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联邦总理会来的。”1963年，赫鲁晓夫对贝托尔特·拜茨说，“他要加强我们两国的合作”。是阿登纳吗？赫鲁晓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可能是他的继任。他的继任现在来了，他叫威利·勃兰特。这位总理决定利用贝托尔特·
拜茨与莫斯科之间的友好关系。两个人相互关系很好。克虏伯危机发生之后，拜茨经历了消沉阶段，此间他加强了与东方政策政治家的联系。甚至有谣言，总理有意委任他担任首任联邦德国驻波兰大使，这个谣言贝贝没有否认。
但1970年中期，拜茨的精力又全部用到了克虏伯康采恩。尽管如此，他仍然可以继续担任他的业余外交官，他受到人们的承认，也不再受到冷嘲热讽。1970年，联邦总理威利·勃兰特请他陪同科技部长罗星科前往莫斯科，他感到十分满意。一方面，他在确定基金会理事会成员人选方面的政策是睿智的，它已经获得了第一笔红利。(我们知道，他已经将罗星科弄进理事会了)，另一方面，他从内心深处享受他的胜利。“这件事是很特别的”他思虑重重地说：“因为我的东方关系，一位总理宣布我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另一个总理派我去俄罗斯。”在威利·勃兰特的联邦德国，东方政策变得可以登大雅之堂了。拜茨到易北河那边进行的旅行比任何一个西方经济界人士都多，他比大多数政治家都更了解那些国家领导和经济要人。而现在，这些政治家要谋求他们之间关系的改善。时间在为拜茨效劳，他充分利用了它。带着新的自信，他于9月份接受了《资本》杂志记者的采访：
《资本》：“拜茨先生，俄国人把德一苏条约不仅仅理解为有关放弃武力的政治协定。他们的意图还在于，加强与联邦德国的贸易关系，扩大科学技术联系，您认为，这给经济带来什么机遇？”拜茨：“您说错了。我认为，俄国人的目标是要加强经济关系，所以他们签署了条约。经济是占第一位的。”《资本》：“您有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对俄国人来说，经济利益是优先考虑的？”拜茨：“早在1963年我在莫斯科时，一切都以经济为目标。在与赫鲁晓夫进行的长时间会谈中，他一再说的话是：我们苏联与联邦德国有什么样的技术与经济合作可能性？有时，我有一个感觉，俄国人认为，我们德国人发现了猿猴。”有关已经计划好、但没有成功的共同项目，《资本》问：“从原则上讲，是不是首先是西方政治家拒绝与共产主义者一起建设那样的共同合作项目呢？”拜茨：“大部分政治家不了解东方发展经历的过程。虽然康拉德·阿登纳对经济联系感兴趣，施罗德也支持这些想法。但在艾哈德那里一切又都睡着了。比如，直到今天，基民盟成员才去波兰，对那里有了新的认识。那时候他们制定东方政策，但并不了解东方国家。现在，威利·勃兰特政府终于推行了新东方政策，这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带着很大的勇气。我相信，要与俄国进行经济合作，两个政府对这个想法都很认真。”贝贝很激烈地为提高德国向东方国家的出口做辨护。关于此，《资本》问：“如果扩大德国与东方的贸易，也许德国出口的五分之一是出口到东方的，但那些西方国家对德国人的反感就又要醒了。”拜茨：“当然，我们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的竞争对手是不会为此感到特别兴奋的。”《资本》：“在德国会有人担心，我们会在经济上依赖俄国人，幸福和痛苦全听凭他们的摆布。”拜茨：“只有外行才会害怕这些，因为，俄国人同样也依赖我们。我们大家都相互依赖。德国钢铁所需的矿石有95％是进口的，而炼油厂的石油则几乎100％。如果我们有类似的忧虑，那么我们就不能与离我们很远的国家签定原料供贷合同，那些国家中的政治形势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人们只是说：俄国人！他们突然关上了水龙头’。这样的坏事情人们不会放在其他国家的人头上，例如阿尔巴尼亚入、突尼斯人、巴西人等。只有俄国人被人抹得黑黑的。”令人惊奇的是，贝贝收到了一封特快专递，是来自莫斯科的私人邀请函，他很乐意在明年的6月践邀。在一群含金量高的德国经济巨头的簇拥下，他在莫斯科进行了几天的长时间会谈。在这个代表团里，有他的女婿彼德·亨勒，拜茨最喜欢的银行家庞托，他的好友马科斯·格伦帝希。德国经济代表团最后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国务总理科希金的接待，圆满结束了它的莫斯科之行。真真切切，拜茨又回来了。这在国际上也不能忽视。
