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克虏伯，就有了关于克虏伯的文学；
这些书或讲述克虏伯公司、克虏伯家族和公司所有者；或讲述德国的权贵们，在这个国家中克虏伯是个经济巨人，甚至连权贵们也不能忽视他的存在。
在战后几年中，克虏伯题材的文章、书籍和著述潮水般涌现出来，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大部分著述可以分为两大类：克虏伯憎恨者和克虏伯崇敬者，这是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他们一个认为克虏伯是带有瑕疵的天使，另一个认为克虏伯是稍有人味的魔鬼。几乎没有一部著作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或者怨恨。特别是那些写最近一段历史的书，那些描写阿尔弗里德·克虏伯、他的康采恩和贝托尔特·拜茨的作者，更是如此。
对我的这本书也不能要求它完全客观。尽管如此，我不希望这本书只是在长长的克虏伯出版物名单中又增加了一本。我努力要写成一本客观的书。凡在作者眼里透明的、没有隐瞒的内容，书中都得到了诚实的描述。这本书书写的角度也是新颖的。
之所以正好在这个时候写这本书，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1987年底，我随便打开一张报纸，克虏伯的名字就跳进我的眼帘，一般都不太光彩，文字中透露出批评和埋怨，“莱茵浩森”就是格言，这格言象一条红线贯穿所有的文章：莱茵浩森的克虏伯冶炼厂计划要关闭，克虏伯公司董事会和企业工会委员会的行动和反应，克虏伯人和工会的抗议，相关与不相关的人对这件事的关心。所有这些都使人们不禁要问：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克虏伯这个如此大的康采恩如何运作？这件事情有什么危险？
这危险对鲁尔区这样的工业区又会意味着什么？
以钢铁产品为导向的康采恩政策今天是否还有前途？在我们今天的经济生活中，政治家、雇主和雇员应怎样相处？对历来有社会福利传统的克虏伯公司来说，最后这个问题尤为重要。
我试图将产生这些问题的背景描述出来，但我并没有总在努力去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本书无论如何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我所讲述的主要是两个人的历史，他们曾经，或者的确拥有权力，并且行使权力。我讲述，他们是如何对付各种局面的。我本人对这段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
通过讲述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和贝托尔特·拜茨的故事，我在努力描写我自己家族的一段历史，凡有关克虏伯和二战以后的历史，就无法将我本人与他们分开。尽管克虏伯这个姓氏绝后了，但克虏伯这个家族尚在。作为阿尔弗里德·克虏伯最小的妹妹瓦尔特劳特的长女，我本人也是这个家族的一部分。本来，我家这一支与克虏伯康采恩没有一点关系，但是，我却亲身经历了克虏伯家族的许多历史。
而凡了解克虏伯公司的人都知道，克虏伯公司与克虏伯家族，特别是与我舅舅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的历史是如何紧密地相联的。
我是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的外甥女，属于战后年轻的一代，没有经历过第三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与我的前辈相比，我会相对客观、不带感情地去看待一些问题。尽管如此，我不能保证完全客观。因为，对自己家族史的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我的家庭中，它肯定会影响我的看法，或者迷惑我的双眼。所以在追求忠实历史的同时，这本书也深受我个人观点的影响，离我所处的历史越近，这种影响就越重。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必完全依赖于文件和历史记载，而且，还可以将家庭所保存的材料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进去。最重要的是，我与书中两位主角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和贝托尔特·
拜茨进行过谈话。与我的舅舅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的谈话我可以一点一点地回忆起来，但与贝托尔特·拜茨的谈话确实经过一番努力才成行的。因为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完全来自于我，把这一点说清楚，对我来说很重要。贝托尔特·拜茨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做法。直到他认识到他无法阻止这本书以后，他才肯与我进行交谈。他强调，他本人没有参与这本书的写作，对描写他的那一部分也不负责任。
尽管如此，我想借此机会向贝托尔特·拜茨表示感谢，感谢他最终还是同意与我谈话。正因为他一开始拒绝了我的计划，我才更加重视与他的谈话。尽管我们的谈话没有总是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但我所经历的确实非常引人入胜，就这一点我非常感谢他。在很多问题上我与“贝贝”观点不同，家里和公司里都这样称呼他，毫无不敬之意。这一点我丝毫不想隐瞒。因此可以这么说，这本书不仅有作者兼历史学家的观点，同时也打上了一个认为与之相关的人的烙印。
但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这个原因本身也深藏着一段历史：一部手稿的历史。
七十年代末，贝托尔特·拜茨曾委托历史学家高勒·曼，写一本关于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生平的书。这就涉及到德国1907至1967年的这段历史，从威廉二世皇帝到魏玛共和国，从第三帝国到联邦德国，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经济危机和两次经济繁荣时期，德国经济的衰退和复苏。这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历史，高勒·曼本来想以一个经历这段历史的人为例来描写德国的历史，这个人就是阿尔弗里德·克虏伯。
但这个手稿从来没有发表过，其中原因我以后再做介绍。
因为我本人非常重视这个手稿，所以我非常感谢高勒·曼和贝托尔特·拜茨，允许我至少将手稿的一部分摘录发表。我的感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至少高勒·曼的一部分文章可以完成其本来的目标，即发表，并最终让克虏伯家族之外的读者看到；另一方面，在描述那段我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时，我总可以参考高勒·曼的作品，而且不用怀疑他的客观性。而我自己从来不怕承认自己有偏见，除了高勒·曼手稿中所涉及的第三帝国的历史。这是无法避免的，虽然我力求客观和正确的判断，特别是对贝托尔特·拜茨的看法，克虏伯家族后来与他很难相处。克虏伯这个名字，不仅在我心中，而且在那些与之间接相关的人心中，都能掀起感情波澜。
这本书手稿刚一写完，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和贝托尔特·拜茨这两个名字就成了报刊杂志的醒目标题，象原来一样，或褒或贬。与此同时，人们又可以在同样的报刊杂志上读到更多关于克虏伯的文章。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出现在经济专栏中，而是出现在副刊中，关于在威拉山庄举办的最新展览“布拉格1600”。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和贝托尔特·
拜茨两个名字总会是好的标题和好消息，这一点是不会很快发生变化的。
阿罗尔森，1988年7月戴安娜·玛利亚·弗里茨
