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我在一边堵着口，解下裤带来。抬一下屁股，底下吱的一声，他掐住一个狐狸的脖子，用腰带拴上拖了出来。又一抬屁股，又拖出来一个来，用腰带的另一头拴了。第三个没腰带了，他用手掐着狐狸脖子把它拽出来，狠狠地往地上摔了几下，狐狸不动了。可就在摔这第三只的时候，另一只从我这边蹿了出来，我抓住它尾巴，狐狸回头咬了我一口。我一疼撤了手，叫它连蹿带跳地跑了。
陈金河跺着脚说：“你咋这么熊包！叫你帮忙，你倒坏了我个事。”
我舔着手上的伤口说：“你没瞧见手都给咬破了！”
“咬破手算啥，过两天自己就长好了，我裤子还叫它挠破了呢，裤子破了可得花钱买哩！”
我说：“你抓到三个也行了。咋这么贪心？”
他说：“这是一窝，要抓就得全抓住，跑一个将来它要报仇的！我受过它们报复……你没看见吗？凡抓野物的人，没有不穷死的，它们祟乱你！”
我笑道：“你既迷信，为啥还抓这几个？”
“我想不干了，可拿啥过年呢？”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没见俺娘这几天那愁苦相么？”
他把三条狐狸剥了，皮卖给合作社，一半钱给他娘过年，四分之一买了胭粉参加办高跷。还有四分之一想买药治屁股(屁股真的叫狐狸挠下几块肉去)。我们的卫生员免费替他抹了二百二。他就拿这钱做了条裤子。他娘织布，他却不用他娘的布做。他说：“老人织布是卖的，不是给我穿的。我的穿戴，我个人想法儿。”
大家议论了一阵，一致赞成吸收陈金河入伍。又在支委会上讨论一下，就决定了。丁世雄叫人把陈金河找来说：“组织上要我动员你参军，你自己同意不同意？有什么意见？”
他以为陈金河会跳起来说些感谢的话的。可陈金河满没动声色，反倒说：“领导要下了决心呢，我现在就入伍。要还想考验一阵呢，也没啥，反正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你还蛮有主意啊！”
“没主意早叫你打发回去啦！”
他的职务是通讯员。只管照顾丁世雄的生活。演出的时候拉大幕，点汽灯。配效果，要演只喊一个“杀”字，端着枪冲锋的群众演员，他都抢着干。还跟着大家练声、唱合唱，并且用白报纸钉了个本儿，学着美术组的样儿画速写。他唱的、画的都不像样儿，没露出在这方面的什么天分。显然踩高跷时那点灵透劲真拿到专业团体来说不顶用。点汽灯，演幻灯。钉布景这套活他掌握得很快，既有兴趣，也有才能。打枣庄时我们缴获了一架柴油发电机，灯光组长小江跟他两个人鼓捣了一天半，居然把它弄转了，而且接上线，点亮了好几个电灯袍。新年联欢会上，他们就用这几个灯泡照明，演了一场晚会，虽然没有汽灯亮(光线总是红的)，可是真正的“电灯”，一按就亮，再一按又灭了。这本身就是节目，给台上台下的人都带来了愉快。后来要进沂蒙山打运动战，这个笨重的现代化设备只好扔掉，陈金河为此还掉了泪。
电灯事件引起团里对陈金河重视。朱彤心建议把他转为文工团员。文工团员一般享受班排级待遇，算是“提干”。在战斗部队，打仗升个班排长不是问题。文工团不行，要么得有“特殊贡献”，要么得熬到一定时间，大家一块升级。陈金河表现不错，可不能算是“特殊贡献”，只好先把他调到灯光组工作，仍是通讯员的职务。从此他归灯光组长小江领导。
小江虽也是由通讯员提上来的，但他资格老，军龄长，又得过朱彤心的技术真传，就时常在陈金河面前摆架子。往往为了点小事就把陈金河训斥一顿。我们看不过去，没少给小江提意见，陈金河却处之泰然。随便小江多粗暴。他都不顶撞。
