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只好进村中休息。村中房子有两类。少数是房顶与地面一样高，甚至陷在地面之下。先下台阶再进屋门。这是黄水淹过，从泥沙中挖出来的旧房；多数是草顶，木杆，芦苇糊泥的棚屋。这是新搭起来的住屋。房屋陷在地下之处，其田地系被泥沙淤积，尚可耕种；搭棚屋者是熟土被黄水冲走，露出来的只有沙礓，其硬如石，种地时连犁铧都要碰断。不管那种房屋，都是家徒四壁，有的全家人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山东农村，再穷的地方也还能烧个热炕，不烧炕总还能找点草搭地铺。可这里连铺草都没有。因为沙礓上寸草不生。老乡们拿到救济粮舍不得，要把它卖了换成红薯叶，这样可以多吃几顿。农民们穿得更是奇特，不少人穿西装，纯粹是进口货。不过既长大又破旧，腰上扎根绳子代替纽扣。原来都是联合国救济总署发的救济品。西方人捐赠的救济品也有新东西、好东西。但都叫国民党政府官员自己留下了。发到老百姓手中的就剩下了这些破烂衣。我们祖宗的发祥地，一度就成了这样赤贫，刮起沙漠戈壁般的暴风。
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河南淳朴敦厚的民风，河南人是有文化传统的。人穷而不失礼。在村头碰见个拾粪的，那怕他两天都没揭锅，也要客气地说声：“到家里喝汤？”
过去中国人穷，把吃饱肚子看做压倒一切的大事，所以人们见面，最讲礼貌的问候就是：“吃了没有？”惟独河南人却问：“喝汤没有？”或许这是风习上、语言上的差别。但当时我觉得这是河南生活更为穷苦的反映。没有足够的粮食做干粮，只能吃流食。也许我理解错了，但错得有理。
我已近半个世纪没到河南黄泛区。不管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有过多少失误，却相信它绝不再是当年我见到的景象。如果今天河南人们见面还问：“喝汤？”可能其汤的原料已作彻底改变。老年人喝汤为了保健，女士们喝汤为了减肥，这决不会再作那样的误解。
从陈家白庄走出的文艺家
最近山东临沂罗庄政协的乡亲来信，说他们要编本村的“文史资料”，问我能不能写点东西。我放下手中正写的稿子，回忆起陈家白庄来。陈家白庄是罗庄属下一部分。这个村不大，但从这里走出去的作家艺术家却有一大串：音乐家、戏剧家、诗人、作家、书法家、画家、电影明星……应有尽有！
因为这里曾是“新四军、山东军区文工团”(简称军文工团)的驻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毅同志率新四军部队北上，与山东军区司令合并，他身兼代军长和军区司令，军部和军区司令部就设在临沂。这时正是抗战胜利后短暂的充满和平气氛时期，毛主席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负责维和的“军调执行小组”经常派人来临沂搞联络，联合国善后救济小组在临沂设办事处分配救济物资。地方上忙于减租减息发展生产，部队动员精简复原，准备整编。文工团宣传教育，接待交流工作忙得热火朝天，演出的地点主要在城里，军部分配的驻地就在临沂城中心。转过年来进入1946年，蒋介石调兵遣将就绪，丢开政协决议要召开伪“国大”，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城里驻军已不适宜，开始向乡下疏散，新四军领导机关驻到城南罗庄一带。我们移到属罗庄乡的陈家白庄。
陈家白庄的老乡对文工团热情欢迎。各家房东就把房子腾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部队到达时村干部们把铺草都给预备好了。全村群众都到村前夹道欢迎。我们班住在村中间偏西一个夹道北头，有三间正房、三间东屋、两间西屋。房东大娘和他儿子住正房，我们全班住三间西屋，东屋住的是两位刚从滨海调到我团写剧本的老同志。其中一位就是后来成了上影著名导演傅超武。房东只有老大娘和儿子两人，大娘年岁已大，重劳动活都是儿子一人干，院子里原来比较脏乱。我们住进后，按传统把挑水扫院子的零活全包了下来。正房檐下挂了木箱，养了不少鸽子，原来正房窗台上下鸽子粪成堆，我们来后每天都给扫得干干净净，还把鸽子粪给堆到一块替房东积肥。大娘高兴得合不上嘴，赶上星期天我们改善生活领回面、肉包饺子，她都抢着为我们帮忙。平时我们在院中活动，老大娘就坐到门槛上看。我们练歌她当听众，我们聊天她捡笑。
