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贝托尔特·拜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这样描述自己：“我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德国经济中，我是门外汉，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1953年，我开始在克虏伯工作，从那天起，在我前往华沙和莫斯科途中，直到我与工会打交道时的方针政策，以及我与威利·勃兰特的友谊，我一直如此。也许有人会自然地嫉妒我。”他毫不谦虚地补充道：“接任我工作的，必须值得坐在这张桌子旁。”直到今天，这个采访过后15年了，贝贝对自己的看法仍然没有变化。1988年贝托尔特·我说：“我一生中一直运气极佳。我取得了许多成就，我获得了许多称赞，特别是在政治上。这样就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嫉妒我。”幸运和嫉妒，这两个词在他介绍自己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这两个词都有道理。贝托尔特·拜茨一生中拥有人称命运的东西，有一点运气。没有它，这位最有才华的经理是不会成功的。贝托尔特·拜茨的“这一点运气”叫作阿尔弗里德·克虏伯，是时机碰得好，这时机使门外汉拜茨有可能踏进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本来对他是关闭的。
贝贝的私人生活也很幸运。“贝托尔特·拜茨身边最好的是他的夫人。”贝托尔特·拜茨与艾尔泽共生有3个女儿。
他们还有若干“天赋极高的孙子”，这位自豪的祖父认为。
他们的看法对他特别重要。在一次授勋仪式上，他向那些祝贺的记者宣布“我总是给我5个孙子说：你们会为你们的爷爷感到骄傲的。”凡对拜茨不喜欢的，不能理解的，他都归纳为嫉妒。他的敌人远远多于朋友。为什么会这样，他找不出客观的理由。他只有一个解释：令他这么孤独寂寞的是嫉妒。自我批评，扪心自问，自己是否错了？自己是否失言了？这些对他来说是陌生的。贝托尔特·拜茨是他自己最忠诚的支持者，他对自己了解得很清楚。
1960年7月，他接受了《财政时报》采访，在类似的时机，他总是以类似的形式不断重复他的话，采访记者这样写道：“他这样说，他的天才是在组织工作方面，他有能力找到最合适的人，他可以闻到生意的气味，他称之为‘某种感觉’。从一开始，他的最大优势就是阿尔弗里德给他的绝对信任。拜茨先生对我说：‘任何一个重要决定我们都讨论，或者在做决定之前，或者在做决定之后。’作为一个机智的战略家，他特别注意，阿尔弗里德几乎从来不对他说‘不’字。”这位美国记者深受感染，但也满腹狐疑地写道：“直到现在，克虏伯‘奥妙’都决定了拜茨的思想。但让人有一种印象，这部分是因为，他，即使是无意识地，以某种方式把目前这种形式的克虏伯看作是他的发明……拜茨还想再工作13年，‘我想在我60岁的时候退休。’他为这十三年给自己制定了两件主要任务：他希望保证，当他退下来时，他创立的组织形式能够在其本质不变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他说，‘到那时，所有的经理必须比我年轻’这时，就有一个问题，他如何与他选出来的、可能的继任打交道？第二，他想继续使其公司的生产专门化。‘我们不卖煤和钢铁’他强调，‘我们这样做了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钱用于其他行业，我们将变成今天增长最快的工业行业的供货商，例如石油化工、塑料工业和核工业。”’
贝贝和采访记者看得相当准确，在拜茨的这个自我介绍中，已经谈及了所有重要的几点，直到今天，他的朋友、他的批评者和他的敌人都还认为这几点是决定性的。还有他对阿尔弗里德的无条件的忠诚。拜茨讲，“您的外祖母对我说，请您不要让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接近我的儿子。我这样做了。所有不愉快的事情我都解决了。为此我也挨了揍。”今天，77岁的他，似乎深有感触：“您看，也许您也可以称赞我一句，否则关于我的报道总是只有坏话。”关于阿尔弗里德，贝托尔特·拜茨一直只说好的。还有，贝托尔特·拜茨在说起阿尔弗里德时充满敬意。这种尊重，是想保持对末代克虏伯的纯洁的怀念。对阿尔弗里德的任何一点点批评，他都极为敏感地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我解释，他之所以拒绝了高勒·曼的手稿，是因为里面关于阿尔弗里德私生活的一些细节，他认为，这些细节大家不会感兴趣，风俗监察官拜茨出来了。我惊得目瞪口呆。但我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生气，因为他的话中一点讽刺的痕迹都没有，他是十分严肃的。
