀！”
以后我们的状况都改善了，而且改善的速度、程度都比预想的要快要高。老丁当了副部长，我也又拿起笔来写小说，但谁也没有认真地去打听陈金河的情况。我开脱自己说：“刚刚恢复工作，先得干出个样儿来再顾别的。”后来，听丁世雄说，他问了山东的同志，说山东农村的情况大为好转，我就又找到了自我解嘲的借口：“既然农村普遍的都形势大好，陈金河的状况想必也好转了，不然他会来找我们告状的。”
春节前夕，突然接到丁世雄来的电话，叫我星期天上午在家等他，有事情和我商量。
星期天早晨8点，丁世雄到了。他说陈金河到了北京，他们通过一次电话，约好了今天拉我一同去看他。我问：“他来有什么事吗？”
“他说一来看看老战友，二来求咱们帮点忙。帮什么忙，见了面再说。”
“也许这老兄混的还不怎么样！”
丁世雄说：“一个残废人，又没文化，又没家底，混好了也确实不易。忙咱们要帮，可也要劝劝他，不能再那么吊儿郎当、又臭又硬。”
来到门口，看见停着一辆出租汽车。丁世雄办私事从不用公家车，但也从来舍不得叫出租车，他是月月买月票的。我说：“这是你为我雇的？”
他说：“陈金河的山东话我有点听不清楚，他说住在花园村一个什么招待所，那地方又远又偏僻，不知该坐几路车。再加上要接你，索性叫个车好了。”
“到底什么招待所呢？”
“那地方不会有几个招待所的，到花园村一打听就行了。”
上车以后，我们告诉司机，去花园村，并且问他可知道那儿有个什么招待所，司机说：“可能有个工会的招待所吧。附设在工人干校里。”
我们想大概就是这个。
从劲松到花园村，走了足有一小时，因为星期天，这一路除去闹市就是去紫竹院、动物园的必经之路，到处受阻，好容易到了花园村，并且找到了工人招待所，登记簿上没有这个客人。
我们问招待所的工作人员：“附近还有什么招待所吗？”
“没有。”
“旅馆呢？”
“西边有一家紫玉饭店，才开张的。”
我们说：“到紫玉饭店看看。”
司机把车发动后，问我们：“你们要看的这人是华侨吗？”
我说：“是华人，可不是华侨。”
司机说：“八成不会在那儿。”
往西拐了两弯，仍不见有旅馆模样的建筑。我问司机：“这紫玉饭店在哪儿？”
他一指右前方说：“那就是。”
右前方是一片古典式的青砖瓦房，雕梁画栋，很像是个整修过的明清王府。丁世雄一看就大笑起来，连说：“停下停下，调头别处再打听去吧，我们这位华人朋友不会住这儿的。”
车子停下来。正准备倒车转头，一个拄着拐杖闲遛的老头凑了过来，把头往车里窥视一下，司机忙喊：“让开，我要倒车，小心轧死！”
那老头却不理他，敲着窗户喊道：“丁团长，咋才来？下来吧，到了……”
我们俩辨认了半天，才认出来这老头当真是陈金河。按年纪他比我大，比老丁小，可看去却满头白发，一脸皱纹，比我们俩全要老出几岁。
我们下了车，问陈金河：“你住在哪儿？”
他指指那片“王府”说：“不就是这儿吗，电话里说了半天咋没听清楚呢？”
我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饭店，八字粉墙，虎皮石墙基，月洞门，抄手游廊，苏式彩绘，京式宫灯。远看像神仙府，近窥似帝王家，好一片豪华气派。陈金河领我们走进一间客房，里边沙发地毯卫生间、空调彩电弹簧床，竟是北京饭店的规格，民族饭店的设备！
我和丁世雄互相看了一眼，都露出惊讶的神情。丁世雄问道：“你怎么住到这儿来了？”
陈金河说：“我下了车先找铁道部的一个老乡，叫他帮我安排个住处。他就安排我上这儿来了。他叫我住哪儿我住哪儿呗！我看这北京的招待所摆设还就是不错哩！”
我说：“想必是他花钱招待你了？”
“谁说，俺住房子人家花得着钱么？我个人拿呀！”
丁世雄问：“你知道这房子一天多少钱？”
陈金河说：“不知道！我还没打听咧。”
陈金河出门找人沏茶，我看看老丁，忍不住大笑。
我说：“好了，不光有个陈奂生进城，这又出来个陈金河进城！可见高晓声不是瞎编的。”
老丁看了一眼桌上的住房须知，吐了下舌头说：“这房子一天45元！你还笑呢，回头这笔钱你怎么出哇！”
我这也才觉得事态严重。