一天晚上行军时，我和陈金河一块跟着骡子照顾病号，在路上谈了起来。我说他表现得很好，能忍住小江的乱发脾气，这不容易。
他说：“跟人学本事，受这点气算个熊！比旧社会当学徒的强多了。我要没这点打算，还不参加你们文工团哩。”
我问他为什么非要参加文工团，他说：“从大里说呢，是要革命，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穷人不受压迫剥削。不过这是官话，谁都这么说。往小里说，我自己有自己个人的打算，想改改门风。”
“咋叫改门风？”
他从他爷爷那辈讲起来。
北方农村，一般都以多数居民的姓氏为村名。村民大部分姓张，就叫“张庄”，大部分姓李，就叫李庄。为什么他们村都姓陈，不叫“陈庄”而叫“白庄”呢？因为早年这村上有几家靠抄纸为生，墙上用石灰抹平，为的是晾纸。他爷爷那辈就抄过纸，自己有碾子有牲口，生活很不错。
“你在俺家住过。日子不富裕，房子能这么宽敞么？”
他家确实房子宽敞，有三间北屋、两间西屋、两间东屋。不过，三间北屋房顶上的瓦已揭下卖了，苫上了草。东屋山墙从顶到底一道大裂缝，除去放破烂。派不上别的用场。我们住他的西屋。西屋虽没裂缝，可缺窗户少门。我们挂了个草帘挡风，扎了几根秫秸把糊上纸当窗户。
他说自从民国十几年，城里的财主办了个机器纸厂，造的纸又白又薄又便宜，把这些土纸作坊顶黄了，他家才败落下来。他爷本不靠种地养家，就没置下多少地。死的时候除了留下这宅子，只留下十来亩地。十来亩地，如果好好伺弄，也还可以维持中农水平。他爹受了他爷的影响，认为在土坷垃里刨食难有大出息，就把地卖了与人合伙做生意，往山里贩骡马，从山里往外收药材。开头几年干的还得手。可在日本进来那年，路上碰上了劫道的。三个劫道的拿着砍刀、扎枪劫他们四五个。别人一见，扔下财物就逃命了，没伤着人，他爹捂着钱袋不肯撒手，跟劫道的扯把了一阵，叫人用扎枪捅破肚子，挑出肠子来才把钱袋给夺去。
劫道的说：“朋友，咱是谋财不害命的，你早放明白点，何苦伤这和气呢？”
他爹说：“朋友，我不挣巴两下，身上见见红，我跟我自己交待不过去，这样我才心安。”
劫道的见他有骨气，扔下十元大洋，叫他当盘缠，雇个脚回来。他没舍的花这十元大洋，硬是把肠子塞进肚子，用手捂着伤口走回家来。
金河他爹回家后又卖了三亩地，请个老中医给他治伤。治了八九个月，大体上好了。老医生嘱咐他第一不要干费力的活儿，第二不能暴饮暴食，尤其不能吃肉。金河爹是个头脑活、肚量大的人。不能长途贩运，不能种地，总能找到谋生之路，他把喂的两口猪杀了，让金河娘蒸包子，他在集上看摊卖包子。这使他维持住了家庭生活，并且没费多大力气。守住了医生提的第一条戒律。可他没想到，卖肉包子对于一个忌口的人，也是个危险的行业。冒着热气，散着肉香的白面大包子，每时每刻朝他投出诱惑。胃口的翻动使人很难做到“拒腐蚀，永不沾”。果然，熬到八个月头上他熬不住了。趁金河娘没看见把一个破了皮的包子塞进了嘴里。果然就创口崩裂一命呜呼。这事在医学上说得通说不通另当别论，反正金河爹死了。临死留下了两句话：一是劝金河娘早点嫁人，带着他留下那点财产嫁个实诚人；二是孩子大了叫他闯世界，别死守着坷垃受穷。他说：“靠老实种地是熬不出头的。”
金河他娘顽固地拒绝按第一条嘱咐办，却严格地遵守了第二遗愿：金河爱干什么由他去，并不把他拴在土地上。她靠纺纱、织布、做小手工业维持生活。