“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在当时可算是山东根据地最高文艺团体之一，其成员既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也有来自上海、北京、济南的专家名人。原团长陆万美曾担任过“抗演六队”队长，后来接替他的张望同志是老新四军。著名的作曲家李淦(水金)是我们的教导员。副团长黄灿出身于元老级话剧团体“南国社”。下边的人也不弱，以“戏剧股”来说，股长白文来自上海，苦干剧团的台柱之一，和石挥、张伐、黄宗江等同为“苦干剧团”的台柱；副股长是新四军中的艺术骨干，能导能演，红遍苏中、苏北，建国后当过两个部副部长的丁峤；郑重是40年代红遍南北的电影明星，布加里是闻名鲁中鲁南根据地的革命艺术家……在他们指导、带动下，一批年轻同志经过努力学习和工作锻炼，已显露出艺术才能。其中不少人在建国后成了各自领域的名家。如画家彭彬，诗人顾工，音乐界名指挥胡德枫，女高音歌唱家马旋，书法家姜东舒，电影女导演董克娜，电影演员铁牛，李玲君，孙永平……
文工团在陈家白庄这段时期，有几件事值得一记：
一是迎接东江纵队。1946年夏季，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和平严格执行和谈协议，把坚持在广东抗战的东江纵队调遣到山东来。山东军民出于对广东同志忍痛离乡的同情与敬佩，作了充分迎接准备。东江纵队是乘美国军舰由广东到烟台的。有人在船上受美国海军的歧视与慢待，同志们为顾全大局忍住了满腔愤怒。登陆后步行由胶东开往临沂，几百里路程；沿途都是彩棚戏台，欢迎的队伍不断，慰问的歌声不停，相比之下山东军民阶级感情令东江儿女由衷感动。军文工团的演出点设在临沂城东四十里的相公庄，舞台就搭在大路边。连续为过路的东江纵队官兵演出了一星期。常常是台上演出台下喊号，官兵们用现学的北方话：“谢谢新戏官(新四军)的同记(志)们啦，我们一定要跟你们一期(齐)保卫山东解放区，我们还要打肥老嘎去(打回老家去)……”他们的革命信念也激励了山东军民并肩战斗的决心。
二是文工团鼓励大家除在本职工作上精益求精外，业余时间也用来勤学苦练以增加点修养与能力。有人练歌，有人练画，有人学习写作。白文在这里写出他头一个剧本《五莲山》，顾工在这里写出了头一个《发洋财》，董克娜、铁牛、李玲君、孙永平都是在这里第一次登上舞台的。
三，文工团把陈家白庄看做自己的家。排了新戏，照例先演给乡亲们看一场，听取大家意见，然后才正式到部队演出。乡亲们在看文工团节目中也提高了觉悟，当年秋天翻身群众掀起参军热潮时，陈家白庄一次有十来个青年参军，全被我们文工团接受。参军青年披红戴花，骑上扎了红绸带的马；文工团同志组成乐队秧歌队敲锣打鼓吹拉弹唱，从陈家白庄出发往南往西到罗庄一带游行一圈。出村时参军青年从各自家中由乡亲送出来，回村时文工团领导带队迎接到欢迎大会会场，老同志帮他们换上军装，陪他们参加欢迎宴会，新同志亲属和村干部全被请入席。从这天起陈家白庄才有人走进艺术队伍，其中有好几位后来都成了在北京、上海等地工作的乐手、电影从业者和艺术家。也有在战场上立下过战功甚至光荣负伤落下残疾后，转业还乡的，他们回乡后又在家乡经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如我的老战友陈进田、陈宝田，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今仍在为建设家乡而奋斗不息。
前几年我和老战友顾工一起回陈家白庄看了一下，回北京后丁峤、马旋、彭彬都向我们打听老乡们的情况。转眼过了半个多世纪，但对我们来说，只要一息尚存，绝不会忘记和罗庄一带人民血肉相连的情义。
战友陈金河
我在写战友朱彤心的时候，联想起另一位战友，名叫陈金河。
陈金河从1946年10月参加我们文工团，到1948年负伤离队，总共一起工作了两年多。可我认识他不止两年多。他参军之前我们团住在他们村，我就住在他家，对他有些了解。解放战争开始后，部队扩军，白村有十来个青年报名参军，他没报名。我们批准了三个人，当然也没有他。那三个新战士入伍的时候，村里组织高跷队欢送，我们组织秧歌队迎接。本村青年参加驻在本村的部队，没多远路可走，拉不开阵势，只好给新战士披上红绸戴上花，骑上高头大马，在周围几个村子游行，回到本村，再由我们部队迎接。陈金河是个玩社火的能手。能翻跟头，会蝎子爬。踩在高跷上能来鹞子翻身劈大叉。他扮白蛇，扮相又美，身段又活。这一路上他倒成了主角。不论到哪个村，大姑娘小媳妇眼睛只往他身上盯，参军的青年倒成了为他壮威的。陈金河扭得很愉快，很尽兴，丝毫没有羡慕和妒忌几个新、战士的神色。