老丁皱皱眉说：“这样，呆会儿我打个电话，叫我们部里招待所给他预备个床位，今天就让他搬走。前两天的房钱咱俩包了吧！老战友了，有什么办法呢……”
陈金河叫来个服务员，提来了开水，并为我们沏上了茶。
陈金河说：“我跟我儿子一块来的，他今天出去办事去了，就咱们老同志一块拉拉呱挺好，你们俩怎么样？”
我说：“老丁升官了，副部长！”
陈金河说：“在电视上我见他跟外宾一块吃饭啦，要不往车里一瞧就认出来了，你呢？”
老丁说：“他比我强，自由自在，你怎么样，比以前强点？”
陈金河说：“多少强了点。”
我问：“还背个枪打兔子？”
“还打，比先前打的少了，没功夫了！”
老丁说：“你也包地了？”
陈金河说：“前两年包了点，去年起我把地又退了，种地没多大出息。”
我问：“那你干什么？”
陈金河说：“跑运输哩，我这儿子下了几年关东，学会了开汽车，我包了辆大解放，他开车。我办业务。”
丁世雄问：“收入还可以吗？”
陈金河说：“凑合啦，我这回来就是找你帮个忙，买两样东西。”
丁世雄说：“你说吧，只要能帮忙的厂。
“头一个，彩电！”
老丁一笑，指指我：“你找他！”
我说：“我刚从国外带回来个20英寸的，可以让你先抱去！”
“一个干什么使？”陈金河把眼一瞪，“买一个彩电我用着上北京来一趟？”
“你要几个？”
“4个！”
丁世雄说：“你要贩卖去呀？”
“买还买不着呢，我能卖它？你放心，咱是党员，投机倒把的事咱不干！”
丁世雄说：“你还要买什么？”
“！汽车！”
“大解放？”
“不，小轿子。红旗咧、奔驰咧都行。”
“噢，你说要旧的，人家处理的。”
“要旧的干啥？新的。俺娘老了，我腿不好，闲下来想叫儿子拉着俺娘俩到处转转，不要旧的。”
我拍拍他脑袋说：“伙计，醒醒，说梦话啦！”
“我清醒着呢，咋说梦话？”
丁世雄说：“要不就是我们俩做梦吧？”
“谁也没做梦！”陈金河说着掏出钥匙，打开衣橱里一个皮包，拿出两张纸来。一份是和北京一个土产公司订的山货和药材运输合同。另一份是向铁道部订租车皮的议定书。他告诉我们，去年的合同已经完成丫，他挣9万，今年比去年的运输量大了一倍，已经完成20％了。
“伙计，你当我是吹牛的？咱不是废物蛋呀！”
我说：“可前些年听说你队里的活儿一点也不干，光扛个枪打兔子！”
他说：“干一天我挣不来一合洋火钱，出那个力干熊啊？政策合适了咱不是吃干饭的！当年咱参军为啥哩？就为了有一天得到凭本事挖掉穷根的机会。谁知道全国还没解放，枪走火，打掉了我一半力气，全国解放了，政策又走火！这下子又失掉了我的心气。革命还有越革越穷的理吗？连俺娘茶摊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了，这辈子还有盼头吗？还不许我骂几句？你问问现在我还骂吗？我喊共产党万岁还喊不过来呢！过年的时候，我糊了灯笼，写上‘邓小平万岁’，打着它在街上走，支部批评我说这不合政策，这叫‘个人崇拜’，我把它拿回家，挂在我床头上。不许个人崇拜！还不许我一个人崇拜？”
我们两人笑，他自己也笑。
我们问他这几年怎么过的？他说刚实行包产那一年，他儿子、儿媳妇、老婆还都在东北。家中只有他和她老娘，两人加在一块不到一个劳动力。好地他不敢包，包了他也种不好。村北河边有一片盐碱滩，少说有一顷地，村里说50元钱就包出去，可50元也没人认。干部们就说，陈金河是荣军，包给你吧！你要有收成，爱给多少给多少，要没收成，一个子儿不要你的。他记得小时听他爹说，盐碱地可以长葵花，他用残废金买了百十斤葵花籽。不拉沟不分垄，漫天扬场地把它们全撤上了！没想到一阵雨水过后出了苗，这下可给他带来了希望。他就拄着拐棍认真去伺弄它们，到秋天一下就收了几千斤葵花籽，头一年就发了个小财。他按队上出的价加了三倍，闪了200元钱，寄了1000元给他儿子当路费，叫他们回来。
他说：“你寄封白信，说家乡变好了，叫他们回来，他们信吗？一百张大团结寄去，比什么都灵。他们拉家带口全回来了！”