所以金河说：“别人参军，头一条想的是打倒地主剥削，翻身保田。我想打倒穷神，跟你们学点本事。全国解放了，我既有一份功劳，也学了一身本事，改换下土里刨食的门风，过几天富裕日子。”
金河的兴趣并不只在点汽灯、做布景一些工艺上，他也乐于学文化、学政治。这么个散漫惯了的人，按说对军队的严格纪律难以适应，但他却很自然地就习惯了。行军时汽灯是用两个木箱装着、驮在骡背的，因此灯光组总要有人跟骡子走，以前这事由小江干。自从有了陈金河，小江摆起架子，把这活交给陈金河。1947年夏天，我们在鲁南打一个县城没打下来，遭到了敌人大股增援部队的反包围，半夜我们趁着瓢泼大雨突围，中途又遭到敌人伏击，政治部的队伍被冲散了(请原谅我说到我军偶然失利的事。这种事战争中本来难免，但文学作品中却是一忌儿我们突出包围圈已经天明，见到了饲养员陈宝河，却没见到陈金河和骡子，陈宝河说，他们本是一起行动的，遭遇伏击时，骡子被一发60炮弹打倒了，他从骡子身旁跑了出来就再也没见到陈金河。估计陈金河可能和骡子一块中了炮弹。我们一连五天，没打听到陈金河的下落。大家心情都挺沉重。第六天拂晓，我们强渡一条很宽的河。渡到对岸，敌机就发现了，向我们俯冲扫射。大家赶紧往高粱地里钻。几位女同志钻进一片高粱地，转眼间又格格笑着退了出来。丁世雄喊：“别出来，原地隐蔽！”她们宁肯冒险在路边卧倒，也不肯再进去。一些男同志就从她们身边钻了进去。到青纱帐中才知道，原来有个大小伙子，浑身一丝不挂，躺在地垄里睡熟了。陈宝河去踢了那人一脚说：“起来，穿上衣裳厂那人揉揉眼坐了起来，把陈宝河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尖声叫道：“你是陈金河魂呀，还是人儿呀？”
“我要是魂儿早把你掐死了！”陈金河咧咧嘴，哭不像哭、笑不像笑地说，“你的腿比兔子的还快，害得我好找了一夜！”
听到陈金河的声音，人们不顾敌机还在头上盘旋，全凑了过来。连女同志也扔开习惯的禁忌，大大方方钻进来了，吓得陈金河赶紧原地趴下说：“女同志别过来，谢谢你们关心，我挺好，就是衣裳叫水给冲跑了，等我找件衣裳穿上咱再见面吧。”
不知是谁扔了件军装上衣给他，他像围裙似的围在腹部。说是昨晚上他一人摸到了河边，看看没有人，以为我们早过河了，就赶紧下河追。昨晚雨挺大，河水又深又急，穿着衣服走不动，就把衣服脱下顶在头上。谁知一个浪头把他打倒了，再爬起来时衣裳早漂得不见影了。我们说：“你怎么不把衣裳抓紧些？”
他说：“咦！你们倒会说，我手里还抱着那个东西咧！”他指指身后的草丛，人们才看到那儿放着盏汽灯。
这以后不久，他就人了党，但仍未提干。陈金河自己对待提干也像他对待参军一样，既充满信心又不慌不忙。“特殊贡献”有时也要看机遇的。不久他的机遇来了。洛阳战役时，我们全团都上最前线去做鼓动工作，留下他和两个炊事员在洛阳城外一个村子留守。在前线上喊话，鼓动干了一夜，天亮后团长叫我和一个姓耿的同志回留守处取彩绸服装，准备做战地演出。留守处村西有个废了的破窑。还离破窑很远，就看见窑外站着个当兵的，端着支冲锋枪，面向窑门一动不动像个泥胎。走近了，看出是陈金河。我们喊他，他不做声，只作手势，招呼我们快到他身边去。我们再走近些，就看到他脚下横七竖八扔着七八条枪，几个手榴弹。他说：“我这窑里捂着一窝狐狸，你们一人抄起一把枪来，咱把他们领回去。”
我们各找了一条枪，顶上了火。他喊道：“一个跟一个举着手出来！谁要捣蛋我这枪子可不吃素！”
里边答应了几声，陆陆续续有七个敌军举着手出来了。陈金河问：“还有没有？”