过了一个多月，部队开拔了。我们是文工团，要带幕布、汽灯、服装之类，难免需用民夫。村公所派夫时，陈金河争着要参加，说：“住的怪热乎的，送他们一程。”一般的民夫只送一天，60里地。第二天他们回去，再由宿营的村子另派新人。但到第二天白村的人回去时，陈金河不肯走，说：“我腿脚好，再送一程。”于是他留下来，和新来的民夫一起又送了我们一程。第三天我们再走半站就到目的地了。他又说：“反正还剩二三十里地了，送到算吧。”又送了半天，他是老熟人，又如此热情，又好像对待一般民夫那样，开个证明就让他走。团长丁世雄就索性挽留他半天，晚上请顿牙祭。晚上吃饭时，把他的三个老乡找了来，把原住在他家的我们几个人也找了来。饭菜放在院子里一盘磨上，大家围着磨盘站着，每人撅了两根秫秸箭秆当筷子。
丁世雄说：“金河，你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现在弄得我们真舍不得跟你分手了……”
陈金河说：“分啥手？打出来我就没打算回去！”
丁世雄还以为他说笑话。就说：“说得轻巧，那你当初怎么没报名参军？”
“我报名你要我吗？”陈金河正经地问。
丁世雄觉得他要来真的了，忙说：“不行，咱不敢要。你是独子，你妈又从年轻守寡……”
“我知道就是这么个事，我义务长期支前，你管不着吧？”
丁世雄是善于开着玩笑处理严肃问题的，就故意把脸一板说：“支前要有乡政府证明，拿证明来，咱欢迎，没证明，回去。叫伙房给你十个馍馍当干粮，拿着路上吃。”
陈金河从怀里掏出个纸条条，啪的一声放在磨盘上说：“给你证明，安排我的住处吧！”
丁世雄疑疑惑惑地打开纸条，大家围上去看，当真盖着红色大印，是乡公所开的证明。上写：“陈金河自愿支前当民工，希文工团分配工作，期限两个月。在此期间政府按支前人员待遇照顾其家庭生活……”
证明信是真的。估计这信的来路多少有点蹊跷，但已相隔了200来里地，无法去查询了，只好先把他留下。从此陈金河就当上了民工组长。文工团经常有两三个民工，不断替换，陈金河就专门招呼这些民工行军、吃饭、住宿。他自己也挑一个担子，专担团里的文件箱和团长的背包。团里几次动员他回去，他都说：“还没到两个月呢！”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将近两个月时，我们已转战到了胶济线，而临沂则成了敌占区。陈金河明摆着回不去了。他仍是不声不响担那副担子，既不提回家、也不提参军的事。反正开饭一块吃，行军一。路走，同志们又送了他一身旧军装，实在看不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终于有一天，团长撑不住了，把我们班的人和白村参军的三位战士(两个炊事员，一个饲养员)找去说：“你们看，是不是让陈金河入伍好呢？”
我们说：“当然应该叫他入伍。”
团长说：“可他参了军，家中就剩他娘一个人……”
炊事员陈友河说：“他来时就没打算回去，他娘同意了的。”
饲养员陈宝河说：“太平年月他也是二八月庄稼人。倒是他娘养活他的时候多，他娘乐得他出来呢！”
他这一说，大伙才有点醒悟。在那村上住了半年多。对陈金河秉性多少都知道一些，他家只有一亩多地。按说地越少、越该伺弄得仔细，可他却马马虎虎，锄的不勤，收的不净。麦秋过后小孩上他地里捡麦的最多，大秋完了上他地里搂地瓜的人也最多，人们问他：
“你怎不经心务庄稼？”他说：“猴腚大点地，再精细能多打几升粮食？费那事干球？”
他家的生活多半靠他娘纺花、织布、缝盖帘、编筐篓维持。他对他娘的劳作也很少帮忙。他娘倒是很壮实，很乐天，爱说笑，爱助人，虽然缺吃少穿，脸上却从不带愁苦相，也从没听她抱怨过儿子不成才。陈金河种庄稼不在意，但干“闲事”很有点门道，追个兔子，打个黄鼬，捕鱼摸虾，很少有空手回来的时候。
1945年腊月二十五，我去司令部送信。回来时天黑了，又下着小雪，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白村庄北，有一片柏树林，中间有座大坟头像个小山包，村人习惯称它叫“杨家罐”(也许是“棺”的讹音)，据说埋的是个明朝大官，叫“杨祭祀”，祭祀是什么官，谁也弄不大清。总之那片柏树林阴森森，尽管我背着条马枪，走到那儿还是头皮发紧。正走着，就听树林里有人喊道：“谁？”
我吓了一跳，赶紧把枪端起，拉了下栓问：“你是谁？”
坟地里就又喊了一声：“你是小邓吧？”
我听出是陈金河了，就放下枪问：“你干啥吓人呼呼的？”
他喊：“你过来，快紧着，帮我个忙！”
我问：“你在哪儿呢？”
他说：“在杨家罐下边。”
“你过来迎我呀，这么黑，我瞧不见你！”
“我站不起来，能站起来还喊你干熊？”
我顺着声音找过去，发现他在坟边坐着，背紧紧靠着坟包。
我说：“你咋了？腿伤了？”
他小声说：“嘘！我腚底下这个洞里有四个狐狸。我一个人抓不过来。想等个过路的帮忙，等了一个时辰过来个妇道人家，我一喊她倒吓跑了。又等了一个时辰才听见人声。原来是你。我的腿冻木了，腚也叫它们挠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