这一下他就增加了三个劳动力。老伴种地比陈金河强，儿子会开拖拉机。陈金河一年发家，有了名，也有了信用。便向银行贷了几千元，加上自己的余钱，买了架带拖斗的小四轮，第二年下来他纯收入就是两万多元。这时，公社进行体制改革，决定把一辆130卡车承包出去，陈金河索兴把承包的地改为苗圃，专种树苗，由他老妈和老婆照顾。把卡车包下来交他儿子驾驶，小四轮拖拉机由他儿媳妇驾驶。卡车跑长途，拖拉机跑短途，陈金河拄着拐棍专门联系业务。以前陈金河背着枪打兔子，转遍了四乡，也算“名人”，如今成了致富能手，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报纸介绍先进事迹，又成了“红人”。熟人多，路子广，承揽运输业务十分便利，他又给自己定下了几条原则：凡是公家运输公司不接受的业务他一律接受，凡是群众急需的任务，他降价包运。公家的汽车队，零担货不运，地方偏僻不运，路不好走不运。他全运。赶上春天送粪，社员忙不过来，或是上黄河出河工，路远又不通车，他免费服务。他救别人的急，别人有肥活也惦着他，永远不愁没货运。搞运输去的地方多，知道各地商品行情，他也集资买卖土产，长途贩运。从山东买了柿饼、核桃、大枣送到南方，从南方买竹子、南货带回山东。三弄两弄，他竟成立起个贸易运输公司来，请了个回乡知识青年当经理，他当副经理。新经理一上任就请人办了个汽车司机学习班，招本村的高中毕业生学开车，又买了两辆大轿车，专跑泰安、曲阜、青岛几个旅游点，在每个地方都租了房子，招村里的半劳力当服务员，兼营小客店。客店不求赢利，专作乘他的车旅游的人免费提供住处。他的车票和长途公共汽车一样，别人就抢着坐他的车，两年下来，几十万的纯利到手了。现在兖州到石臼所的铁路快修通了。他们估计临沂要繁荣起来，来往客人会增多。现在还没发展城内的公共交通事业，他想先弄辆轿车试试，看弄个出租车公司可行不可行……
我和丁世雄简直像听“天方夜谭”！只从他那热烈、兴奋的神情上，说话的口气上，才相信这是几十年前拉骡子、挑担子、点汽灯、拉大幕的陈金河！
将近中午，他儿子回来了。他说在食堂给我们定了饭，我们也就不客气，一起去了食堂。
他这儿子，猛一看没一点和他相似之处。30来岁，膀阔肩宽，带着汽车司饥常有的豪爽劲。我们四个人，他竟订了一大桌菜，而且买了进口的烟酒，也许我们都是他父辈的人，我们说话他极少插言。话题又说到电视机时，我问他：“4个彩电，一定有一个是给你买的罗？”
他说：“俺爹没打我的份，我也不靠他买！”
“我不信厂。”
儿子说：“队里一个，幼儿园一个，文化站一个，他老两口不还要一个？能有我的吗？”
老丁问：“噢，你是替队里买的？”
他儿子说：“俺爹送给集体的，这是他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去年他在庄上修了个开水锅炉，冬天免费供应全村用开水，前年他给小学校打了60套新桌椅，过年时……”
“少说几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陈金河斜了他儿子一眼，他儿子不吱声了。
我说：“老战友了，告诉我们这些怕什么？”
陈金河摇摇头，本来喝酒喝红了的脸，却透出了紫黑色。他叹了口气，呷了口酒，说道：“前些年，太穷了。也看不见个希望，我就破罐破摔，没皮没脸的混，成了党的浪子，群众的累赘！如今，如今我这个党员也得起点作用了，我当年入党时也是宣过誓的咧……”
他的眼转起泪珠儿来，为了掩饰自己，他赶紧端起杯劝我们喝酒。
分手的时候，已是半夜。劝他换旅馆，替他付房租的事我俩谁也没提。丁世雄认真地说：“想想办法，彩电、汽车都替他想想办法。老战友了……”
1985年3月20日于北京
服从命令搞创作
52年前，新四军宣传部编的小刊物“歌与剧”上发表了个相声脚本“国大代表”，署名“邓友梅”，主编张拓同志给我一斤柿子，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拿到的第一笔稿费。
人们问我什么原因引起写作的欲望？其实我根本没欲望。上级命令，不写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