他总是把阿尔弗里德当作他行为的标准，他也同样是认真的。当我问及他基金会的事，他说：“您看，基金会刚刚向一艘海上急救巡洋舰捐赠了几十万马克，这艘巡洋舰是6月份开始投入使用的，名叫阿尔弗里德·克虏伯。这艘巡洋舰至少要在海上航行20年，以帮助那些在海上遇难的人，并将克虏伯的名字带到全世界。我相信，阿尔弗里德一定会很高兴的。”他对阿尔弗里德十分敬佩。“与阿尔弗里德一起工作，是那么愉快。他非常有谋略，每当我给他提一个建议，尽管他并不赞同，但他却从来没有清楚地说过一个‘不’字。相反，他这样给我说：‘您是否还需要一点时间，再对这个计划考虑考虑。’阿尔弗里德·克虏伯是位真正的绅士。”但拜茨自己并不刻意模仿阿尔弗里德。“我知道，我有时候有点粗鲁”，他承认，而阿尔弗里德从来没有过这样。
他与克虏伯这个名字已经融为一体，这种认同没有给其它人留一点空间，他之所以是那么反复无常，是因为其来源于心灵深处的情感，除了拜茨，这位克虏伯思想财富和价值观的保护神，已经没有任何空间是可以留给另一个强大的人，甚至也没有给一个年轻的家族成员，因为这有可能使他背弃圣杯的一部分。
有一点是他对自己作为管理者的自我评价，其特别的优势就在于组织能力、对人的认识和对生意的第六感觉。
他对成功生意的第六感觉，在销售中招揽生意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后来我再也没有碰到过像他那样的人，他能够那么从容而独立地将我们根本还没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个好价钱。但每次都很成功，我们赚到了钱。”一位原克虏伯人对我说，他在50年代和60年代非常熟悉贝托尔特·茨。拜茨能够带着无穷的魅力和移情能力走向别人，他的这个能力为克虏伯带来大量的好定单，他对商业机会的第六感觉尽人皆知。
50年代时，他曾描述过一次他判断人的方式，直到今天，他仍忠实地采用这种方式：“我是如何选择人的呢？我首先要清楚，我是否认为他很好，我是否喜欢他这个人。证书和履历我都不感兴趣，我从来都不管，他出生在哪个家庭里。”但他以这种方式挑选出来的人，也有不少问题。他们有些人认为，这怪贝托尔特·拜茨自己。尽管他为此进行过激烈的辨解，仍然谣言不断。人们认为，他应该对总公司董事会人员的意见分歧负主要责任，而媒体定期向公众做这方面的报道。贡特·福格桑离开康采恩以后，曾说：“拜茨总能在其中成功，我与戴姆勒一奔驰的约阿希姆·查恩正在争论，是否将克虏伯的载重汽车厂以6千万马克卖掉。”后来福格桑埋怨道：“拜茨先生给查恩打了电话，给他说，福格桑先生会以5，500万马克成交的。”这则逸事的实际内容肯定也不是确凿的，贝托尔特·拜茨坚决否认这件事。最后这家载重车厂以6千万马克卖给了戴姆勒一奔驰公司，这大概就不言自明了。
尽管如此，在贝托尔特·拜茨的周围，仍然不断地有人私下流传许多类似的故事。谁在克虏伯找到了工作，他会收敛一下，以免有人怀疑他讲了些什么贝贝不爱听的话。
这是我在工作中感觉到的：我找不到被采访人。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作一连串地碰钉子了，尽管每次总是有很好的借口，但仍然是拒绝了。我对贝贝说：“您一定也有朋友，请您告诉我，我能跟谁谈？”他给了我一位退休董事的名字，并亲自与他取得联系，但这次谈话也没有成功。
任何一个人都不想让人怀疑，他讲了一些有关贝贝这位象征人物的坏话，因为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象征，就像他1967年克虏伯危机之前是一个象征一样。当时《明镜》周刊在大学生中做了一次民意测验，调查谁是他们心中的榜样。贝托尔特·拜茨得到了28％的票。他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康拉德·阿登纳(36％)和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42％)。今天仍是如此，每次不到一个月，他就以某种榜样形式出现在媒体上。或者，他为《美国快讯》家庭报刊支持奥林匹克运动会做宣传。或者，他被《男人时尚》列入联邦德国最佳着装男士名单，他的监事会同事们中几乎没有另一个人会拥有这样的荣誉。
贝托尔特·拜茨是一个注重自己荣誉的人。他非常重视他所拥有的地位。“所有我想的，我都已经达到了：绝对的独立自主，许多责任，没有日常琐事的纷扰”。他仍然不断地获得极高的荣誉。1987年9月11日，受联邦总统的委托，联邦州政府总理约翰尼斯·莱奥授予他一个奖章，一般情况下该奖章只授予一些国家首脑：联邦功勋大十字勋章。他获得这一勋章是因为他为德国东方政策做出了贡献。
这个消息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恰在这一天，我收到了贝贝的第一封拒绝信，他在信中拒绝帮助我写这本书，关于拒绝的理由他是这样说的：“您比我自己更注重我在公众中的形象，在这本描写我个人和生活的书中，您把我描写得似乎很重要，这有悖于我的看法。……”但我在这点上与他看法不一致，我不同意他的自我评价。我希望，他会原谅我。他原来也是另一种看法。50年代有一位记者问他，他在克虏伯康采恩领导层中的新位置是否把他击溃了，他回答说：“没有。幸运的是，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总是觉得自己比实际的自己要强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