一个脸上有块伤的大个子说：“还有一个伤的，两个死的。”
“去个人把伤的背上，死的撂下，其余的排成一列站好！”
那大个子就钻进去背着一个头缠了绷带的敌兵出来。陈金河叫我们看着俘虏，他把地上那几支枪的枪栓全卸下来插在自己皮带上，然后对俘虏说：“一个捡一杆扛上，跟我们走！”
把俘虏押到村里，初步审问了一下。他们说是昨晚从九龙台突围出来一个连，叫我们部队一阻击，打散了。他们这一个班跑到这村头，看天快亮了，怕被我军发现，就躲进了废窑，正商议下一步怎么办，突然从窑顶上飞下个手榴弹，吭的一声炸了！当场两死一伤。其余的都吓蒙了，听到外边喊：“把枪扔出来。不交枪要扔小包炸药了！”他们赶紧把枪交了出来。扔出枪以后，又听外边喊：“现在你们就老老实实在里边休息吧，多咱喊你们出来再出来。”他们就在窑里老实呆着，天亮后从窑门下边望望，才知道外边就一个解放军。
我们问陈金河，怎么会跑去抓俘虏的？他说原是去解手的，蹲在地里，看远处，有天幕作背景，比站着看得清楚，就发现有几个人由西往东跑，头上是大盖帽子。他顾不上回去拿枪，皮带上原插着颗手榴弹。就提着手榴弹悄悄紧迫上去。这几个人走到窑跟前不见了。他估计是进了窑。他想他要从门口接近绝打不过他们，要在窑顶上居高临下，既利于进攻又便于隐蔽。就从窑背面爬上去。把耳朵凑到烟口上一听，敌人正在争论是继续跑还是先隐蔽下来。有人说马上天亮了，再出去容易叫八路军看见；有人说躲在这儿也不安全，要叫八路发现连队形也展不开，没有还手之力，还不如硬冲出去好。陈金河心想：他们一出来一个人可就捂治不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那颗手榴弹扔下去再说吧！手榴弹一炸，里边乱了营。陈金河一喊里边就嘁哩咔啦把枪扔了出来。陈金河赶紧跑下去，捡起一支冲锋枪封锁住了窑门口。
陈金河一个人俘虏敌人一个班，上了部队的前线小报，立了二等功。丁世雄趁机把提干的报告打上去了。
打完洛阳，我们到黄河北休整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南渡黄河，准备打开封战役。经南渡河时我们是半夜渡的河，陈金河拉着驮汽灯的骡子和炊事班乘一条船。黄河中流，浪大水急，涛声震天。骡子受了惊，又叫又跳，这在船上很危险。他不顾一切夹住骡子的头，骡子挣扎，冲锋枪撞在船帮上，走了火。枪一响，骡子倒安静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可是船靠拢南岸时，陈金河沉着地说：“你们把骡子拉上去吧，我上不去了。腿打断了……”
陈金河随船回到北岸，进了后方医院。提干的报告批下来时，他已复员回家当老百姓了。
1960年前后，我在京郊挖河的工地上改造。丁世雄托人带来一封信，说陈金河来找过他。家中生活困难，请老战友们周剂他一下。他找了几个人，给他凑了30斤粮票，100块钱，打发他走了。因为知道我的状况也不好，所以没有通知我。我有点心酸。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北京车站，碰上了临沂来串连的人。其中有个20多岁的年轻人，是跟陈金河邻村的人。我就打听：
“你认识白村有个叫陈金河的吗？”
“那个瘸子？谁不认识他？”
“他怎么样？”
“完蛋了！”
“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