波兰对拜茨来讲，由于他在战争中的经历，不仅有着很大的商业意义，而且也具有纯私人的意义，是一件由衷的大事。在这里，在他独立作战十几年之后也获得了巨大的个人胜利。1971年12月，威利·勃兰特前往华沙时，贝托尔特·拜茨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陪同他一起去。于是，他成了一次历史性时刻的见证人。
德国与波兰关系因为这次访问得到大力缓和。波兰政府邀请联邦德国总理去华沙，这是第一次轰动。一个承认了奥得一尼斯河边界的联邦总理要前往波兰，这是第二次轰动。他们签定了华沙条约，这是第三次轰动。但威利·勃兰特使所有这些都暗然失色。当他来到华沙盖拓纳粹屠杀犹太人纪念碑前时，他的前面是花圈，后面是华沙和德国代表团成员。当他站在纪念碑前时，他非常缓慢地屈膝，他跪在地上为死者哀悼。他的周围一片寂静。
此次下跪事件在公众中激发出强烈的情感，10年以后，当密特朗与科尔手握手共同为二战中死难的人哀悼时，也引起了同样的情感。只有这两次才能相比。这两种情况下，公众的反应都同样的强烈，而且矛盾。所有有关国家的公开和私下的反应中既有由衷的同意，又有歇斯底里的憎恨和报复心理的爆发。贝托尔特·拜茨对那些针对威利·勃兰特的威胁非常认真：“现在很危险，现在会有疯子从极右阵营中跑出来。勃兰特必须特别当心。”又过了5年，一位波兰共产党领导才能对联邦德国进行首次访问。贝托尔特·拜茨又是开路人之一。他坚信一句源自古典名言的选举口号：“红旗跟着贸易飘”，他不辞辛苦，不怕浪费时间，继续他的波兰之行，并将他与波兰的私人关系变成克虏伯康采恩的好生意。现在，1976年中，一个大项目已经可以签字了。党主席爱德华·吉莱科在他旅行结束后，应该把这个项目带回去。一个价值260多亿马克的大项目要在波兰投产，这个项目要从气化的硬煤中提炼出化学产品。克虏伯康采恩将和赫希斯特公司一起向这个项目提供核心设备。这位成功的推动者和招揽生意专家贝托尔特·拜茨谦虚地说：“波兰人把这些仅看作是更紧密合作的开端。”做这次生意不应该发生财政困难或者流动资金问题。
德意志银行提供了优惠贷款，联邦政府使他们轻而易举地做了这个决定。政府通过赫尔姆斯担保，为20亿马克提供了保险。克虏伯公司信贷银行的银行家庞托和贝贝可以满意了。
凡涉及到波兰，贝托尔特·拜茨就不能只往一个方向想。尽管生意对他那么重要，但生意并不占第一位。在波兰，人们对他毫无偏见。他多方面利用他的许多关系和招待会，以完成其主要任务：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的和解。
1979年，位于科拉考的波兰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与位于波鸿的德国战后第一所大学，建立了第一个波德友好大学关系，这样两国在相互理解与和解的坎坷不平的路上又迈进了一步。而为促成这个伙伴关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就是他。
他因为他的贡献而受到了高度评价。1988年，他获得了波兰友好大学科拉考亚格罗尼大学颁发的最高荣誉：“门仁梯布斯”奖章，他是获得这一殊荣的第一个外国人。波兰国家也使他锦上添花，他们授予贝托尔特·拜茨“波兰人民共和国贡献奖章克曼多里亚”。在贝贝的奖章和荣誉证明中，这两个荣誉奖章都占有重要地位，他们象征着波兰对一个人的感谢，这个人不仅在战争中挽救了许多波兰人的生命，而且还在战后不懈地为波兰与德国的和解而努力。
拜茨在这一领域获得了无限的成功。而从长远来看，在争取做好的和利润丰厚的生意方面，他的成果要小些。
波兰是而且仍然是高债务国，它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少。波兰的贸易伙伴越来越明显地提出，要进行补偿贸易，而克虏伯康采恩从来都没有觉着自己有能力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一希望。克虏伯应该提供波兰需要的东西，波兰想要支付他们得到的商品。问题是，用什么支付？用半成品、火鸡和黄油，用所有的东西，就是不能用钱。因为政府不能支付所有向波兰的出口商品，于是就产生了一种不令人愉快的局面。
拜茨这样激烈地描述：“东方贸易类似于石器时代的物物交换：后腿换骨头，骨头换皮，皮换石斧。”贝贝知道得很清楚，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于是，他与德国整个工业界一样，开始寻找新的市场，新的机会。他与其他人一起踏上寻找之路，他找到了，比其他人稍早一些。在中东地区，一千零一夜中的国王所统治的国家，在赖沙·帕莱维斯和他的王后珐拉·蒂巴的宫殿中，拜茨找到了新的市场和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